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承诗启曲”、“别是一家”的词，它在诗歌发展史上是有特殊意义的。前人说词，称之为豪放与婉约二派，而实际上历代绝大多数的词人及其作品，可以说基本上属于婉约一派。婉约派的词，以离别相思、伤春伤别为主要内容，一般带有感伤主义色彩，加之其表现手法又比较曲折深婉，因此在一些文学史和词的选注本中有被估价偏低的现象。如胡云翼的《宋词选》把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称为宋词的主流，而把以周邦彦、姜夔为代表的婉约派称为宋词的逆流。这种看法是极其错误的。我们认为，豪放与婉约各有短长，从词的表现手法看，婉约词更高，影响更大。要重视词的艺术性，就不能低估婉约派词人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对古典诗歌的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大致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周邦彦（北宋）、吴文英、姜夔、张炎（南宋）为例，他们的词都有独特的艺术成就。过去以周、吴为婉约派中的质实一派，姜、张则属于清空一派。周邦彦，前人比他为集大成的“词中老杜”固属太过，但他的词“模写物态，曲尽其妙”（清.沈雄《古今词话》），他对于慢词的抒情结构尤多发展。前人比吴文英为“词中的李商隐”，实有类似之处。吴词绵密冶炼，长处是密丽而生动，短处则不免流于晦涩。姜夔、张炎的词，以前都把他们列于清空一派。两人都“结体于虚”，但姜之清远峭拔，张之苍凉凄楚，也各有其不同的特色。
其次，宋以后词的发展，元、明趋于衰敝，至清代则有重兴的现象。早期浙西词派宗尚姜、张，其后常州词派崇奉周、吴，主要是受婉约派的影响。
再次，北宋的苏轼、南宋的辛弃疾，固然属于豪放一派，但他们也不是没受婉约派的影响。如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辛弃疾的《祝英台近》（宝钗分），从形式到内容，都接近于婉约派，这是大家所熟知的例子。所以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不仅相互冲撞，也相互影响，这是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的事实。
最后，唐诗、宋词、元曲，后者之于前者，在诗的语言上，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诗语入词，词语入曲。”宋词之于唐诗，之于元曲，在诗的语言发展上也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尤以婉约派词人的影响为大。
因此，我们认为：文各有分工，是可以的，这是尊重个性。在封建社会，还有文体尊卑。诗是尊的，词是卑的，往往是越古老的地位越高。
词应该有它的特质和体性，“诗庄、词媚，其体原别”（清.李东琪），我们应该承认它。“以诗为词”，不是词的审美取向。因此，我们看问题应该多角度，不能简单化。如果说词只是承袭“诗”之“余”而没有自己的特点，那就不会取得宋词的高度繁荣，后世也不会把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了。当然，我们在承认诗、词、曲主体风格迥然有别的前提下，也应看到它们风格的相似性，即其风格的互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