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偁，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世代农耕，家境清贫。父亲靠磨面粉来维持艰难的生计。禹偁小时候聪慧过人，刚9岁能诗会文，深受乡里称许。
《西清诗话》曾记载他一则儿时的故事：
有一天，父亲打发他送面粉到州从事毕文简家去。恰巧，毕正教孩子们对对子。毕出了一句上联：
“鹦鹉能言争（怎）比凤”
鹦鹉与凤凰是两种不同类的飞禽，都是以善于语音而著称，这是异中有同；凤鸣与鹦语却有高下之分，这又是同中有异。试想，要找出具有同样特征的生物来作对句，纵然是成年人，匆促间恐怕也难于应对，更何况是一群孩子？孩子们只好大眼瞪小眼，谁也不吱声。禹偁略作沉吟，马上应声而对：
“蜘蛛虽巧不如蚕”
“蜘蛛”与“蚕”这两种不同种类的昆虫，都是以吐丝为能事，却有贵贱之别。取材贴切，对偶工丽，音韵和谐，语言平实，信手拈来，自成妙趣。真称得上是“绝对”！毕文简十分惊讶，一个9岁的孩子，不但知识面如此广阔，思维竟然这样敏捷，实在了不得！他连声夸奖：“对得好！对得好！”还说：“这孩子这样满腹经纶，将来一定有大出息！”
毕文简真的要算慧眼识英才，太平兴国八年（983），王禹偁刚跨进“而立”之年就登进士第，授成武县主簿；端拱元年（989），应中书试，擢直史馆；次年，迁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令，成为朝廷近臣；眼看快要扶摇直上，出息为国家栋梁之材。怎奈他性格耿直，眼里容不得沙子，“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见游国思等编《中国文学史》人民出版社出版）。你说在污浊黑暗的封建社会官场，容得下这么刚直骨鲠之臣吗？据《渑水燕谈》载：八年之间，竟先后三次遭到贬谪！
中国有句俗话“事不过三”。他却偏偏“八年三黜”！因此，他写了篇《三黜赋》，既是自我调侃，也是借以明志：
“屈于身兮不屈其道，虽百谪而何亏！”
是啊，只要襟怀坦荡，守正不阿。纵然百遭贬谪又算得了什么？
真的是铁骨铮铮，高风亮节！
“八年三黜”，世道坎坷。“宦途日日与心违，人事纷纷任是非。”（《言坏》）这当然是诗人的不幸，可是，“诗人不幸诗坛幸”，在他几次贬谪期间创作了大量传诵不衰的诗作，为中国诗史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就让我们欣赏一下他几次贬谪期间的诗作吧——
王禹偁第一次被贬是在太宗淳化二年（991），先是泸州妖尼道安诬陷徐铉，王禹偁仗义执言，为徐铉辩诬，并历数道安罪行，哪知竟触怒权贵，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据史料称：商州（治所在今陕西省商县）“深山穷谷，不通辙迹”，交通十分闭塞，在唐宋时期是很穷困的地方；“团练副使”又是投闲置散的虚职，“一郡官闲惟副使”（《清明日独酌》）宋朝官衙里冗员本来就多，虚职的薪俸更是少得可怜，生活的困窘可想而知。第二年春天，他托物兴感，写了一首诗《春居杂兴二首》（其一）：
两株桃杏映篱斜，妆点商州副使家。
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
两株枝丫斜出的桃杏掩映一抹疏篱，柴门前总算有了些许亮色，这也是我这“商州副使”门前唯一的装点。在寒舍里舞文弄墨之余，观赏疏篱旁的几枝桃杏，聆听古树上一曲鹂歌，纵然是饔飧不继，不也可以打发这无聊的岁月吗？
不知从哪儿突然刮起一股强硬的东风，把桃杏树上的枝丫吹折，连栖息在树上的黄莺也受惊飞走……
春风呀，你不是号称惠及万物吗？这门前的桃杏并没有招你惹你呀，再说为营造出人间春色也算作出了微薄的贡献，你为什么偏偏容它不得，硬是要吹折它，摧残它，连它这可怜兮兮的生存权也要剥夺呢？
