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湖南去世后，其子杜宗武因为家贫而无力按照父亲的遗愿将骸骨迁回洛阳安葬。四十年后，杜甫的孙子杜嗣业依然穷困潦倒，但为了将祖父的灵柩送回洛阳，千里扶柩一路乞讨回乡。杜嗣业在路上遇到了元稹，便请他为杜甫写一篇墓志铭，润笔费自然是没有的，元稹慨然应允。此前由于安史之乱造成的道路阻隔，杜甫后期的精华诗作未能广泛传播，而且当时的流行风气对于杜诗那样沉郁大雅的作品也缺少重视，所以时人虽然已经认为“李杜”是第一流的诗人，但并没有给予杜甫与他成就相当的“超一流”评价。
为了写好这篇免费的墓志铭，敬业的元稹仔细阅读了杜嗣业提供的杜甫诗集，惊讶地发现杜工部后期的作品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发扬到了最高峰，而现实主义正是自己所推崇的风格，这下他算是找到了一面旗帜。于是元稹在墓志铭里感叹“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给予了杜甫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杜工部的“诗圣”地位便是由元稹奠基。杜甫虽然描述自己“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在这一点上他是贾岛的祖师），而伤感“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但元稹的理解和推崇使得他所有的辛苦在身后都慢慢得到了欣赏和认可。
墓志铭一般都会为逝者戴高帽子，要么是因为拿了人家的润笔费，要么是因为想着“人死为大”多说点儿好话。元稹对杜甫的推崇，既不是拿人手短，也不是浮夸溢美，本来是一篇中肯的好文章。可惜他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捧一个人的时候，去踩了另一个人作为对比。写完上面那段赞美杜甫的话以后，元稹接着写道：“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看得我张口结舌：这个，这个，虽然杜甫确实超凡入圣，但总不能说李白连杜甫的边都摸不着吧？
如果元稹踩了李白这个事情还不算大的话，他的死党白居易可能是唯恐天下不乱，两年后给元稹寄了一封信《与元九书》，其中写道：“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
大致翻译一下：世人都说李杜作诗确实算拽了。李白够才！够奇！这方面别人望尘莫及。但论到用《诗经》那种高雅的比兴手法，十首里面连一首都没有（所以在李白不如杜甫这一点上我赞同你）。杜甫写的诗最多，流传下来的就有上千首，在题材贯穿古今、格律尽善尽美方面，比李白还强些。但是其中类似“三吏三别”这种现实主义的诗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切中时弊的佳句，仅占他作品里的三四成而已（他的另外六七成作品不过尔耳）。杜甫尚且如此，何况那些还不如他的诗人？诗道这样崩坏，连李、杜这样的前辈高人都指望不上了，还是等着痛心疾首的本人来不自量力地扶大厦之将倾吧！
如果我们总结白居易的心路历程，会发觉他从青年时起就仰慕李白的才华，比如他凭吊李白墓时曾写道“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随着年纪的增长，对社会的认识逐渐深刻，白居易越来越推崇诗歌讽世的现实功能，并且认为：虽然李白才华横溢，但他的浪漫主义诗歌犯了路线错误，只有回到《诗经》的现实主义风格才是正道；杜甫算是花了一小部分精力走在正道上，大部分诗歌还是不靠谱。其实白居易并非责人严、待己宽，他对自己年轻时代以《长恨歌》为代表的靡靡之音也不满意，说如果将来有人替自己出诗集的话，要将所有于世道人心无补的诗歌统统删去，因为没有保留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