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书生，做官后就拚命享乐，好把当年十年寒窗的辛苦补回来，连动笔修史时也要美女持烛侍酒的宋祁，在其兄长劝他不要过于奢侈时，就说：“我们当年吃咸菜稀粥，为了什么啊？不就是为了今天的享受吗？”而范仲淹却并不这样。
他的刚正在此次便开始显现。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向朝廷上疏万言的《上执政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宰相王曾对万言书极为赞赏，时晏殊在枢府，王曾便极力推举范仲淹，晏殊遂面圣陈述范仲淹既往政绩。十二月，仁宗征召范仲淹入京，任为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
他屡次上书，直谏最高统治者。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十九岁，章献太后（宋真宗章献皇后）依然主持朝政。冬至，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范仲淹认为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就上疏仁宗说：“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若与百官朝拜太后，有损皇上威严”，谏言仁宗放弃朝拜事宜。上疏奏报内廷，没有获得答复。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仁宗。奏书入宫，再次石沉大海。
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大惊失色，批评他过于轻率，不仅有碍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范仲淹据理力争，并回写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详述自己做法的缘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范仲淹当时只是个小小的秘阁校理，负责在皇家图书馆抄抄写写的活儿，居然敢上书让太后还政。好在他遇上的不是武则天，想一想真让人汗流浃背。如果范仲淹此时就被诛杀，也就不会有《岳阳楼记》了，我们今天只能在史书上看到这样寥寥几字：“天圣七年，秘阁校理范仲淹上表忤章献太后，下狱死”。
尽管没杀头，他还是被贬出京，在地方沉寂了三年。范仲淹虽“处江湖之远”，却依然不改忧国忧民本色，在此期间，他也多次上疏议政。朝廷欲兴建太一宫和洪福院，范仲淹认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建议停工；在吏治方面，范仲淹针主张削减郡县，精简官吏，并多次上书陈述中央直接降敕授官的危害，认为“不是太平治世的政策”；又建议朝廷不可罢免职田，认为“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复浊，何以致化”。范仲淹的这些上疏虽未被朝廷采纳，但其一片忠心打动了仁宗。
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驾崩，仁宗亲政，召范仲淹入京，拜为右司谏。时群臣多议太后垂帘时为政之失，范仲淹却认为太后虽秉政多年，但亦有养护仁宗之功，建议朝廷掩饰太后过失，成全其美德。仁宗采纳，诏令朝廷内外不得擅自议论太后之事。
仁宗因刘太后新亡，欲立杨太妃（宋真宗章惠皇后）为皇太后，参与军国大事。范仲淹认为频立太后，有皇帝不能亲政之嫌。仁宗采纳，罢黜太后册名，但称谓不改。
七月，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江淮和京东一带灾情尤其严重。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朝廷派人视察灾情，仁宗不予理会。范仲淹便质问仁宗：“如果宫中停食半日，陛下该当如何?”仁宗幡然醒悟，派范仲淹安抚灾民。范仲淹应诏赈灾，开仓济民，并将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以警示六宫贵戚戒除骄奢之风。
此后，范仲淹继续挺身而出，力谏仁宗。这就是伏阁请对。
明道二年（1033年）冬，郭皇后误伤仁宗，宰相吕夷简因与皇后有隙，遂协同内侍阎文应、范讽等人，力主废后。消息传出，群臣议论纷纷，都认为废后不合适，范仲淹也向皇帝进言。因吕夷简事先令有司不得接受台谏章疏，疏入内廷，不得奏。
范仲淹遂率中丞孔道辅、侍御史蒋堂、段少连等十余人跪伏垂拱殿外，请求召见，仁宗不见，派吕夷简出来解释。范仲淹等与之当庭辩论，吕夷简理屈词穷，无以为对。
第二天，范仲淹与众人商议，打算早朝之后，将百官留下，再次与宰相谏争。一行人刚走到待漏院，朝廷诏书下达，外放范仲淹为睦州知州，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河阳签判富弼上书仁宗，建议诏还范仲淹入京，以开言路，未得批复。
