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体、晚唐体、西昆体的诗人都忙着步趋中晚唐诗人的后尘，没有显露出自己的时代特征，待欧阳修登上诗坛后才自拔于流俗，团结一大批优秀诗人进行诗歌革新，赋予宋诗以不同于“唐音”的独特风貌，我国诗歌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水）人。出身于一个小官吏家庭，四岁丧父，母用荻梗代笔在沙地上教其学书，少年的孤贫生活和母亲严格的教育为他后来的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十几岁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邻家的破筐里发现了韩愈文集，便如获至宝似的借回家研读揣摩。天圣八年（1030）举进士，次年到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当时的留守是西昆诗派代表之一钱惟演。在那儿他结识了一批富于才华的文学青年，如梅尧臣、尹洙等，他们在一起以诗相唱和，并写古文来议论时事，开始了影响深远的北宋诗文革新。
在施行庆历新政期间，他始终支持范仲淹改革弊政。新政失败后贬知滁州，三年后移知扬州、颍州。至和元年（1054）回京拜翰林学士，嘉祐二年（1057）知礼部贡举，他利用这一机会以新的文风作为考生文章的取舍标准，录取了像曾巩、苏轼、苏辙这些后来的文坛诗坛巨擘。他通过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实践，团结了一大批诗人、散文家，成功地完成了北宋的诗文革新。他不仅是北宋前期的文坛盟主，也是有宋第一个在诗、文、词各方面都卓有成就的作家。
就其诗歌创作而论，他遏阻了西昆体以声病对偶雕刻联缀是务的逆流，要求用诗来传达时代的心声，认为“美善刺恶”（《诗本义·本末论》）是写诗的目的之一，同时，诗于社会既能“道其风土性情”（《书梅圣俞稿后》），于个人又必须能曲传细微复杂的生活体验，他特别激赏韩愈能用诗“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的本领（《六一诗话》），也十分称道梅尧臣“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书梅圣俞稿后》）的功夫。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了自己的诗歌理论：逼真地反映现实生活，细腻地抒发个人情怀。
前者如《食糟民》《边户》等，一针见血地揭示造成人民苦难的根源：要么是最高统治者懦弱无能，对外屈膝求和导致对内加倍盘剥，如《边户》所说的“自从澶州盟，南北结欢娱。虽云免战斗，两地供赋租”；要么是各层吸血鬼贪婪榨取，如《食糟民》所说的“田家种糯官酿酒，榷利秋毫升与斗”。这种反映既不像杜甫与人民的苦难息息相关，也不像白居易那样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向天子如实报告下情，而是将自己置于当政者一方，在人民的苦难面前进行自责与反省。所以他的感情不像杜甫那样一腔热肠，也不像白居易那般满腔愤慨，而是掺杂着愧疚与怜悯，全诗总是伴随着反躬自问式的议论。
欧阳修大部分诗作是抒写个人对官场和日常生活的情感体验，包括对仕途沉浮的痛苦与超脱、对诸如茶酒饮食的品评、对古玩器具的鉴赏等等，它们更直接地表现了诗人的个性、气质、趣味、追求和人生态度。如《啼鸟》通过“花深叶暗耀朝日，日暖众鸟皆嘤鸣”时节各种鸟声的描写，抒发贬谪后的无奈心情与旷达态度；《菱溪大石》通过对“南轩旁列千万峰，曾未有此奇嶙峋”的描绘，抒写自己不同流俗的磊落胸襟；《尝新茶呈圣俞》通过描写“停匙侧盏试水路，拭目向空看乳花”的品茗细节，展示自己平易近人的生活情趣；《丰乐亭游春三首》通过“鸟歌花舞太守醉，明日酒醒春已归”的铺叙，表现自己对人生的热爱、对自然的留恋和与民同乐的喜悦；《别滁》表现了滁州的人情与风物，也流露了诗人宽厚豁达的品性：
花光浓烂柳轻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
在他抒写个人情怀的诗篇中，他自己最为得意同时也最为人传诵的大概要数《戏答元珍》了：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诗写于贬谪峡州夷陵令的时候，清新秀美的诗风在当时一新人的耳目，情感苦闷却能归于坦然，语言工巧而不失其流动，很能代表他的艺术个性。
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说：“学欧公作诗，全在用古文章法。”这里的“古文章法”主要指结构剪裁，如《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啼鸟》《食糟民》等等，尽管其中有的诗其笔致的跳荡奔放似李白，但其脉络的连贯和结构的紧凑都近古文。以古文章法入诗是他诗歌散文化的表现之一。
他诗歌的散文化还表现为以议论入诗。《和王介甫明妃曲二首》都融入了大量的议论：
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谁将汉女嫁胡儿，风沙无情貌如玉。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汉宫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纤纤女手生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
——其一
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狂风日暮起，飘泊落谁家。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
——其二
第一首几乎全是以议代叙，纵横辩博的议论中贯注着跌宕腾挪的诗情，使诗篇别具佳趣，如“谁将汉女嫁胡儿，风沙无情面如玉。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四句，既是议论也是叙事，这种手法是典型的“亦叙亦议”。“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四句，前二句叙多于议，后二句则议多于叙。第二首的议论由小见大，如“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议论精警而又感叹多情。“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等，有的议论成为升华全诗主题的警策，可惜有些观念略嫌陈腐。他的绝句《画眉鸟》其意不在描绘鸟形或鸟声，而是通过它在林中自在啼叫来表达诗人对自由的渴望：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他诗歌的散文化也表现在诗歌语言的句法上。句法的散文化在他的古体诗中容易被人发现，如“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和王介甫明妃曲二首其一》），“上不能宽国之利，下不能饱民之饥”（《食糟民》），又如“吾嗟人愚不见天地造化之初难”（《吴学士石屏歌》），在他的近体诗中则往往被忽略。唐代近体诗一般省略了虚词，意象高度浓缩密集，正常语序遭到破坏，诗歌的脉络隐而不明，呈现给读者的是平行叠加的意象，诗人的思想情感一如严羽所言：“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欧阳修的近体诗重又召回被唐代诗人放逐了的虚词，如“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戏答元珍》），“楚人自古登临恨，暂到愁肠已九回”“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黄溪夜泊》）。虚词是散文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虚词入诗便让诗歌的意象变得疏朗，诗的脉络也因而变得通畅，诗句也像散文一般流畅自然。诗人对“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二句十分自负，说“若无下句，则上句不见佳处，并读之，便觉精神顿出”（《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由于这两句打破了唐诗一句一义或一句数义的惯例，像散文一样两句一义，前因后果，只有“并读之”才能见到妙处。
以古文章法、散文句法和议论入诗，使欧阳修的诗风平易畅达，体势自由流动，所以清人贺裳认为“宋之诗文至庐陵始一大变”（《载酒园诗话》）。欧阳修为宋诗的发展开辟了新路，但过多议论和散文化的引入，诗的脉络固然显豁了，可诗意也因而直露了，诗的意象固然疏朗了，可诗味也随之稀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