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命题之外，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隔”与“不隔”之说，也是他文艺美学观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说：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是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
按照王国维的解释，“隔”与“不隔”之别，决定于语言。“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否则，就是隔。从这一基点出发，他认为陶、谢之诗“不隔”，因它们“如芙蓉出水”（见钟嵘《诗品》卷中引汤惠休之评语），自然明快；颜延之（字延年）诗刻意雕饰，“如错采镂金”（同上），自然就“隔”了。苏轼诗如行云流水，文理自然，故“不隔”；黄庭坚诗造语生硬，多用僻典，所以就“隔”了。欧阳修《少年游》词上半阕可以用图画和电影手法描绘出来，情景逼真，语如直叙，而“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不然。“谢家池上”，是从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两句诗来的；“江淹浦畔”则是化用了江淹《别赋》中“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的句子。全词上片自然传神，明白如话，下片则用典过深，晦涩难懂，故有“隔”与“不隔”之别。姜夔词亦然。如此看来，王国维关于“不隔”与“隔”的理论，实际上属于自然与雕饰这一对美学范畴。为了创造出“不隔”的艺术境界，王氏强调了两点：一是在写景抒情方面要求“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入耳目”，并举例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索’。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于此可见，“不隔”的作品无论抒情或写景，都要自然明快，易读易懂。二是在文学语言方面主张“忌用替代字”，“不使隶事之句”。照王氏的看法，用了“代字”、如“雾里看花”，形象就不鲜明、感人了。他认为“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从强调自然的角度说，王国维的批评是对的，因为以“桂华”代替“月亮”，确有损文学语言的自然之美。
但是，应该看到，王氏这一理论，亦有偏颇之处。例如，他说：
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
在其他地方，他还有类似的评论，如说：“觉白石《念奴娇》、《惜红衣》二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而这种看法，实在是带有他个人审美兴趣的偏好，是极主观片面的。在我国古代诗词中，类似王国维所谓“隔”的作品为数很多，可是人们并不以此为病而予以否定。从艺术审美心理的角度看，“隔”与“不隔”二者都是美：前者为朦胧之美，后者为鲜明之美。况周颐《蕙风词话》对词境的看法就和王国维不同。他引王鹂运之语说：“矧填词固以可解不可解，烟水迷离之致为无上乘耶。”王鹏运所说的“可解不可解”、“烟水迷离之致”也就是王国维所批评的“隔”，就是朦胧之美。所谓朦胧，即指作品之形象与意境不十分清晰，思想内容不十分明确，但是它能唤起读者的丰富想象，使人从回味妙语中获得美感。意大利作家薄伽丘说得好：“经过费力才能得到的东西，要比不费力就能得到的东西更能令人喜爱。”（转引自张平治《美学趣谈》）德国诗人歌德也曾说过：“所有抒情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必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某些细节上，却又要有些不可理解。”（《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这些都是真正懂得审美心理的明见。联系到作品来说，如李商隐的无题诗，美就美在它的“隔”，尤其是《锦瑟》一首，更是需要反复吟咏、仔细咀嚼，才能知其佳处。李商隐以后，词在这一点上又有所发展。试以王国维所批评的吴文英而言，他的词大多既不是直接言情，也不直接写景，而“以绵丽为尚，运意深远，用笔幽邃，练字练句，迥不犹人，貌观之，雕缋满眼，而实有灵气行乎其间”（戈载《宋七家词选》），深远、幽邃，当然不能一看即懂。这大概也就是王国维说的“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吧!然而，正是这“雾里看花”，在我和物之间造成某种距离，从而产生一种“烟水迷离之致”，朦胧、模糊之美。可见王国维以“隔”与“不隔”作为品评诗词优劣的标准并不很恰当，尤其是对南宋词的批评，更显出他的艺术偏见。
从上面对《人间词话》的评价和分析可以看出：王国维的文艺美学观，是我国传统文艺理论与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尤其是他的“境界说”较之前人有了较大发展，形成了相当完整的词论体系。但由于受康德、叔本华等人的濡染太深，王国维的美学、文艺理论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对此，我们应该加以辨识，但绝不能因此而苛责前人。作为最早将西方美学引进中国文艺批评的学者，王国维的历史作用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