诗人之所以对春风发出质疑与叩问，明眼人不难看出，不正是为自己的遭际鸣不平吗？
这首诗脱稿之后，他的儿子王嘉祐读到了就对他阿爸说：“杜甫曾经写过这么两句诗：‘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您的诗跟杜甫的诗太相像了，是不是要改一改？”王禹偁听过后，非常兴奋，说：“我这首诗本来是学白居易的，想不到竟然与杜甫暗合。”于是他又写了一首诗，有这么两句：
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宋诗纪事》引《蔡宽夫诗话》）
王禹偁是最早提倡继承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传统的诗人，他对宋朝初期浮薄的诗风深表愤慨，他说：
可怜诗道日已替，风骚委地何人收？（《还扬州许书记家集》）
他致力于学习白居易诗歌风格，对杜甫更是推崇备至。当时推崇杜甫的人，都说杜甫的诗歌是“集大成”者，也就是综合了过去作家各种长处，如元稹在《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就说：“小大之有所总萃”“尽得古今之体势。”（《白氏长庆集》卷五十六）。
王禹偁却作出与众不同的评价：“子美集开新世界。”（《日长简仲咸》）赞扬杜甫“推陈出新”的创新精神。也就是说，他不但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开创了诗歌的新领域。当代学者钱钟书非常赞赏王禹偁在诗歌鉴赏中这种独到的感悟。（见《宋诗选注》）
王禹偁批评五代以来“秉笔多艳冶”的文风，主张诗歌语言要“句之易道”“义之易晓”。提倡清新活泼、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
他贬官商州期间，北宋开国近30年，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可是由于先是唐末群雄逐鹿中原，接着又是五代十国纷争割据，长时期战火频仍，烽烟不断，“八州之内，鞠为荒榛，幅员数百里，人烟断绝”（翦伯赞编《中国史纲要》）。土地大面积抛荒，生产遭到极大破坏，这些从战争劫难中幸存下来如今获得和平安定的人们，谁不想使出浑身气力来开荒扩种，以重新建设自己的家园，并开创出全新的生活呢？
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山区人民还是延续着古代畲族以及南方少数民族长期使用的以刀耕火种为主要特征的极原始耕作方式，一开春山民就上山砍树，树枝干燥后，再把它烧成灰当作肥料，趁灰尚热，就垦山凿石，不误农时地播下种子，人们把它叫作“畬田”。
王禹偁借用当地民歌的格调，创作《畬田调五首》，歌唱山民们的劳动热情。且读第一首：
大家齐力劚孱颜，耳听田歌手莫闲。
各愿种成千百索，豆萁禾穗满青山。
“孱颜”，通“巉岩”，山很高峻的样子。读开章两句，在我们面前仿佛浮现出这样的画面：
在高山丛莽中，一群鹑衣百结的劳动者们正在齐心协力开垦荒山。耳畔响起嘹亮高亢的田歌声。大家抡大斧，挥银锄，研榛莽，凿巉岩。尽管挥汗如雨，还是你呼我应、你追我赶，手上一刻也没有闲着。大家的劳动热情一浪高过一浪……
后两句写这股热情的原动力——
“索”，是当时用来计量长度的单位。是啊，为了尽快摆脱饥饿和寒冷的威胁，谁不想用自己的汗水多开垦一些荒地，多种一些农作物呢？到收获的季节，遍地稻黄粱熟，满山禾黍飘香，那该是多么诱人的景象啊！
要想凿山垦荒，决不是一家一户力所能及的事，所以他们采取互助合作的形式。只要一家有畬田活动，四周乡邻，不管是否有约，纵然素不相识，也闻讯赶来，“虽数百里，如期而至，锄斧随焉”（《畬田词·序》）。于是，诗人写了第四首，歌唱山民们的协作精神：
北山种了种南山，相助力耕岂有偏。
愿得人间皆似我，也应四海少荒田。
诗人为我们描画出这样的图景：
