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来谈一首开悟诗，它的作者洞山良价(807－869)，是曹洞宗的开创人。
在这里先乘便说一下禅宗所谓的“一花五叶”。禅宗五祖弘忍以后，分为南北两宗，北宗神秀、南宗慧能都号称“六祖”。但由于北宗禅衰落，神秀的“六祖”地位就不再被提起了。而慧能以后，也不再有共认的“七祖”。因为南宗禅自中唐以后风行天下，派系众多，已经无法推举出唯一的精神领袖。这样就有了“一花五叶”之说：一花指菩提达摩从印度传来的“如来禅”，“五叶”指慧能以后陆续形成的五大宗派：临济、沩仰、曹洞、云门、法眼。好在佛教是温和的宗教，禅宗各派系之间虽然学理和宗风有所不同，却没有激烈的冲突。不像其他宗教，一旦分裂为不同门派，就有生死存亡之争。
曹洞宗的名称以洞山良价和他的传法弟子曹山本寂二人的名号合成。不说“洞曹”而说“曹洞”，其实没有多大道理，只是从汉语发音来说，后者比较顺口而已。古代人物并称时，总是平声字在前，仄声字在后。禅宗的临济宗、曹洞宗后来传入日本，成为日本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曹洞宗在近世尤为兴盛，号称有近千万信徒。
洞山良价是唐代越州会稽人，他在学佛的过程中参访过多位名师。最后按照沩山灵佑的指示去见云岩昙晟，问“无情说法”（无情之物也能说佛法）之义。辞归时，涉水过河，看到河中的影子，忽然间明白了那一公案的旨意，由此留下开悟诗（载《景德传灯录》卷十五）：
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
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
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
应须恁么会，方得契如如。
禅僧的开悟诗风格各异。像前面说到唐代无名比丘尼的《寻春》和宋代圆悟克勤的艳诗，都是用象征手法，形象性强，诗味比较浓郁。
洞山良价这首诗很朴素，直接阐述道理。作为诗来读难免有些不足，但它的哲理性非常强，值得仔细体会。
开头两句是说：从心外去寻觅真知，寻求“开悟”的路径，结果总是越走越远，真我面目不可复得。这是佛教常说的基本道理。但作为禅宗来说，这种道理不能只是道理，需要一个切身的经验，一个特别的机缘，才能引起内心的震撼，忽然而悟。
关键是在后面。洞山禅师看到河面上反映出自己的影子，影子是我，但我并不是那个影子。因为这个影子完全是依附我而存在的，它处处跟随着我，你不能说它不是我。但影子终究是虚幻的，它随条件而变化，忽隐忽显，忽长忽短，不具有自身的真实性，所以你不能够说我就是他（“渠”就是“他”）。
这后面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思：我们平时当作“我”的那个东西，说到底也只是个影子，并不是真我。它也是依条件而存在，依条件而变化的。譬如一个人从小受人欺凌，长大以后总是对人猜疑怀恨。他以为这个正在猜疑怀恨的人就是“我”，其实那不过是受人欺凌的经历的结果。又譬如有人生长于富贵之家，因而习惯于受人赞扬。他以为受人赞扬是因为“我”天资非凡，其实那不过是富贵家庭势力的作用。
那么真我是什么呢？那就是未受外在条件影响的生命本真，是世界的佛性在“我”身上的体现。但是你要把它单独地找出来却也不能够，因为它并不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存在，它存在于随条件而变化的“我”之中。
南怀瑾先生也曾讲过洞山的这首诗。他的其他解说我不打算采用，但有一段讲佛性与心、相的关系，非常明白，值得重视。
他说：“佛性虽然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但是并没有一个能够被直观地认识和把捉的实体，因此我们必须借助于心、相之用，从心与相的关系和作用上，才能意会（悟）到它的存在……若无性体即无以成其心、相，若无心、相，亦无以显出性体。”
“性与相的关系可以用水作比喻。我们知道水以湿为根本属性，不管是清是浊，是固态、液态还是气态，是静止还是流动，它的形状和形态可以呈现出无穷无尽的变化，但是水的湿性却从来没有变过。若无湿性即无以成其波浪，若无波亦无法显出湿性。离开湿性就没有水可见，离开水也就没有湿性可得。我们可以说波即是水（渠今正是我），因为波是由水生出来的；但不能说水就一定是波（我今不是渠），因为波与冰霜雪雾的外相各各不同，水如果是波就不应是冰，是冰就不能是霜。”
洞山正是由河水中的影子认识到“我”既非真我又是真我的道理，把握了佛法的真谛。但这和“无情说法”又是什么关系呢？无情之物当然不可能“说”法，但可以是悟的机缘。水中的影子是无情的，如果你能由此而悟，岂不等于影子在“说法”了吗？
“应须恁么会，方得契如如”。如此理会，才能摆脱平常有执著、有烦恼的身心，默契真如，这就是开悟了。
开悟有时被描绘成无所不知的状态，带有很大的神秘性。这或许也是可能的。但更多地我们看到这只是智慧的开发和烦恼的摆脱。像洞山这首诗，就像一篇短小精悍的“自我论”，在哲理上可以给人以很好的启迪，但神秘的色彩却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