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深知，词素以婉约为基本素性，它大多具有那种“宛转回互”的美感特质（沈义父《乐府指迷》说“为情赋曲者，尤宜宛转回互可也”）。但是，一旦苏轼、辛弃疾等横放杰出之士迈入词坛，情况就不同了。他们已不把词作为专门表现某一情感领域的体裁。在他们的笔下，只要能写进诗和文的内容，都可以入词。他们的词是其整个人格的体现。
辛弃疾是继苏轼之后“词界革新”的领袖人物，苏轼所开拓的词的园地在他手里得到了最彻底最全面的发掘。他在继承苏轼“以诗为词”的同时，进一步“以文为词”。这种“以文为词”的特色，归纳起来，就在于进一步开拓题材、扩大词境、转变词风、解放词体。
稼轩词，不仅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而且大多写得悲壮激昂、豪迈奔放，故向以“豪放”著称。
读稼轩之豪放词，首先令人强烈地感受到的是作者的英雄气概。词中“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建康史师致道席上赋》）的报国宏愿，“马革裹尸当自誓”（《满江红》）的战斗誓言，“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的不平之鸣，都贯注着慷慨激昂和悲壮苍凉的感情，体现出豪爽的英雄本色。这种特殊风格的形成，与作者的特殊经历及其现实的战斗精神有关。辛弃疾出生在今山东济南，对于沦陷区人民反抗金人统治的斗争，有着亲身的经历，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南来之初，他对于“恢复”大业充满信心和希望。但是，当权者对于这位南下“归正”官员抱着不信任的态度，辛弃疾为官四十年，一直到致仕，始终得不到重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他的诗词创作充满着一种悲壮的情绪。他的一些英雄词或“翻腾作势”，或“潜气内转”，从来不大喊大叫。他词中的悲和壮是结合在一起的。它的“壮”有时往往用来衬托“悲”，如寄陈亮的《破阵子》就是一例子。此词前九句写醉态，写梦境，是往事，也是理想，而最后一句，词意陡转，梦境消失，从过去回到现实，既写出了自己的身世遭遇，也写出了友人陈亮的身世遭遇。前面的壮语都是为了衬托末句“可怜白发生”的悲叹。《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亦如此，上片回忆往岁壮举，下片感叹现实坎坷，全词悲愤的感情极为强烈，内心里挣扎得很厉害。
其次是意境的雄奇阔大。与辛弃疾的战斗经历、政治抱负，以及过人的才识、胆略、豪气相联系，他的词中常常出现阔大的场景和飞动的形象。例如，他写群山是“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沁园春.灵山齐庵赋》），写战斗的场景是“红旗清夜，千骑月临关”（《水调歌头.三山用赵丞相韵》）、“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写江潮是“截江组练驱山去，鏖战未收貔虎”（《摸鱼儿.观潮上叶丞相》），写雪景是“造物故豪纵，千里玉鸾飞”（《水调歌头.和王正之右司吴江观雪见寄》），等等。这些生动突兀、气势飞动的意境，在前人的词中是十分罕见的。
再次，是创新与词的传统艺术相结合。在语言方面，他创造性地吸收了散文、骈文、民俗口语和经书章句入词，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和语言技巧。比如他的《踏莎行》词：“进退存亡，行藏用舍。小人请学樊须稼。衡门之下可栖迟，日之夕矣牛羊下。去卫灵公，遭桓司马。东西南北之人也。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几乎全用四书五经上的成句写成。又如《沁园春》（杯汝来前）一词，被宋人陈模称为“把古文手段寓之于词”（见其《论稼轩词》一文）。
以上这些题材、意境、手法上的突破，导致了词体内部质素和风格的转变，五代北宋词“香而软”、“柔而媚”的抒情品格，被一种“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刘克庄《稼轩集序》）、“激昂排宕，不可一世”（清.彭孙遹《金粟词话》）的气象所代替。诚然，辛词也包括各种不同的层次，如抒写志向时的高远开朗，描写山川时的空灵隽秀，表达怨愤时的沉郁幽深，表现真挚恋情时的执著缠绵……但所有种种，都是由“豪放”统领（正如北宋风格多样的词由“婉约”统领一样），表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情调，使其人格、性情都得到了较好的、较完整的展示。从这个意义上说，辛词的出现，的确给当时的词坛带来了壮观。
但是，从整个中国文学演进史看，苏、辛等人冲破了“词为艳科”和“诗余”的束缚，却又落入道统的另一种控制之中：使词在走过一段独特的道路之后，也涓涓汇入“以善为本”、“经世致用”的功利文学长河，也无可例外地成为“传道之器”。婉约词一度开拓并精心保留的“情”的园地，在苏、辛等豪放词人手中重新被“志”所占据。因此，他们的革新实际上是一种“回归运动”，即使词向传统的诗文靠拢。随之而来的，是词的幽约、隐微的特色部分不复存在，“诗人之词”的局面由此形成。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苏、辛两位天才的出现，另外还有时代因素的促进。这种调整有它的合理性，但不宜估价太高；它的灾难性后果也应该被认识到。到后来，陈亮、刘克庄等辛派词人更继承辛词“以文为词”的特点，而加以发展为以政论入词，以议论入词，致使词体异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一现象向我们表明，对于以“言情”为生命的敏感而柔弱的词来说，过于强调它与“志”、“道”的结合，事实上限制了它的发展。自宋末以后各代豪放词总体成就平平，词史竟成了“姜夔的时代”（薛砺若《宋词通论》），亦能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词自有其特定的艺术规律。
因此，以词的体性特征为视角，我们便可以看出：稼轩豪放词虽以其独特的成就使词一度获得与诗文同等的社会地位，但比之婉约词，这种胜利却是以损害乃至消亡词体个性为代价的，因此并不是词真正的发展出路。从这个意义上，有人称稼轩豪放词为“别调”、“变格”，似不无道理。这种如诗如文的词，毕竟不是词的独特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