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的孙子李陵，名气之大和他的祖父差不多。他曾率五千步兵深入匈奴之境，纵横大漠，与八万匈奴主力骑兵作战，杀敌万余，战斗力指数高得令人咋舌。后来李陵被敌人重兵围困，在箭尽粮绝、后援无望之时投降，想着有一天再逃回汉朝。这种方式在古代并不少见，比较著名的是东晋将领朱序，他一直坚守襄阳城抵抗前秦，一年后城破被俘，投降并在前秦担任了高官。但朱序身在秦营心在晋，淝水之战时为东晋做内应，把前秦的军力配置偷偷透露给东晋，两军交战时还在前秦阵后乱喊“秦军败了”，导致前秦军队真的大溃败，为东晋取胜立下了汗马功劳。朱序回到东晋后继续在前线抵抗北方外族的侵袭，在历史上绝对是一位正面人物。
但李陵的这一降，在另一些人眼中却属于气节全无。汉武帝刚开始不知道李陵的本意，并未采取激烈手段。后来朝廷中有人诬陷李陵在帮助匈奴练兵，汉武帝听信，便杀光了他的三族，李陵自此也绝了归汉之念。李广祖孙三代军人，都是悲剧人生。大家应该都看过或者至少听过《杨家将演义》，杨业杨老令公被辽国大军围困在两狼山，誓死不降、自杀而亡，但历史上杨业是被俘后绝食而死的。《杨家将演义》的作者故意将情节安排成他头撞李陵碑自杀，就是想用李陵的失节来衬托杨老令公的节烈。
李陵有位朋友上书为他叫屈，被盛怒的汉武帝施以宫刑。刑余之人，心灰意冷，发愤写下了一部伟大的史书，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部巨著名叫《史记》，这位朋友名叫司马迁。因为这复杂的渊源，司马迁下笔时对李广、李陵一家在感情上多少有些偏向。
汉武帝对卫青、霍去病、李广利（汉武帝宠妃李夫人和宠臣李延年的长兄）等外戚一直偏爱倚重是无疑的；太史公对这点不满而对李广一家有同情，以至于存有一点偏向，也是无疑的。李广性格中的缺陷导致他难为大将，比如他在赋闲时有一天日落后晚归，城门守吏按规定没有开门放他进来，他重新出山后就假公济私，把人家杀了，实在过分。汉武帝虽然性格暴烈，但也是阅人无数的一代雄主，对于卫青的沉稳和李广的褊狭，他心里还是有数的。
李陵还有位朋友，出使匈奴时被软禁。李陵被汉武帝灭族之后彻底断了归汉的念头，受匈奴单于之托，亲自去对其劝降，但人家坚决不降，遂被流放到北海苦寒之地牧羊，这位朋友名叫苏武。
汉朝与匈奴和亲后，听说十九年前出使后便一直杳无音讯的苏武还活在人间，就派使节到匈奴要人。匈奴单于耍无赖，两手一摊道：“我这里没这个人啊！不信，你大声叫他名字，看有人答应吗？”汉使得到当年和苏武一起出使的副使密告的详细情况后，便对单于讲：“我家皇帝打猎时射得一雁，足上绑有书信，说苏武正在你们的某某沼泽边牧羊。”单于无可对答，觉得这大概是天意要帮苏武吧，只好让苏武回到汉朝，这便是成语“鸿雁传书”的来历。
苏武回到汉朝时，手中还紧握着那支牧羊十九年也不离手的旄节（古代使臣所持的符节，旄读音同“毛”），尽管上面的毛都掉光了。十九年来，只有这支节杖一直陪伴他，让他牢记自己的身份和使命，是他的精神支柱。在文天祥的《正气歌》里，就有一句颂扬他的“在汉苏武节”。按照人以群分的理论推测，李陵有这样两位朋友，他的人品应该不会太差。顺便说一句，《杨家将演义》里那块李陵碑，所立的位置就是在苏武庙内。
关于为了李陵而埋骨大漠的五千士兵，晚唐诗人陈陶写过一首著名的《陇西行》：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李陵被匈奴重兵包围，眼见再无胜望之后，安排剩下的将士利用夜色掩护，四散突围，自己和副将韩延年带了十余名将士另走一路，吸引了数千敌骑来追，为其他将士争取了逃生的机会。即便如此，五千子弟兵中的绝大部分还是战死在了无定河边的沙场。
末尾两句就像电影蒙太奇的处理：英勇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战士带着射入身体的数支利箭缓缓坠入河中，镜头随着他绝望的瞳孔切换到远在长安的妻子的春闺，安睡的少妇嘴角露出一丝甜蜜的微笑，因她梦见英俊的夫君正扬鞭策马向她奔来。等到她收到丈夫阵亡的驿报时，估计已是数月之后了。诗人对战争的反感、对逝者的惋惜、对未亡人的同情都表达得无比精练而充满震撼力，这是诗歌才拥有的独特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