辛弃疾是南宋政坛上一位具有壮怀伟志的豪杰，也是当时词坛上一位“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刘克庄《辛稼轩集序》）的泰斗。在“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的历史时期，他和陆游同时唱出了民族的心声，辛词和陆诗同为南宋诗词中的双璧。在词的发展史上，辛词又与苏词前后辉映，他在苏轼“一洗绮罗香泽之态”的基础上，以其纵横不世之才进一步开拓词的疆域，使题材更为广阔丰富，使词境更为雄豪恢张。就词风的某些相近而言“虽苏、辛并称”，就其词的总体成就来说“辛实胜苏”（纳兰成德《渌水亭杂识》）。
就其所抒写的情感内容看，辛词和陆诗一样唱出了民族的心声，恢复中原、统一祖国是辛弃疾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寄，也是辛词所抒写的重心，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献给了民族的救亡图存，《稼轩词》正是在这一点上凝聚了民族的精神和时代的走向；就其词的艺术成就看，辛词又与苏词前后辉映。辛词既具有气吞千古的宏放气度，又不失含蓄委婉的细腻情怀，因而兼具豪放雄深与委曲蕴藉之长。
“辛派词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辛弃疾的影响，词风以雄健粗犷为其主要特色，可惜这派词人只注意到了辛词雄健与力度的一面，而忽视了辛词中盘旋郁结、曲折婉转的另一面，有时从粗犷滑向了粗率，从慷慨滑向了叫嚣。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宋高宗绍兴十年他出生在济南历城，其时故乡已沦陷十多年了。祖父辛赞虽因人口众多未能脱身南下，后来不得不仕于金，但无时不怀念故国，经常带着孙子“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盼望将来有一天能“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辛弃疾《美芹十论》札子）。长辈的教育在他幼小的心田播下了爱国的种子，而在沦陷区身受和目睹的民族压迫更激起了他爱国的激情。他二十一岁时就组织过一支抗金义军，不久，又率众参加由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之职。耿京接受他投归南宋的建议，当他与贾瑞渡江接洽南投事宜时，耿京被汉奸张安国杀害。辛在北返途中听到这一不幸消息，马上率五十多人袭入金营，把正与金人庆功狂饮的张安国缚回建康。他的忠义勇敢和豪气胆略，使得昏懦的宋高宗“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更使南北的抗金志士感到鼓舞。
南归的最初几年他不顾自己沉沦下僚的处境，不断向朝廷献计献策，在《美芹十论》和《九议》中，他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对恢复中原的大业做了切实的筹划，表现出了一个战略家的眼光。他的胆略、才干和见识虽然逐渐为上层所认识，但朝廷既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也没有让他着手统一大业，而是利用他的军事政治才能来镇压农民起义，来应付各地出现的棘手难题。从乾道八年（1172）起，他先后做过滁州太守、江西提点刑狱、荆湖北路安抚使、湖北和湖南转运副使、湖南和江西安抚使，在地方任内既表现了他热爱祖国和同情人民的品质，也显露了有胆有识的治国之才。他在湖南创建的飞虎军，在后来国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江西任安抚使时当地大饥，他拿出官家的公钱和银器，并向官僚、富商借钱去外地购粮赈饥。他一边为朝廷镇压茶民和农民暴动，一边又为被镇压的人民请命：“民者国之根本”，他们是被那些“贪浊之吏迫使为盗”的，惩治贪官污吏才是“弥盗之术”，绝不能“恃其有平盗之兵”（《论盗贼札子》）。由于他在任上“吏有贪浊”时不畏强暴，触犯了许多地方豪强的利益，更由于他矢志不渝的抗金决心，招来了朝中议和派的敌视，他在南渡后的四十五年中，多次遭到政敌弹劾和谗毁，前后放弃于林泉达二十年之久。
辛弃疾第一次削职后退居江西上饶的带湖，以为“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宋史》本传），便将带湖新居名为稼轩，并自号稼轩居士。第二次罢官迁居铅山县的瓢泉。一位足以起敝振衰的栋梁之材，一位有能力在“正分裂”的时候“补天裂”的豪杰（辛弃疾《贺新郎》），从四十二岁起就被迫退隐，这不只是无情的命运在捉弄他，也不只是他个人的不幸，而是时代和民族的悲剧。退隐期间他摆弄《庄子》，亲近陶潜，徜徉山水，啸傲林泉，可在这貌似潇洒旷达的外表下，不知潜藏多少痛苦和悲哀，作于晚年的《鹧鸪天》就是他辛酸的自嘲：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䩮，汉箭朝飞金仆姑。
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宁宗嘉泰三年（1203）韩侂胄专政，想通过对金用兵巩固自己的地位，延引一些主张抗金名人以邀时誉，这才想到了被废弃多年的辛弃疾，六十四岁的词人又一度出任浙东安抚使、镇江知府。他在镇江时侦察敌情、训练士卒，为北伐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但工作刚刚开始，他又丢了官。开禧二年（1206）韩侂胄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用兵，结果丧师辱国。兵败的第二年，六十八岁的词人带着未能实现的壮志，带着不曾施展的治国才能，在铅山抱恨告别了人世。他未能完成自己统一祖国的大业，于是就把自己的宏愿、雄心、豪气，以及幽愤、抑郁、惋伤，一一在词中宣泄出来，走完了从抗金志士到词坛大家的人生历程，这倒真是“国家不幸诗家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