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分法”的影响很大，直到20世纪80年代，词学界在探索新的研究途径时，才开始有人对“两分法”的合理性提出疑义。如施蛰存先生在致周楞伽先生的信中指出：婉约、豪放是作品风格，而不是“派”，宋人论词，亦未尝分此两派。“因有许多人向同一风格写作，蔚成风气，故得成为一个流派。东坡、稼轩，才情、面目不同，岂得谓之同派？”他认为，在南宋词坛上，稼轩是突出人物，然未尝成“派”，因为我们无法开出一个豪放词的宗派图。吴文英虽有不少徒众，隐然成派，但也不能说他为婉约派。总之，施先生不同意以豪放、婉约将宋代词人“截然分为二派”，主张如果写《词史》，不宜说宋词有豪放、婉约二派（见《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1983年，吴世昌先生又接连发表两篇论文（分别见《文学遗产》1983年第2期和《文史知识》1983年第9期），提出“北宋根本没有豪放派”的看法，认为苏轼的豪放词还不到十首，不能被视为豪放派的代表。他从宋人的创作情况入手，对“豪放”、“婉约”二语的具体含义进一步加以阐发，指出“北宋的词人根本没有形成什么派，也没有区别他们的作品为‘婉约’、‘豪放’两派”；说论者“这种机械的划分并不符合北宋词坛的实际，很难自圆其说”。对南宋词，吴先生虽未否定所谓“豪放派”的存在，但认为用“豪放”二字概括也不合适，应该说“愤怒派”、“激励派”、“忠义派”才对。吴先生这个论点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赞许，如施议对、刘扬忠先生等。刘扬忠先生在《宋词研究之路》一书中指出，豪放、婉约“这种简单划分，显然不能反映两宋词中词体、词派丰富多彩的实际状况，是一种片面、表面和似是而非的做法”。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如刘乃昌先生认为：“研究作家的艺术独创性，似乎不宜用统计学的方法作死板地苛求。”苏轼豪放词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却为词体开拓了表现领域，为南宋悲壮慷慨的爱国词开了风气。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辛有继承发展关系，可以称为“词中一体、词苑一派”（刘乃昌：《宋词的刚柔与正变》，《文学评论》1984年第2期）。李秉忠先生也认为，“判别风格、流派并不主要决定于同类作家作品数量之多少”，而“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些作家作品是否是一种开风气的、有影响的、预示着广阔发展前途的新生的力量，是否形成了一种不同的创作倾向”（《也论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兼评吴世昌先生等人的观点》，《山西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谢桃坊先生也倾向于这种观点，他在1993年出版的《中国词学史》一书中指出：“如果从宋词发展过程来理解苏、辛的异同，则不难见出他们之间有开创与继承的关系，他们的风格类型相同而艺术个性又颇相异。因而那种以苏轼根本不能算作豪放词人和苏、辛之间毫无共通之点的意见是极为片面的。”
除以上观点外，还有一种较为中立稳妥的观点，他们虽然沿用二派说，但又不完全赞成这种简单的做法。如万云骏先生认为“豪放派和婉约派，虽然可以基本上划分，但不能绝对划分”，指出“对豪放派和婉约派，都应该作两点论，不能厚此薄彼”（《试论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的评价问题》，《学术月刊》1979年第4期）。吴熊和先生认为二派说既有长处，亦有不足。其长处“便于从总体上把握词的两种主要风格与词人的大致分野”，其不足在于显得粗疏空泛（《唐宋词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