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与义，字去非，自号简斋，河南洛阳人。《宋史·本传》说他“天资卓伟，为儿时已能作文，致名誉。流辈敛祍，莫敢与抗”。他生性颖慧，小时候就有文名。同龄人都很尊重他，对他礼让三分。政和三年（1113），才23岁就登上舍甲科，授开封府教授，宣和四年（1122），被任命为太学博士，负责承办朝廷各项文书，为皇帝起草有关诏令；绍兴五年（1135），被提拔为给事中，参与讨论国家重要政务；绍兴六年（1136）擢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充当皇帝的秘书兼顾问；次年又升任为左中大夫、参知政事，并提举洞霄宫。从他的官场履历看，陈与义终身从政，是颇受皇帝倚重的砥柱之臣。
陈与义既是举足轻重的朝廷政要，在两宋诗坛也很知名。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就这样评价他：“在北宋与南宋之交，也许要算他是最杰出的诗人。”（《宋诗选注》）
尽管使用了“也许”不很确定的副词，可是，既然慷慨地奉献上“最杰出”这一顶桂冠，也足以表明钱先生对他的赞赏与推许。
纵观他的诗歌成就，南宋江湖派诗人刘克庄从宏观的视角，对他进行过定性分析：“元祐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及简斋出，始以老杜为师。《墨梅》之类，尚是少作；建炎以后，避地湖峤，行路万里，诗益奇壮。”（《后村诗话》）
看来，他的诗歌创作，以南渡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
钱钟书认为：他前期的诗作，“尽管意思不深，可是词句明净，而且音调响亮，比江西诗派的讨人喜欢”（《宋诗选注》）。意思是说，前期有些诗作，尽管只是表现个人生活情趣，或流连光景，不能深入反映社会生活，在他的诗歌里很难感知时代脉搏的跳动；可是，他善于调动多种修辞手法，形象鲜明生动，语言明净清新，诗歌韵律明快响亮，受到读者的喜爱。
这里试举几例：
政和七年（1172），陈与义任开封府教授。3年期满，纵然没有什么骄人的业绩，也没有弄出什么差错来，还要算完满的。蒙皇上隆恩，进京待选。这年他刚满27岁，青春年少，在脚下就铺开了一条飞黄腾达的金光大道。为了表达心头的喜悦，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么两句：
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乐。（《襄邑道中》）
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当人们乘坐在快速行驶的载体中，观看朝着同一方向迅速运动的事物，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好像那物体是静止的。今天，他静卧舟中，观看天上云彩，仿佛凝固不动；其实呢，那白云正随着航船行驶的方向在飞快地飘动哩！这两句乍一看，好像只是在写景；仔细一琢磨，他正是把情感外化在客观景物上，这不正是借助于文艺创作中的错觉描写，来表现“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心理诉求吗？
陈与义是政和七年进京待选的，可是到第二年秋天，留京整整一年了，还没有任官的消息。时值连绵秋雨，怎么表达这内心的消沉与郁闷？他又写了一首诗，有这么两句：
燕子经年梦，梧桐昨暮非。（《雨》）
他并没直面描写燕子、梧桐在秋雨中景象，而是用拟人化的手法写它们在雨中的感受，是啊，新秋已届，燕将南归，思念前踪，恍如南柯一梦；潇潇夜雨，导致梧桐叶落凋零，与昨暮相比，已然面目全非。这不正好表现他罢职留京的怀旧与失志的情态；同时，也表达了此时此刻对前程莫测的怅惘与迷茫。
政和九年（1110），陈与义虽被授予官职，只不过是复除辟雍录，屈居下僚，远远低于理想中的期望值，内心的消沉、沮丧可以想见！他写了一首《以事走郊外示友》，用白描手法融情于景：
万里天寒鸿雁瘦，千村岁暮鸟乌微。
在寥廓万里的寒空，南飞的雁群在人们的视野里不过星星点点，特别地瘦小，沉沉暮霭覆盖着千村万落，连栖息在古树枝头的乌鸦也显得隐约幽微。这模糊衰飒的凄清图景，不正好象征诗人此时的惆怅心理与消沉意绪？
宣和四年（1122），陈与义为母服丧期满，七月间任命为太学博士，官职有了提升。在他面前又呈现出光明的前景，心头该是多么舒畅！途经中牟（今属河南），写了一首诗，有这么两句：
杨柳招人不待媒，蜻蜓近马忽相猜。（《中牟道中》）
迎风飘拂的垂柳，仿佛故意撩人情怀，特别招人喜爱；马前低飞的蜻蜓，忽即忽离，好像忽而亲近，忽而猜疑。似乎都有人的情感，显得生机活泼，又富有生活情趣。无疑，正是诗人情感的投射，不正好反映出重返仕途的喜悦吗？
他早期的诗作，写得最好的还要推宣和四年（1122）写的《和张矩臣水墨梅五绝》，这是他29岁时的成名之作。据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组诗问世之后不胫而走，传入宫廷，徽宗皇帝特别赏识，并接见了他。从此不但受到皇帝看重，仕宦日显，而且因此诗名昭著，享誉天下。
陈与义在创作早期，也学习过杜甫，可是，只不过认为杜诗“风雅可师”。正如他在南渡后建炎三年在《正月十二日自房州遇虏至》诗里说的：“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对杜诗缺乏深刻的认识。所以在他的诗作里，常常只不过流连身边光景，冷漠了社会现实，疏离了时代风云，以致难免受到钱钟书“意思不深”之讥。
