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最初的形式主要有两部分：一是敦煌曲子词；二是盛中唐文人词。
这些词和诗的距离更接近，两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这表现在内容、题材、情调诸多方面。如胡云翼《唐宋词一百首》选的刘禹锡两首《竹枝词》：
一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二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
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畬。
从总体上看，这基本上还是七言绝句的形式，可以视为诗，也可以视为词。在技法上，他采用的还是诗歌的写法。诗歌一句一个意思，词是一首一个意思，所以词更适宜表达丰富的感情。诗反对意重，如名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王籍《入若耶溪》），就是因为意重，有不少人批评它。
对于敦煌曲子词，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它是词的本色。我们认为这不叫本色，而叫不成熟。如果说敦煌曲子词是词的本色，那么人的本色就是猿人了——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所谓敦煌曲子词，大部分是片断，是洋人拿走后剩下的。受英政府雇佣的匈牙利人斯坦因（1862—1943）曾装了整整二十九箱（光是写本就有二十四箱，其中完整无缺的卷子有三千卷左右）走，先运往印度，成立西域图书馆，后运往英国，藏之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内。另外，法国的伯希和（1878—1945）也运走了不少。现在我们看到的敦煌曲子词，是“出口转内销”的。1909—1917年间，伯希和为了讨好中国学者，曾将四部书的一些胶片送给罗振玉等人。罗振玉借此先后编印了《敦煌零拾》等几部书。后来，朱孝臧、刘半农等人又从国外抄回了一些。这项工作做得比较好的是王重民和任二北（半塘）。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中收词一百六十一首，任二北《敦煌歌辞总编》收词一千二百余首，香港学者饶宗颐《敦煌曲》也收了不少。我们现在看曲子词，还是看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词集》较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全唐五代词》也比较好。
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序》中对词有论述，归纳较全面。作为一种纯情体性的词，这时候还没有形成，文字不大可取，但唱起来比较好听，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听京剧，如果去看唱词，那情绪就会大减。
大家知道，姜夔写词，为自度曲。词的创作，实际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率意写词，一种是先自己谱上曲，然后再配词。在宋代已有这种情况，词已不能唱了。词的成熟，实际上是在与音乐脱节中完成的。宋代即有人认为，许多好词不能唱，许多唱的词不是好词。
在狭深柔媚方面，或者在开拓情感的幽微领域方面，这时的词还不够。而词的主要体性也就体现在这方面，即狭深柔媚。任二北先生在他的《敦煌曲初探》第五章中，把敦煌曲五百四十五首分为二十类，其中有“疾苦、怨思、别离、旅客、爱情、感慨、隐逸、伎情、闲情、志愿、豪侠、勇武、颂扬、医、道、佛、人生、劝学、劝孝、杂俎”等，内容题材相当广泛，与诗文没有什么差别。
从风格上看，敦煌曲子词有婉约的，也有豪放的；有缠绵、婉转、含蓄的，也有明白晓畅、率直坦露的。
从词体上看，这时的词也尚未定型。唐圭璋先生在《敦煌唐词校释》中说它具有七个特点：有衬字，有和声，有双调，字数不定，平仄不拘，叶韵不定，咏题名。所有这些现象表明：敦煌曲子词和盛中唐文人词尚处于“未定型”的初期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