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杀敌逞豪语
夸张是诗人的天性，对词语进行巧妙的重组是吟者的权利。正因了此项特权，羸弱的诗人中偶有作万夫不挡之勇状的人，而向往战场厮杀的人更不在少数。因为纸上谈兵，提劲打靶，不伤筋骨，已成习惯。自杨炯的《从军行》始，唐代一直不乏这种在纸上过战争瘾的诗人，不独高适、岑参、李白、杜甫、李贺、杜牧以此相尚，就是以田园山水诗卓绝于世的王维也写过“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送赵都督赴赵州》）的豪语，好像不来两句便无法向自己的朝代交代。穷兵黩武之徒，好弄干戈之辈，总是以各种高尚的理由来号召人民去充当炮灰，所以相比杨炯的《从军行》，我更喜欢晚唐那些状写战争悲苦的诗歌，如曹松的《己岁亥》和陈陶的《陇西行》，痛彻入骨，几不成眠。
历来评诗者喜欢非常省事地将同时代或者诗风稍微相近的诗人，用数字将其总揽于一炉，哪怕他们之间其实有不小的区别，也挡不住后来者将其拉郎配归在一起的想法，譬如初唐四杰之于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便是如此结果。不过四杰的遭遇和作派倒真是有相似之处：王勃陵籍同僚、青年而没，卢照邻忽道忽儒、忽隐忽仕，后因风疾服药自沉，骆宾王由市井的赌徒、从军的浪子到起兵讨武，失败而不知所终，而向往上战场建功的杨炯也够刻薄歹毒，严酷下属且不表，单是骂朝士为“麒麟楦”，树敌之多，也足够他喝两壶的。更为好玩的是，四位虽然被评者捆绑在一起，但互不买账的情形却所在多有。对王、杨、卢、骆的排序，给王勃的书写序时说了一大堆好话的杨炯却来套反戈一击—“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旧唐书·文苑传》）。其实若将他的《送临津房少府》的诗拿来与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比，不仅高下立判，而且不免袭句之嫌，何况于王诗没有超越之处。卢照邻则是另一番表演—“喜居王后，耻在骆前”（《朝野佥载》卷六）。文人相轻的把戏历久弥新，至今不绝，当然与政客玩死对手相比，还是稍嫩了点，小巫而已。
书生也许不值一作，但百夫长的低级武职未必能成就事功，杀身多半未必成仁，倒是炮灰的命运在等着你。
杨炯（650—692），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被人称为初唐四杰，从诗艺来看相似并不多，但他们都反对绮糜的宫体诗。但在我看来，他们四位为人的瑕疵和互相轻谩，反而是比诗艺更接近的相同点。
和王勃一样，杨炯九岁被举为神童。出语准确击中人性的作家张爱玲曾说，出名要趁早。许多人因漫长的投入所蕴藏的风险而中道折返，有些甚至在快要成名时却功亏一篑，只有少数具备强大自信和执著的人，才见到了大器晚成的收益。出道且出名甚早的人，当然也较早地得到了相应的收益，但难免恃才傲物，视出名为当然。于是在做人等方面，便不顾细谨了，因此其缺点很容易被时人记载下来。其缺点被记载下来，既然是因为其名声，或许还不免有记载者的嫉妒。
如果你只读杨炯的《从军行》，就会觉得他像个好战分子，其实人是非常多面而丰富的，杨炯也不例外。你看他的《有所思》：“贱妾留南楚，征夫向北燕。三秋方一日，少别比千年。不掩红缕，无论数绿钱。相思明月夜，迢递白云天。”还是可以看出他对战争于民众生活接地气的观察。
附
杨炯《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