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郑谷的水平这么高，其科举之路却很不顺利。他年方弱冠就开始考进士，拼了十六年还是一无所获。唐代几乎每年都开进士科，每次录取二三十人，这十六年来至少有三百人登科。以郑谷的卓绝才华，再加上父亲是中层官员这并不寒酸的家世，三百人及第都轮不到他，可见录取之不公，取士已经完全被高层权贵所把持。直到黄巢攻入长安，许多世家大族遭受灭顶之灾，原有的格局被打乱，三十六岁的郑谷才考中进士，而此时距离唐朝的最终覆亡只剩下二十年。盛唐诗人们包括李白、杜甫、王维、王昌龄、高适等人的命运都是被安史之乱改变，而晚唐诗人们的命运则是被黄巢之乱改变。
现在已经接近唐朝的尾声，根据前文这么多诗人参加科举的悲喜剧故事，可以小结一下唐代的进士录取规律了，就是不仅要看考试成绩，更需要有知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名流门下，向他们投上自己的代表作以求得推荐，这个称为“行卷”。行卷确实能使有才华的人提前崭露头角，以免万一在考场马失前蹄被主考官疏忽遗漏。例如王维向玉真公主投的行卷、白居易向顾况投的行卷，都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但这种风气也为提前找枪手弄虚作假、欺世盗名大开了方便之门。而且从吴武陵推荐杜牧的故事中看得出，进士大多是事先内定，里面自然会有很大的权力寻租空间。除非主考官的个人修养非常高，而且将自己的名节看得比眼前利益更重要，否则考场腐败难以避免。即使对于少数难以用利益打动的人，还有很多公关的方法，比如好友的情面、上司的压力、美色的诱惑等。
有的人自以为修养很好，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那是因为从没有经历过权力的考验。20世纪40年代，去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回到南京后，对宋美龄盛赞所看到的那些普通干部的正直、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宋美龄听了，在窗边长时间沉默远眺，最后缓缓说出一句感伤的话：“如果你们告诉我的这些事情都是真的，那么我只能说，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味道。”可悲的是，宋美龄的预言在十年之后就开始应验了。
进士的录取与否，能决定很多人一生的命运。关系如此重大，如果其监督仅仅建立在考官的自我修养、自我改造世界观上，肯定是没有前途的。所以自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投卷之风使得徇私舞弊的现象愈演愈烈，公平指数一路下挫；到了唐末，进士考试的公信力已经荡然无存。此外，这种请托和录取之间的人情往来，已经发展到了朋党勾结的严重地步，晚唐为害四十余年的牛李党争就和科举考试的不公正有诸多关联。
有鉴于此，宋代开始对科举制度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先是采取“糊名制”，即把考卷上的考生姓名和籍贯密封起来。但是糊名之后，熟人之间还是可以认得笔迹，不熟悉的人也可以约定在考卷的特定地方用特定字词来作为记号。所以后来又规定另派人将考生的答卷改变格式抄录一遍，这下考官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字迹、暗号都无从辨认了。制度的改进，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力。这就是从制度设计层面将权力寻租的漏洞堵死，而不是去相信人的自觉性在利益诱惑或压力威逼面前可以永放光芒，去要求考官不要放松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学习改造。这个一千年前宋朝统治者就明白的常识，当代很多权力在手的人还在装糊涂，很多毫无权力的人则是真糊涂。
虽然晚唐朝廷一直宣称当时的科举黑幕只是源于少数官员的堕落，但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是制度的腐败。许多诗人对此发出了强烈的质疑，其中胡曾、罗隐、高蟾等人都有相关诗作流传下来。胡曾在其《下第》诗中讥刺道“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这是抱怨平民通过进士考试成为“新贵”的上升通道已经被顶层权贵完全堵死了。罗隐的《黄河》一诗中则有“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之句。古诗词中的“银汉”常指代朝廷或君主，表面指通天的黄河蜿蜒曲折，实际是嘲讽科举考试中各种见不得人的不正当手段。古人认为黄河从昆仑山发源，“才出昆仑便不清”意即从源头上就是混浊的，矛头竟敢直指最高统治者，罗隐刚直的性格令人肃然起敬，同时也让当政的权贵子弟十分忌恨。两首诗均以讽刺为主，是指向糜烂时事的匕首和投枪，但在艺术性上并非绝佳，这方面最杰出的诗作来自高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