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的词，基本上是晚唐五代华靡婉约词风的余绪。作者多是达官贵人，如晏氏父子、宋祁、欧阳修等。他们的词以小令为主，内容不外乎男欢女爱、惜春伤别、歌舞升平，格调不高。但在艺术风格上却多少摆脱了花间词的华丽秾腻，显得比较清新、淡雅、婉转，近似南唐词风。晏殊和欧阳修的词虽同承冯延巳，但前者得其俊，后者得其深；晏几道虽与其父晏殊并称“二晏”，但因家境没落，情调感伤，词风更接近于李后主。这一时期除婉约词人外，值得注意的词人还有范仲淹和王安石。他们留下来的词作虽不多，但在内容和形式上却有新的开拓，气魄较大，对后代豪放词的兴起有很大影响。
北宋词风的改变，是从柳永开始的。他是一位以词为主要创作体裁的著名词人，对词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柳永词除写男女恋情、相思离别外，还有大量描写城市风光和倡优歌伎的生活情态以及个人羁旅行役方面的内容，使词呈现出较为宽阔的生活画面，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他大量创制慢词，发展了长调的体制，使词在形式上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善于铺叙，长于白描，且以大量俚辞俗语入词，使词由雅向俗转化，深受市民阶层的欢迎，“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避暑录话》卷三）。
但是，尽管柳永在词的题材、情味、语言上对词的发展起了很大影响，但词的婉约风格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抒写儿女之情，列入侧艳之科，仍然作为词的本色而与诗有别。
真正指出向上一路，开一代词风，给宋词带来“质”的变化的，是杰出词人苏轼。他把诗文革新运动扩大到词的领域，无论在题材内容、表现方法、语言运用、风格特色等各个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成功地创作出了数量较多、题材广阔、“如诗如文”（刘辰翁《辛稼轩词序》）的作品，增强了词表情达志的功能，且词风放纵遒劲，感情豪迈激荡，开创了与传统婉约词派并行的豪放词派，为南宋以辛弃疾为首的悲歌慷慨的爱国词派开了先路。如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词，无论在风格还是情调上都大异于婉约者流，令人耳目一新。在音律上，苏轼不受传统声律束缚，所谓“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陆游语），使词摆脱了作为乐曲歌词而存在的附庸状态，成为一种独立的新诗体。
苏轼虽然是豪放派词的开创者，但他的词在豪放的风格以外，也有不少清新婉丽的篇章。实际上，苏轼的词是兼具豪放与婉约两种风格的。
北宋后期，在词坛上占主要地位的是秦观、贺铸和周邦彦等。当词的发展已经因苏轼的出现而扬起一个“诗化”之高峰的时候，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在词的创作上却很少受苏轼的影响，而是继承了《花间》、柳永的婉约格调，成为宋代婉约派的代表词人之一。贺铸词以深婉密丽见长，但也有悲壮慷慨之作。如其《六州歌头》（少年侠气），写一豪侠少年，豪迈不羁，一心报国，结果身任卑职，无路请缨，只能“恨登山临水，手寄七弦桐，目送归鸿”。词风苍凉沉郁，开启了南宋辛弃疾、刘过等人的词风。周邦彦则是北宋婉约词的集大成者。他熟谙音律，曾在朝廷音乐机构大晟府供职，在乐曲的整理和创制上做了不少工作。他的词继承柳永而有所变化，市井气少而宫廷气多。言情咏物也比前人更为工巧，开创了用长调咏物的风气。同时他的词在音乐格律上特别精审，对词的结构、布局、遣词造句都十分讲究，语言典雅庄重，结构缜密工稳，对词的规范化起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