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词话在论述宋词风格流派时，往往划分为两大类型。早在宋代，胡寅在《题酒边词》中就已注意到苏轼词具有异于传统词的艺术特征。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中的一段记载，更反映了词中存在的两种不同的风格类型：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但这还只是就个别词人的作品风格进行比较，没有从理论上加以明确的阐述。
最早把“豪放”和“婉约”这两个词语相对并举以区别词的风格、流派的，是明人张。他在《诗余图谱.凡例》中说：
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
稍后明人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诗余》中也有类似的说法：
至论其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
但从严格意义而言，他们所指的仍是词“体”——风格，而不是“派”。
在词中明确提出“派”这一概念始于清初的王士祯，他在《花草蒙拾》中将张的“两体论”改为“两派说”，并举出他的同乡人李清照、辛弃疾分别为这两派的代表人物：
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李清照号易安居士）为宗，豪放惟幼安（辛弃疾字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
此后，虽然还有三派说、四派说、七家说、十四体说等，但皆不如两分法影响之大。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用“豪放”、“婉约”这两个概念来给宋词分期别派，评论优劣，褒贬抑扬。
在这一观点的影响下，又出现了以婉约为“正宗”，以豪放为“别格”的倾向，如《四库全书总目.东坡词提要》：
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
当然，也有少数人主张以豪放为正，如刘熙载《艺概》云：“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受“左”的文艺思潮影响，词学界则又极力推崇“豪放派”，出现了扬豪放而抑婉约的趋势。如胡云翼在其《宋词选.前言》中说：“（豪放派）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在词里形成一支波澜壮阔的主流”，“（婉约派）代表南宋士大夫的消极思想和个人享乐思想，在词里形成另外一支逃避现实、偏重格律的逆流”。这种词学观点，在解放后出版的其他文学史和词论著作中也同样可以见到。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苏轼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作风，成为后来豪放派的开创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说：“苏轼在我国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创立了与传统的婉约词派相对立的豪放派。”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更以苏、辛为词坛的革命者与代表，而把周邦彦、姜夔等人列入“宫廷词人”与“格律派”，评价过低。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些学者仍然主张：“如果写词史，必须大书特书宋词有豪放、婉约二派，豪放词以范希文为首唱，而以东坡、稼轩为教主；婉约词则以晏元献为首唱，而以屯田、清真、白石为教主”（周楞伽：《周楞伽再答施蛰存》，《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然其间亦有人持不同意见，比如詹安泰先生曾指出以二派论词不过“是论诗文的阳刚阴柔一套的翻版，任何文体都可以通用，当然没有什么不对。不过，真正要说明宋词的艺术风格，这种两派说就未免简单化”。因此，他按风格的差异将宋词细分为八派（详见《宋词散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