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首先提出“境界”说。他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王国维不仅以“境界”作为他所认可的五代北宋词的标志，而且以之作为衡量一切词的标准。除单独提到“境”字的许多条数而外，并提“境界”二字的就有十多处之多，可见，“境界”是所论之核心。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有时又提到“意境”一词，而且在其《宋元戏曲考》和托名樊志厚写的《人间词甲乙稿序》中也称作“意境”。那么，境界和意境是否有所不同？对此，学术界争论有年。依我看来，作为审美范畴，境界和意境在本质上并无二致。这一点，在其《人间词乙稿序》中有一段话可以得到印证：“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在《文学小言》中，王氏又说：“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由此可知，王氏谓之“境界”（意境），实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客观物境，一是主观情感。但是，单纯的情与景组合在一块，并不能叫“境界”，只有当“情”、“景”与“真”相联系时，“境界”才会产生，才能逼出。于是王国维又进而指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在这段话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强调的“真”字。在他看来，感情要真，景物要真，唯真才有艺术感染力。
为了理解王国维所说的真景物、真感情的具体内容，我们不妨再来看看他是如何联系作品实际来加以阐明的。在《人间词话》中，王氏举出了不少成功之作为例证，如：
“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上引例句分别见于宋祁《玉楼春》和张先《天仙子》二词。“红杏枝头”着一“闹”字，便托出整个春意之浓；“花”与“影”之中着一“弄”字，便显现月夜梦幻之景。这二句都妙在一字传神，点活了画面，深化了意境，读来倍感形象的动态之美和传神之美。王国维论词常提到“神”，他认为“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如他评冯延巳《南乡子》的“细雨湿流光”句，说是“能摄春草之魂者”；周邦彦《青玉案》（当作《苏幕遮》）的“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说是“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这里所说的“魂”与“神理”，指的都是描写对象的内在精神。这种重神不重形的思想，显然又是和“真”分不开的，但真实往往又与自然联系在一起。艺术一旦失去自然，“真”也就不存在了，所以王氏在提倡“真”的同时，又特别强调指出：“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并认为“古诗词之佳处，无不如是”，戏曲亦如此。（《宋元戏曲考》）正是从主真实、自然的文学观出发，王国维在五代词人中特别推崇李煜。他认为李煜之词写出了真感情，是“以血书者也”。应该说王氏对后主词的这种评价，是较中肯的。
值得顺便指出的是，王国维在诗词境界中所追求的“物”之“魂”与“神理”以及他所标举的“真景物”、“真感情”，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叔本华的艺术真实论的影响。叔本华说过，“应承认在诗里比历史里有着更多真正的、道地的、内在真实性”，“诗人在他那有如明镜的精神中使我们纯洁地、明晰地看到理念，而他的描写，直至个别细节，都和生活本身一样的真实”。（《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如果我们拂去叔本华“理念”中唯意志论的尘垢，便可见其中含有不少合理因素。王国维的“真景物”、“真感情”在许多方面都包含着这种合理因素，且有所发展。
与之相应，王国维还从创作与生活的关系出发，把境界分为“诗人”和“常人”两种。他说：“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而亦有得有不得，且得之者亦各有深浅焉。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见《人间词话》附录）这里所说的“诗人之境界”，指的是超越利害的，也就是叔本华认为天才的作品；所谓“常人之境界”，指的是受利害束缚的，也就是叔本华认为俗子的作品。所以王国维说前者有遗世之意，后者写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不过，与叔本华相比，王国维并未贬低常人之境界，不但不贬低，而且颇重视。他认为：正因为写常人之境界，“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者尤广”。他一方面主张“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一方面又指出“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这当然是王国维的自相矛盾之处，但同时也是他不同于叔本华只强调天才的赤子之心之处，叔本华讲天才强调智力，王国维则主张“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他很强调感情，认为“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文学小言》），“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这一观点，与叔本华强调智力也不完全一样。可见，王氏的文学观和美学观虽然本于叔本华的唯心主义的美学思想，但又不为所囿。
说实在的，在诗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王国维确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他说：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入乎其内”就是要深入体察宇宙（自然界）人生，这样才能在心目中形成活生生的映象和形象，但这还不够，还必须“出乎其外”，站得比生活更高，才能旁观者清，真正认识与把握“宇宙人生”的本质。能“入”能“出”，才能“写之”、“观之”，作品才具有“生气”和“高致”。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王氏把诗人与现实的关系概括为“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这是说作家要能居高临下，争取反映现实的主动权，不为外物所囿；同时又能深入体察客观世界，并与客观世界打成一片。
王国维这里所说的“出”与“入”、“轻视”与“重视”，实际上带有朴素的唯物的因素和初步的辩证的观点，体现了他所追求的美学理想。在王氏看来，诗人必须对“宇宙人生”既有体会，又有超脱，才能达到他所说的“境界”的要求。当然，这一观点也并非尽善尽美，但与其“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的理论相比，的确是前进了一大步。
以上，对王国维“境界”说的内涵作了一个简单的勾勒。如果这种分析还比较接近王氏之原意的话，那么，下面我们对他由此而引出的几个重要的美学命题的理解，也就有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