靖康事变发生之后，宋室南渡，诗人避难襄汉，流落湖湘，“遭遇到天崩地塌的大变动，在流离颠沛中才深切体会出杜甫诗里所写安史之乱的境界，起了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同感”。“这时候更认识他是患难中的知心伴侣。”（钱钟书语）从此，不但开拓了诗人创作的视野，拓宽了诗歌题材的领域，也深化了对生活的感受，更加深了对杜诗的认识，使他后期的诗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有了弘亮沉着、雄阔慷慨的风格。
靖康元年（1126）正月，陈与义“自陈留寻避地，出商水，由舞阳次南阳……”（《陈简斋年谱》）他是在酒监任上，因战乱南奔，途经商水（今属河南）小憩之后，出发前写了一首诗，也是他南逃途中第一首诗：
商水西门语，东风动柳枝。
年华入危涕，世事本前期。
草草檀公策，茫茫杜老诗。
山川马前阔，不敢计归时。
（《发商水道中》）
东风吹拂柳枝，正是早春时节。诗人在商水西门同故交旧友依依话别的时候，谈起眼前这艰难时势来——
岁华刚刚开始，都下士民就流离失所，谁不流下危亡痛苦的眼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眼下这场灾难的缘故，决不是一种偶发因素，难道就没有前事之因？
记得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文帝元嘉七年（430）魏军南下，直逼济南。宋文帝刘义隆派遣征北将军檀道济率兵救援，哪知檀道济却采取“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策略，仓促撤退，导致魏军长驱直入。在这里，诗人借用这一典故，无疑是为了讽刺南宋小朝廷决策者们像“檀公”那样采取逃跑政策，致使汴京沦陷！像自己这些读书人就像杜甫在安史之乱中颠沛蜀地、流落荆南那样，除了吟咏一些“干戈茫茫”的诗句，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诗人展望前程，死生未卜，山长水阔，前路漫漫，主政者们一味逃跑，自己还敢计算归期吗？
这是一首伤时感事的小诗，却富有杜诗沉郁苍茫的气韵！
洞庭之滨的岳阳楼，在唐宋时期是著名的景点，历代诗人为之驻足流连，挥毫泼墨，谱写出多少流传今古的华章。建炎二年（1128），陈与义南逃避难途经这里，也曾登临览胜，写了两首诗，被元朝人方回誉为“近逼山谷，远诣老杜”（《瀛金律髓》卷一）。说它近可以直追黄庭坚诗风，远可以上承杜甫气象。他再一次登上岳阳楼，为了抒发心头块垒，又写了一首诗：
岳阳楼观天下传，楼阴背日堤绵绵。
草木相连南服内，江湖异态栏干前。
乾坤万事集双鬓，臣子一谪今五年。
欲题文字吊古昔，风壮浪涌心茫然。
（《再登岳阳楼感慨赋诗》）
诗人久久伫立在栏杆前，面对江山胜景，家国沉沦之痛，臣子迁谪之恨，一齐涌上心头——
这时候，已经整整5个年头了，这5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靖康之难，国亡家破，多少人别妇抛雏，流离失所。诗人这时候才39岁，两鬓却全白了。天下悠悠万事，愁白了少年头！
他联想到古往今来，与自己遭遇相同的志士仁人何止一人？汉代贾谊贬黜长沙，途经湘水的时候，曾写过吊唁屈原的辞赋。贾谊虽遭贬黜，毕竟逢盛世；如今国家危如累卵，自己又怎么去抒发思古之幽情？面对“风壮浪涌”的江湖，怎能不是心绪茫茫、黯然无语呢？
无疑，这首诗读起来有些拗口，其实，诗人正是为了学习杜甫：“愁起于心，真有一段郁戾不平之气，因以拗语发之。”（王嗣奭《杜臆》）
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语言韵律，很显然，这首诗都有老杜风。难怪有人盛称陈与义“学杜而得其骨”（见陈衍《宋诗精华录》）。
建炎三年（1129）十一月，金兵大举渡江，攻破建康（今南京市）；十二月，直逼临安（今浙江杭州），高宗逃往明州（今浙江宁波），乘船入海。建炎四年正月，金兵又攻破明州，乘船追击高宗，高宗只好泛舟逃至温州（今属浙江），陈与义这时候避居湖南邵阳紫阳山，听到金兵步步进逼，高宗奔命不遑的消息，悲愤不已，援笔写了一首诗：
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
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
孤臣霜发三千文，每岁烟花一万重。
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
（《伤春》）
差可告慰的是，当金兵进犯潭州的时候，史阁学士向子諲，竟率领一支疲惫之师，敢于同疯狗一般的敌兵浴血奋战！尽管这不过是萤火般的光亮，可是消息传出，不也鼓舞了人们的斗志，重新燃起抗金救国的希望吗？
这明明是一首忧国伤时的诗章，诗人却以“伤春”为题，无疑，作者是鉴于当前形势与杜甫当年处境相同，所以用杜诗旧题出之，借以继踵杜甫，以表达心头的愤慨！
诗章雄浑沉挚、声调高亮，可称杜诗嗣响！
那么陈与义南渡以后的诗作也最真实地记录了时代的创伤；如果说，杜甫的诗是一曲曲沉郁顿挫的历史浩唱，那么陈与义后期的诗作也要算一支支雄健慷慨的时代悲歌。
“诗风已上少陵台。”（《跋陈简斋奏章》）南宋诗人杨万里对陈与义的赞许，并不是溢美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