山民有的扛着铁锄，有的带着刀斧，虽然一个个面黄肌瘦，脸上充满了兴奋的神色，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赶来。到达工地之后，奋力劳作，争先恐后，没有一个人偷懒耍滑，更不会存有偏心。“种了北山种南山”，种了这山种那山。简直用不完的力气，使不尽的劲头。他们用辛勤的汗水播种丰收的希望，他们热情的劳作饱蘸着大协作的乡里深情。
这里的“我”，既指商州山民，也包括诗人自己。诗人之所以用“我”来借代，显然是把自己看成商州山民群体中的一员。为了开垦更多的荒地，使人们能过上温饱的生活，诗人正是大力提倡这样互帮互助的大协作精神。
《畬田词》共五首，用口语化的表达歌唱劳动者的心声，犹如一支支清新活泼的民歌。
王禹偁爱竹，写了不少咏竹诗，既是萧萧绿竹的颂歌，也是自我情怀的宣泄。且读《官舍竹》：
谁种萧萧数百竿？伴吟偏称作闲官。
不随妖艳争春色，独守孤贞待岁寒。
声拂琴床生雅趣，影侵棋局助清欢。
明年纵使量移去，犹得今冬雪里看。
是哪位前贤在官舍窗前种下几百竿青青翠竹？竹韵萧萧，陪伴我这窗下苦吟的“闲官”，这不正好相称吗？你看它一袭青衣，纤尘不染，何曾跟妖桃秾李争夺春光；亭亭玉立，孤贞自守，又何惧风雪严寒的逞威肆虐？微风轻拂，竹语如歌，可添琴床雅趣；月华淡薄，竹影婆娑，更助棋局清欢。纵然明年被贬黜到更荒远的地方，今年冬天不是还可以在严冬飞雪里尽情欣赏吗？
王禹偁第二次遭贬是太宗至道元年（995）在翰林学士任上。因议论孝章皇后丧礼事，被贬往滁州。仕宦的浮沉使他对险恶官场产生厌恶。当他泛舟吴淞江（即今流经苏州、上海等地的苏州河）的时候，即景抒怀，写了《泛吴淞江》：
苇篷疏薄漏斜阳，半日孤吟未过江。
唯有鹭鸶知我意，时时翘足对船舱。
在烟波浩淼的江面上，漂荡着轻如一叶的小船，稀疏的苇篷漏下淡淡斜阳，看来已是日薄黄昏了。诗人“半日孤吟”，在船上孤零零地独个儿吟唱有好一段时间了，他本来急于渡江，又不忙着靠岸，究竟想干什么呢？
他看看江岸边，只见那栖息在江边的鹭鸶正单足翘立，曲颈张望，它不明明是对着诗人的船舱吗？诗人说“唯有鹭鸶知我意”，在这里还特地使用“唯有”这一排他性副词，这不显然是说，只有这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鹭鸶才是他心灵的契友；除了它，人海茫茫，知音难觅吗？
那么，诗人的“意”究竟是什么？是因为在这之前直言遭贬而满怀冤屈，还是想从今往后高蹈出尘而忘怀世事？其实如果全面去看，国运安危和民生疾苦什么时候淡出过诗人思维之外？只要读读他7年前也就是端拱元年（988）写的《对雪吟》后几句，就可以洞烛他的内心世界：
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是？
深为苍生蠧，仍尸谏官位。
謇谔（正直敢言的样子）无一言，岂得为直士？
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
不耕一亩田，不持一只矢，多惭富人术，且乏安边议。
空作《对雪吟》，勤勤谢知己。
反躬自省，不过是得过且过，苟且偷安罢了。处于谏官的位置，却不敢犯颜直谏，这哪能算正直之士？居史官的职务，又没有是非褒贬，能算什么良史之材？不能亲自耕田种地，又没有使人致富的本领；无法拿起武器打仗，也缺乏安边靖难的策略，不过是尸位素餐，成为老百姓的蛀虫罢了，实在辜负了道义之士的热切期望啊！
其实呢，王禹偁真称得上是一个敢怒敢言、关心国家利益和民生疾苦的人，要不然，怎么会一贬再贬、直至“八年三黜”呢？作为一个封建官吏，居然能这样高标准引咎自责，这样不留情面地解剖自己，实在是难能可贵！在封建社会发展史上也要算凤毛麟角！
王禹偁第三次遭贬是真宗咸平元年（998）岁除日在知制诰任上，因参与编修《太祖实录》直书赵匡胤篡夺事，被贬黄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