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体，历来有正、变、尊、卑的观念。词是隋唐以来才有的新文体，又与“胡夷里巷之曲”有不解之缘，因此在特别重视“道统”的宋人眼目中，更显得品格低微、不能登大雅之堂。把词视为“小道”、“末技”，是当时非常普遍的观点（不过程度深浅不同而已）。反映在对词的称谓上，有在“词”前加一“小”字，称之为“小词”或“小歌词”者。如王安石读晏殊词，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五）；晏几道为晏殊辩护，曰：“先君小词虽多，未尝作妇人语也。”（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六）黄庭坚喜写艳词，法秀戒之曰：“诗多作无害，艳歌小词可罢之。”（宋.释惠洪《冷斋夜话》）李清照谓王安石、曾巩“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引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等等。
这种轻视词体的看法在宋代是相当顽固的。再举一个例子，据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记载：钱惟演坐着读经史，卧着看小说，上厕阅小词。这里，不一定是纪实，却反映了一种观念。
在这种观念之下，当时文人创作词的心态与写诗时是不一样的。他们作词的目的，大都是娱宾遣兴、自娱娱人。如晏几道在《小山词自序》中说，他写词，是“期以自娱”，“为一笑乐而已”。欧阳修、晁补之也称自己作词是“敢陈薄伎，聊佐清欢”（见其《采桑子》和《调笑》词序）。
这种情况，从唐宋词集的名称上也可以看出。如《花间集》、《尊前集》、《酒边词》等。胡寅《题〈酒边词〉》说，向子湮写词，往往是即兴而作，“随亦自扫其迹”，写好就扔掉了。写词只是一种游戏，是“谑浪”。在一般文人眼里，认为写词是有损于道德的。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曾记载，当时有人认为晏几道“才有余而德不足”，劝他“捐有余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要写词。在这种风气下，当时词体的地位是不高的，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也是不能大力鼓吹的。此外，柳永也因写词而影响了声誉。
习惯的势力是相当可怕的。从北宋初期到中期，几乎没有人去改变这种观念，但在实际创作中不自觉地与这种观念相抵触。在创作中不自觉地以词言志，这志是接近情的。如李煜入宋之后，以词写他的自身经历和生活实感，在词中注入了丰富深沉的内容，使词“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王国维《人间词话》）。范仲淹、王安石亦如此，都是不自觉地用词言志。
什么时候是自觉的呢？那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有意把各种文体贯通，所谓“物一理也”（《跋君谟飞白》）。“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意思是：事物有共同的规律，它们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弄通了规律就无往而不利，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他在写词时，创作心态与写诗时是非常接近的。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记载：“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提倡创作心态向诗文靠拢，即所谓“以诗为词”、“以文为词”。拿今天的目光来看，苏轼的“以诗为词”实质上是词坛的一场革新举动。词在他笔下，正如刘熙载所评的“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艺概》），成了与诗类似的抒情言志的工具。
从一定意义上说，苏轼“以诗为词”，使词由歌者之词转变为文人之词，由应歌转变为抒怀。他的审美趣味倾向于高雅，这正适合士大夫文人的口味。因此，他的词体革新，对南宋的“雅词”也有影响。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也……以稼轩为坡公少子，岂不痛快灵杰可爱哉！”这段评语大致是正确的。如果没有苏轼大胆而成功地迈出第一步，要想在以后出现辛弃疾等人的爱国词作是不可能的。
时至南宋，词人的创作心态与诗人更为接近。据叶适《书龙川集后》载，陈亮每作完一长短句（指爱国词），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从这件事以看出，词的“地位”到了辛派爱国词人眼中，已经“大尊”了。
再从“寄托”方面看，南宋词也比北宋多。他们在创作时把诗的比兴寄托用入词里，通过比兴，寄微于显，结果往往意内而言外，言在此而义在彼，从而达到“言近而旨远”的艺术效果。如岳飞的《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陈亮的《水龙吟》（闹花深处层楼）等词中皆有寓象，正如林景熙所言的“有诗人之讽”（《胡汲古乐府序》）。
还有一点值得提及，词至南宋，在音乐上与燕乐分离，文人开始写自度曲。自度曲的音乐主要是古琴曲、古箫曲。古琴曲和古箫曲的韵味比较高雅清扬，促进了文人词的进一步雅化，从而把“应歌”的形式淡化了。
总之，长久以来，词一直被禁锢在“艳科”的圈子里，成为一种近乎“女性”的文学，正如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所说：“作词与诗不同，纵是花卉之类，亦须略用情意，或要入闺房之意……如只直咏花卉，而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所以为难。”而苏、辛等人出现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他们对传统倾向不满，于是在创作中有一种新的审美取向和精神流向，这就是向正统文学即诗文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