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了，送命的时刻
美国学者谢弗的名作《撒马尔罕的金桃》（汉译改名《唐代的外来文明》，其实原书名本身就与所写内容暗合，且有异域色彩，完全没必要意译）里事无巨细地详列了传入唐代的千奇百怪的外来玩艺，不管是实物还是想象的外来贡品，均在他研索考订的范畴。葡萄从汉代传入后，在唐代得到了进一步大面积的种植，从宫廷到民间均不乏种葡萄及酿葡萄酒的高手，故尔饮葡萄酒已成寻常之事，以至于将士出征也拿葡萄美酒送行壮胆，激发杀敌豪情。王翰的《凉州词》就是籍此的复杂再现。
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诚然我们的道德老师有时是屠狗之辈，其豪爽放荡迥异于文弱迂腐之书生，这对过惯正统生活的我们，是欢喜无量的，但问题的悖论是对屠狗辈的赞美亦是书生书中的另类所为。因为像辛弃疾那样用过一点体力的诗人究竟是少的，于战事只是冥想夸张而已，或许有时偏是负心的读书人才能想到屠狗辈的豪壮，世界的诡异大率如此。我们乐观其成也好，不耐其聒噪也罢，都不由得不赞叹往往是这类人做出的诗真还好看。据说王翰这个世家子养名马、蓄妓乐，诸般“恶事”无所不来，自比王侯，酷评同类，自然于人生之坎坷跌荡、生命的闪电即逝有番过人之识，正所谓“落花一度无再春，人生作乐须及辰”（王翰《春女行》）。出征壮行酒，虽不完全雷同于喝水酒上刑场，必死无疑，不过“古来征战几人回”已透露了最为糟糕的消息，但悲感已极却用豪达之词来装修，“醉卧沙场君莫笑”，慷慨苍凉，无小儿女榜样，怀着必死之心的自我解嘲，绝非寻常悲伤语能望其项背，正如清代诗评家施补华所说：“作悲伤语读便浅，作谐谑语读便妙”（《岘佣说诗》）。愈如此，愈能引致古今读者同声一哭。
陶潜的“不求甚解”往往被许多人用来敷衍对某事物懵懂无知的挡箭牌，其实按我的理解，五柳先生放出的话不无自得：我能甚解，何须去求。这样高的境界，不是我等不学之人能体会，只好走老实一途，先揣摸一下王翰难解诗句的深意。“欲饮琵琶马上催”，看似好明白的一句话，却致诸解纷纭，莫衷一是。催字当弹琵琶侑酒的传统解释，即所谓催饮，且不去管他，倡异说者言有催行之义，沈祖棻先生来了折衷——既催饮又催行（《唐人七绝诗浅释》）。我的理解是，“欲饮”而至“催”，既而“醉卧”，一气贯注，所谓催饮，就是用音乐的氛围下酒，如同好的下酒菜，不同凡响的话语的盛宴，好让将士痛饮，并非习惯字面之催人快饮，更非明目张胆地催人快行。倘仅是催人快饮快行，有饮酒经验的人都知道被人催着快饮是不爽的，要上战场去拚杀送死了，还在悲壮诀别的行前被人催行，则有可能引致军前哗变。
王翰的壮丽之辞在有唐一代家弦户诵，诗人杜华的母亲崔氏甚至有仿孟母三迁的愿望：“吾闻孟母三迁，吾今欲卜居，使汝与王翰为邻足矣”（《唐才子传》），可见诗写得好可以改变浪子形象，从而提高自己的道德声望。
王翰（687—726），和不少唐代诗人一样，生卒年不详。这不详，其最该受到批评的便是新旧《唐书》，因为在传里他们很少记诗人们的生卒年，以致后来的人考索无方。学者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里说王翰的生卒年无从考索，因为没有过硬的资料，自然他也否定了闻一多先生在《唐诗大系》里的考辨。为了不让王翰生卒年变成从一个问号到另一个问号，还是拿闻先生不算过硬的考索，暂时“补位”。
王翰是个浪子似的人物，家富资财，这样的底气使得他为官遭贬后却依旧放荡不羁，诗歌的豪爽风格亦藉此而来。但就是这样，想把王翰当作芳邻的人，远不止诗人崔华的母亲，就连杜甫也说“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说明王翰在当时的名气和诗歌的魅力。
附
王翰《凉州词》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