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二十卷四十九篇，内篇十卷三十六篇，外篇十卷十三篇。作者刘知几（公元六六一年～七二一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代著名史学家。内篇多论史书源流、体例和编作方法；外篇多论史官建置沿革和史书得失。书中主张编作纪传体的断代史书，增加都邑、氏族、方物、方言四志。其用归纳法分古史为六家，统归纪传体、编年体。另主张史学应脱离文学，记载应因时因事变革，贵今轻古，详近略远，认为史家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而史书应用当时言语，不能摹拟古文，反对用浮词滥调。
作者：刘知几
成书时间：公元一七一○年
一语中的：《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着。
《史通》书海溯源
刘知几（公元六六一～七二一年），字子玄，唐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著名史学家。
高宗永隆元年（公元六八○年）进士，初授获嘉县主簿。武则天圣历二年（公元六九九年)，调任定王府仓曹。长安二年（公元七○元年)始作史官，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等职，兼修国史。中宗时，参与编修《则天皇后实录》。一生著述很多，可惜著作均佚，今只有《史通》和少量散篇传世。
刘知几自幼爱好史学，十一岁时他听父亲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听得十分入神，待他父亲讲毕，他能马上复述一遍。他的父亲转而为他讲授《左传》，只一年时间，便全部讲诵完毕。他读书，不囿于前人之见，好独立思考。但当时设馆修史，权臣监修，他的见解和才能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于是在史馆工作之余，他“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史通》二十卷四十九篇，内篇十卷三十六篇，外篇十卷十三篇。作者刘知几（公元六六一年～七二一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代著名史学家。内篇多论史书源流、体例和编作方法；外篇多论史官建置沿革和史书得失。书中主张编作纪传体的断代史书，增加都邑、氏族、方物、方言四志。其用归纳法分古史为六家，统归纪传体、编年体。另主张史学应脱离文学，记载应因时因事变革，贵今轻古，详近略远，认为史家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而史书应用当时言语，不能摹拟古文，反对用浮词滥调。
《史通》文理梗概
《史通》是刘知几的代表作，分内、外篇，各十卷。内篇有三十九篇，外篇有十三篇，共五十二篇。但内篇中的《体统》、《纰缪》、《驰张》早已亡佚，故流传下来的只有四十九篇，其篇目编次是：
内篇：六家、二体、载言、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采撰、载文、补注、因习、邑里、言语、浮词、叙事、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模拟、摸拟、书事、人物、核才、序传、烦省、杂述、辨职、自叙。
外篇：史官建置、古今正史、疑古、惑经、申左、点烦、杂说上、杂说中、杂说下、五行志错误、暗惑、忤时。
这四十九篇论述的问题相当广泛，包括史学观点、史学方法、史学源流、历史编纂、史家修养等诸方面的内容，确实是对唐以前中国史学的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
《史通》绝章赏析
〖原文〗
（节选自《史通卷之七·内篇·直书第二十四》）
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古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况史之为务，申以劝戒，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恶，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齐史之书崔弒，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是以张俨发愤，私存《嘿记》之文；孙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以兹避祸，幸获两全，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
〖赏析〗
所谓“直书”或“直笔”，就是强调忠于历史事实的写作态度，既不掩恶，也不虚美。这是刘知几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本篇认为，坚持“直书”并非易事，往往遭受迫害，“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刘知几一方面赞颂历代刚正的史官“仗气直书”，另一方面对某些修史者曲笔阿时加以挞伐。篇末浩然唱叹：“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史通》妙言辑录
1.辨其指归，殚其体统。
2.史之为用，其利甚博。
3.夫论成败者，当以人事为主。
4.后之视古，亦犹今之视昔。
5.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匮，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
6.文约而事丰。
7.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
8.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
9.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
10.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
《史通》专家评点
《史通》在总结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基础上，以通识的观点，充分肯定史学的地位和作用，明确史学研究的方向，促使史家注重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从而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它标志着我国封建史学理论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