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让我们再说回到白居易。经历了因直言而被贬官的政治教训以后，他的思想变化很大，早期的锐气被逐渐消磨，不再坚持于做一个仗义执言的官员，“世事从今口不言”。他一生为官二十任，领俸四十年，当的大多数都是可以甩开膀子玩儿的闲官。在他担任正三品的高级闲官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时，还为此专门作了《中隐》一诗：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可见白居易终于混到了“钱多事少离家近，数钱数到手抽筋”的人生赢家境界。白居易显然对此状态很满意，还蓄起了家姬，其中最出众的分别是樊素与小蛮。樊素善歌，小蛮善舞，白居易曾作“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来赞美爱姬的楚楚动人，流传下来就成为“樱桃小口”和“小蛮腰”的典故。这样的人生，想想也是醉了。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处于独善其身的中隐状态，但有机会的话依然热情地兼济天下。他七十三岁时还出钱开凿了洛阳龙门潭一带阻碍舟行的险滩，事成后作《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其中一诗云：
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
夜舟过此无倾覆，朝胫从今免苦辛。
十里叱滩变河汉，八寒阴狱化阳春。
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
《新唐书》对白乐天的一生进行了高度的赞扬：“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呜呼，居易其贤哉！”白居易生前诗名传于寰宇，身后影响更是深远。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几乎成为中唐以后文人士大夫的典范。那种开朗豁达、随遇而安的乐天精神，两百余年后在苏轼那里被升华至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