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春伤别比兴手法在词史上有何意义呢？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1）词中普遍存在的伤春伤别之作，是唐宋社会的特殊现象，这不排斥整个长期的封建社会各个时期也都有这种现象。因此，我们既要看到词中伤春伤别的特殊性，又要看到它的共同性。唐宋以后，元明清三代，戏曲、小说取代了传统的诗、文、词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它们一般带有较浓的市民色彩，感伤气息并不浓重。但在封建社会行将解体的前夜，感伤主义却又大发异彩，如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以及曹雪芹的《红楼梦》等。《桃花扇》的结局，是男女主人公双双入道：南明覆亡以后，李香君从宫中逃出，侯方域从监狱中逃出，两人重逢于栖霞山白云庵。当他们取出桃花扇，互诉衷情时，不防被张道士发现，从他们手中夺下扇子并“裂扇掷地”，大声喝道：“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一经道士点破，他们恍然大悟，终于双双入道。这个结局打破了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的俗套，感伤色彩更为浓郁。尤其是《红楼梦》，可以说是一曲充满感伤情绪的封建社会的挽歌。
（2）中下层文人和市民阶层对爱情、婚姻题材的反映的要求。“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描写男女爱情是文学史上一个大的题材，此即所谓“艳科”。这种题材，在文学史上评价不同，或以为过狭，或以为唐宋词大量描写封建礼教不承认的爱情（即婚姻之外的爱情）是健康的。对此，我们应作具体分析。
（3）时代意识与审美趣味。儒家诗教提倡“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感伤主义按说似乎是不大符合这种美学原则和审美趣味的，但唐宋词中大量的伤春伤别之作，却得到人们的广泛欣赏与传诵。这是因为，这些作品大都是以伤感、哀婉的形式肯定了生活中的美，而且在表现方式上常常用比兴手法，比之诗文，艺术上更为深婉细腻，从而受到人们的珍惜与喜爱。
（4）一代的新音乐要求产生一代的新诗体。词本是在“宴乐”的卵翼和孵化下出生的，它和音乐的关系无疑是密切的。宴乐多在酒席间演奏，与之配合演唱、歌舞的多为妙龄女郎，这有点儿像人评论柳词当由“十七八岁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那一般样子。这种状况到了后来，变得更厉害。词既然要配合这种“雪儿、春莺辈”（指歌伎）歌唱的音乐，就必须要接受它的婉媚性。这种“婉媚”性，说穿了，就是“词为艳科”。
（5）其哲学与社会意义。马克思说：“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感伤主义并不完全是消极的，它回忆过去有它美好的地方。明人李贽提出“童心说”，也有它的历史意义。他认为，“童心”就是真心，失去了“童心”，也就失去了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