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为艳科”，这是前人论词时常说的一句话，也是基本符合唐宋词的主流情况的。词作为一种新兴的诗体，自晚唐五代发展到北宋，创作虽已相当普遍，但在当时文人学者的心目中，只把它视为“余技”、“小道”，只用于酒楼歌席上歌伎的歌唱，不能登大雅之堂。有人甚至称词为“谑浪游戏”（胡寅《酒边词序》），还有人以作词为玩物丧志的坏事（如有人劝晏几道“捐有余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要写词。参见《邵氏闻见录》卷十九）。在这种轻视词体的舆论支配下，词就不大被人们用来反映重大的社会题材，而仅仅作为抒写风月事、儿女情的工具。这其中的奥妙，我们只要看一看欧阳修的诗文和他的词，以及李清照的诗文和她的词，甚至是柳永、周邦彦的诗和词之间存在着的两副面孔、两种风格，便一清二楚了。在两宋期间，虽有苏、辛等豪放一派，在题材上有所突破，但大多数词人仍然保持这个传统，无大变化，不过更善于用比兴，于咏物词中寓朋友之感、君国之忧，或者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清.周济）而已。甚至连苏轼的《念奴娇》（大江东去）和辛弃疾的《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这两首“豪放”名作，也掺入了“艳”的情味。因此可以说，“艳情”是词的特性。
至于词境，俞平伯先生说是“狭而深”（《唐宋词选释.前言》），这是符合事实的。词的发展本有两条路线：一是广而且深，二是深而不广，即狭而深。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词受历史的局限，很不容易走广而且深的道路，它到文士们手里便转入狭深这一条路上去。词，最初发端于隋唐民间。从王重民收集整理的《敦煌曲子词集》来看，唐代的民间词题材还不算狭窄。除却男女恋情，民族的矛盾、时局的动荡、人民在战争中的流离苦痛，也还偶有反映。中唐前后，文人逐渐开始填词，如韦应物、刘禹锡、白居易等，到温庭筠的出现，标志着词已从民间转移到文人手中。温词的内容，据《花间集》所载，不外乎贵族士女的怀春悲秋、怨离伤别，但它的抒情手法和意境十分细腻、深曲，艺术成就很高，因而为晚唐五代词人所崇仰师法。此后历经南唐两宋，虽也有豪杰之士自制新篇，其风格题材每拓出《花间》的范围，但其为“诗客曲子词”的性质却没有改变，《花间》的潜力依然笼罩着千年的词坛。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实际上就形象地揭示了词境的“狭深性”。这种“狭而深”的抒情特点，构成了唐宋词的主体风格。这里所说的“深”，主要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词所抒写的感情，往往属于那种最为细微的、深层次的心理活动；二是它的抒情手法和意境又十分细腻、深曲。如温庭筠词《梦江南》：
千万恨，恨极在天涯。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摇曳碧云斜。
前四句所写的感情境界犹是诗中所能见到的，而最后一句“摇曳碧云斜”所体现出来的心境，它的复杂丰富，它的细腻含蓄，它的不可名状，就是一般的诗所难以传达出来的。正是在这种极为微妙的地方，词就显示出了自己的抒情特色——“深”。
对此，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有过阐发，他说：“诗常一句一意或一境，整首含义阔大，形象众多；词则一首一阕才一意，形象细腻，含意微妙……（词）所描绘的对象、事物、情节更为具体、细致、新巧，并涂有更浓厚更细腻的主观感情色调，不同于较为笼统、深厚、宽大的‘诗境’。”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词境的“狭深”性是有帮助的。
另外，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中有两段话，论及词的意境也颇为准确、形象：
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
人静帘垂，灯昏香直，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虫相和答……斯时若有无端哀怨枨触于万不得已；即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虚幌，笔床砚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词境也。
在这里，况周颐将词的意境分解为“词境”和“词心”。应该说，况氏的这种把握和体会是比较敏锐、深切的。尽管他所强调的还是即境而得心，因境而写心，但它已与人生联系在一起。其“无端哀怨”而“万不得已”者，其实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一种莫名的惆怅。杨海明先生称之为“忧患意识”，这就更明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