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州，辟所居南园之地，兴建郡学。时苏州发生水灾，范仲淹命令民众疏通五条河渠，兴修水利，导引太湖水流入大海。次年，因治水有功，范仲淹被调回京师，判国子监，很快又转升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开封府“肃然称治”，时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并指责宰相结党营私。劝说皇帝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这不啻于捅了官场的“马蜂窝”，宰相的大批党羽疯狂反噬，诬蔑范仲淹离间君臣，吕夷简反讥范仲淹迂腐，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因言辞激烈，遂被罢黜，改知饶州。侍御史韩渎曲意迎合，列写范仲淹同党的姓名，奏请仁宗在朝廷张榜公示。
范吕之争，牵连甚广。秘书丞余靖上书请求修改诏命；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讼和范仲淹是师友关系，愿一起降官贬黜；馆阁校勘欧阳修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蔡襄亦作《四贤一不肖》诗，攻击高若讷，皆牵连遭贬。朝臣畏惧宰相势力，莫敢置言。范仲淹被贬出京，竟无人敢送别，只有独龙图阁直学士李紘、集贤校理王质出郊饯行。
景祐四年（1037年），吕夷简被免除宰相之职，士大夫们接连不断地替范仲淹辩白，双方互相辩驳，朋党争论四起。仁宗诏宰相张士逊问计，下诏禁止互结朋党。因范仲淹多次因谏被贬谪，梅尧臣作文《灵乌赋》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范仲淹回作《灵乌赋》，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
据说，范仲淹第一次被贬出京，朋友们安慰他说：“范君此行，极为光耀”；第二次被贬，朋友又说：“范君此行，愈为光耀”；第三次则说：“范君此行，尤为光耀”！范仲淹听了苦笑道：“仲淹前后三光矣”。这就是范仲淹“三黜三光”的故事。所以也有人称范仲淹为“三光大臣”，不过这个名字不太好听。
范仲淹的行为，有人恶毒地攻击道：“非忠非直，但好奇邀名而已”。用时下的表达方式，就是说范仲淹不是为了坚持忠义，只是为了哗众取宠，炒作自己罢了。
范仲淹这样的做法，在精通官场哲学的人看来，简直是愚不可及。宋代官员的侍遇异常优厚，一品官月领禄米150石，钱12万文，算起来至少合现在一个月6万多的工资，而且还有公用钱（相当于现在的招待费）使用，官职高的，公用钱可高达两万贯。宋代还在风景名胜之地修建了“干休所”，让高官们免费疗养，这些都是公开的享受，其他的灰色收入更不必说。所以，在宋代当官，过上花天酒地的生活是没问题的。同为仁宗年间进士的王珪，才略远不及范仲淹，但后来竟熬到了宰相之位。这人“好”就“好”在不惹事，不“折腾”，毫无主见。史书中讥为只知“取圣旨”、“领圣旨”、“得圣旨”的“三旨相公”。如果范仲淹稍稍收敛一点锋芒，以他的才干，坐上百官之首的相位也并非难事。但是，这不符合砥砺名节、惟道为行的范公性格！
范仲淹并不傻，他知道直言进谏的后果，他自己写过：“臣非不知，逆龙鳞者，掇齑粉之患；忤天威者，负雷霆之诛”。然而，明知进谏有粉身碎骨的危险，他却毫不退缩，一次次的“惹事生非”，在后人看来岂不是太不明智了？
范仲淹早就料到后人会这样想，所以他在诗中写道：“岂独世所非，千载成迂阔”，意思是不仅当世人看不惯我的做法，千年后的人也会笑我迂腐！但多几个范仲淹这样的人，是社稷之福，也是苍生之福！
治国重在治吏，范仲淹后来任枢密副使（副宰相）时，曾将一些无德无能、尸位素餐的庸官贪官尽数罢职。同事富弼看范仲淹大笔一挥，勾掉一大片官员的名字，觉得下手太“狠”，就劝道：“你这轻轻一勾，可就让这个官一大家子人哭天喊地啊！”范仲淹说，罢了这样的官，只是一家哭，而如果不罢他，一州（宋代称为路）的百姓可都要哭啊。
然而，范仲淹却并非是那种铁石心肠、草管人命的酷吏。起义军张海过高邮境内，当地长官晁仲约见抵挡不住，就令百姓献牛肉美酒，张海心下喜欢，就没有杀掠人民。这件事朝庭得知，富弼等建议按通匪罪斩杀晁仲约。而范仲淹却坚决反对，他说：“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事，奈何轻败坏！他日主上手滑，吾辈亦未敢自保也”。
由此可见，范仲淹内心是仁慈的，他心有大爱，关心百姓的疾苦，尊重生命的价值。
范仲淹给自己的儿子起名为纯仁、纯粹、纯礼，其实正代表了他一生所奉行的品格。而他写给汉代高士严光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几句赞语，我们用在他自己身上，又是何等的恰当！范仲淹这种光风霁月的胸怀，令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