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革新宋词的功绩，还表现在对词体的改造和提高上。词本起源于民间，继而流入青楼，始终不脱“艳科”范围，被视为玩物小道。尤其是在特别重视“道统”的宋人眼目中，词的地位更显得低下。“侧艳小技”，是当时人们对词的普遍看法。在这种观念之下，有关政治教化、出处穷达的内容自有诗文可以表达，词不过用来发泄正统诗文不能也不便容纳的背面感情。作词有时被认为有损于道德。邵博《河南邵氏见闻后录》卷十九曾记载，当时有人认为晏几道“才有余而德不足”，劝他“捐有余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要再写词。但苏轼一出，词在他的笔下发出了奇光异彩，人们便不得不对它刮目相待了。有人云：“词至东坡，其体始尊。”可谓中肯之论。这种情况，突出表现在苏轼的“以诗为词”。苏轼对各种文学样式，考虑得最多的是它们之间的相通之处，即所谓“诗画本一律”（《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他认为词应该取得和诗同等的地位、同等的功能，而词人则应该致力于对词的改造和提高。他自己努力实践，也鼓励朋友们这样做。在他的直接影响下，他同时代的北宋词人如黄庭坚、贺铸，稍后如周邦彦等都能摆脱晚唐五代乃至柳永绮丽轻倩、狭窄单调的风格，使词的意境和情调大为拓展。而南渡以后，特别是与苏并称“苏、辛词”的辛弃疾以及陆游、陈亮等为数众多的爱国词人，更无一不是继承东坡以词言志咏怀的传统和革新精神而取得光辉成就的。王灼所谓“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碧鸡漫志》），则明确道出了苏轼对词的开拓和创新之功。
总之，苏轼在词的题材、风格、音律、体制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与创新，为词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以上简要论述了苏轼革新宋词的功绩，下面谈谈苏词所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苏轼是罕见的文艺全才，他对各种文学样式都精通，诗、词、散文、书、画无所不工。但他过于强调各种文体的相通，这是不利于文学艺术的个性发展的。他认为情与志相通，所以以词言志。这对词是一种突破，同时又是一种回归，即向“言志”的正统文学诗文靠拢。他所开拓的词的领域，是以损害词的抒情体性为代价的。他自身的创作习惯如用典、搬用前人诗文，使其词缺乏比兴，缺乏形象，其中隐括《穆天子传》的《戚氏》一词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南宋辛弃疾写词也爱“掉书袋”，就是从苏轼那里学来的，并且更为严重，使词几乎成了案头文学。
苏轼写词还喜欢集句、回文，如他有三首《南乡子》为集句，七首《菩萨蛮》为回文词，而这些词没有丰富的内容，更无境界可言，近于文学游戏。不难看出，苏轼是把写诗的习惯带到词里来了。但作为“天才”，苏轼也能写出好词。如和韵词，人称是戴着双重“脚镣”跳舞，很难写好，而苏轼却有佳作传世，如《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和韵，也多带有游戏形式。这种做法，是因难见巧。“巧”不是文学创作的极诣，其结果是给词带来所谓杂体。至南宋辛弃疾、陈亮等人，词体异化的现象更为严重。
此外，苏轼有的词议论过多，或缺少情韵，这显然是受宋诗议论化倾向的影响，其后果也是不好的。
总之，我们在肯定苏轼对词坛的建树与贡献的同时，也不能不指出其存在的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