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词与诗的区别，我们可以借用王国维的一段话来说明：“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人间词话》）“要眇宜修”出于《楚辞.九歌.湘君》：“美要眇兮宜修。”“要眇”是美好的样子，“宜修”是指修饰得恰到好处。
“要眇宜修”形容女子容德之美，即兼内外之美而言。王国维以“要眇宜修”来概括词的特点，即指出词体的美好风格，类似于柔婉细腻、内外悉称的女性之美。
张惠言《词选序》曰：“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渺，以喻其致。”
张、王两人所见大体相同，“低徊要渺”与“要眇宜修”同指词所具有的深长缠绵、含蓄婉转、曲折不尽的风格。
王国维的结论是：“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算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清人查礼说：“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宛形容之。”（《铜鼓书堂词话.黄孝迈词》）
创作实践表明，在诗里所能表达的某些内容，用词来表达就比较难。
如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所反映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严酷的社会现实，致慨于国奢民困、忧国忧君忧民的复杂的思想内容，就不适合用词来表达。
因此，唐诗的题材远比宋词广阔多样。
反映民生疾苦，反映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情况，诗中有不少这样的作品，如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秦中吟》、《新乐府》一类作品。
词中虽有苏、辛的一些描写农村风光的词，但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却极少有。
即使是苏、辛的词作，在词中要算题材广阔的了，但比起宋诗来，题材也要狭窄一些。
所以王国维说“诗之境阔”。但词也有它的长处，即“词之言长”。
所谓“词之言长”，就是指词能够抓住事物的某一点，或者从形象的某一个侧面生发开去，精确地、细致入微地展现人的灵魂深处荡漾着的波澜。
诗的一两句话，入词可以敷衍为好几句或一段。
如白居易《长恨歌》诗“秋雨梧桐叶落时”一句，在温庭筠的《更漏子》词中敷衍为一段：“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杜甫《羌村》三首之中有“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二句，晏几道《鹧鸪天》词下片云：“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比较言之，词较诗更细腻、深入、曲折、多姿，因词往往从某一点上作深入细致的刻画。“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的特点，由此也可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