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生活中，只要一提起“走后门”，就像“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一样，谁不为此忿忿然？也许人们出于好奇会这样问：这股风究竟是怎么刮起来的？难道是商潮涌动后的舶来品？
翻翻史册，不难发现，它原来是中国封建古树上滋生出的恶之花，是这块古老土地生长的带着历史印痕的“土特产”。
曾经流传过这么一则有趣的故事——
还是在1000多年前的北宋末期，哲宗赵煦死后，徽宗赵佶继位，重用蔡京执政。不但拼命排斥、打击哲宗朝元祐年间旧臣，而且只要是元祐年间所决定的事情一概否定。连和尚的戒牒、道士的度牒凡是在元祐年间颁发的一律作废，并强令他们脱下僧服、道袍，勒令还俗。有一天，一位大官正据案中坐，传判各事。这时候，一个属官走上前来对他低声说：“今年国库发下来的俸钱一千贯，都是元祐年间铸造的，该怎么处置？”那个大官思考片刻之后，悄悄地说：“那就走后门，从后门搬进来吧。”也就从这一天起，“走后门”不胫而走，在全国各地迅速传开了。
这样看来，它起源于北宋末期；其实，中国诗歌史告诉我们，早在中唐期就刮起过“走后门”这股风。
有诗为证：
袖里新诗十首余，吟看句句是琼琚。
如何持此将干谒，不及公卿一字书。
（《见尹公亮新诗偶赠绝句》）
这是白居易在宪宗元和初年写的。意思明显是，尽管你的诗句句像精金美玉，掷地有声，可是你又怎么可以拿它来进献当官的？如果你想有所请托的话，还不如请达官显贵写一张字条管用哩！请当官的写字条，这还不是典型的“走后门”？白居易这首诗不明明是对这种现象的讽刺和批判吗？
历史真是一个不可捉摸的怪物，微妙得很。也就是在唐代诗坛，又实实在在、堂堂正正地流行起这么一股风。
这得从科举考试说起——
按照唐宋时期的制度，进士考试是进入仕途的铁门槛。只有考中了进士，才能获得做官的资格；如果你在进士考试中考砸了，不管你有多么横溢的才华，也要被拒于仕途之外。诗人贾岛就是典型的例证：贾岛一生都在文学海洋里探索，“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对诗歌艺术的追求，不可谓不执着吧；以“郊寒岛瘦”的独特风格遐迩闻名，对诗歌的创作，不能算没有成就吧？可是，就因为与科考无缘，屡试不第，弄得一生穷困潦倒。据说，他去世的时候，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只有一头病驴，一张古琴。这样的大诗人，竟沦落到这样的境地，能不令人扼腕叹息吗？
可是，要想在科举考试中顺利通过，亦非易事。因为古代科举考试与今天的考试制度决然不同。唐宋时期以诗赋取士，又没有一个客观标准来衡量文章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考官员的审美习惯与审美情趣，具有极大的主观随意性。面对每一篇诗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人喜欢辞采华丽的文章，认为只有情辞并茂才算好文章，持这种审美标准的也有他的依据“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孔老夫子说的，难道有错？有的人则喜欢朴实的文风，说只有“寄至味于淡泊”才算有真境界，持这种标准的人也有他的道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是大诗人李白的审美观，这还有假？看来两者各执一端，都持之有故。请问，应试者又该何去何从？
当然，也用不着担心，中国人毕竟聪明，你有你的政策，我有我的对策。于是，应试的举子们在临考前先打听好当年的主考官是谁，然后把自己的诗文呈献给跟他过从甚密的朝廷政要或文坛巨子。如果得到这些人的点拨，甚至赏识与援引，那么纵然不敢说稳操胜券，十载寒窗也就有了朦胧的希望！
乍一看，这样的行为不也有“走后门”之嫌？可是，在唐宋时期，这样的行为不但不遭到社会的非议；相反，还认为是文坛前辈对后学的爱护与帮助，是受人称道的。当时还有一个时尚的名字，叫“行卷”。
白居易当年就这么做过，唐人张固《幽闲鼓吹》和宋人尤袤《全唐诗话》都记载过这个故事——
白居易初到京城的时候，用诗谒见顾况，顾况看到白居易的名字，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亦不“易”。及至读到白居易的诗“野火烧不尽……”赞赏不已，说：“道得个语，‘居’亦‘易’矣！”有了顾况的延誉，白居易从此声名大震。
李白也这么做过。据辛文房《唐才子传》说：
天宝初，李白从四川到长安，把自己的诗投谒贺知章，当贺知章读到他的《蜀道难》，连声赞叹，夸李白是“谪仙人”，还留下“金龟换酒”的诗坛佳话。有了贺知章的激赏，从此李白名噪京华。
对此，我们困惑了；前者被看成“走后门”遭到大家谴责；后者被称为“行卷”，却被普遍认同。为什么同样都是用诗文晋谒高官，收来的毁誉却决然相反呢？
仔细一琢磨，原来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显然是为了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寄希望于当权者的暗箱操作，他们或利用某种裙带关系，或贿之以金钱或财物，这不但助长了腐败风，也严重干扰了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这种害国害民的勾当，怎么能不受到人们的谴责呢？后者只不过是初涉文坛的莘莘学子想得到前辈的赏识与推荐，正是依靠这种朋友情、师生谊，使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这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认可与称道！
当时就流传这么一则故事——
朱庆余，浙江人，也有人说是福建人。敬宗宝历初年，在文坛只不过小有名气，充其量也只能算“小荷才露尖尖角”吧。他随着应考的学子们来到京华，十载寒窗，也想牛刀初试。可他一想到科举考场，英才荟萃，总觉得自己底气不足。于是，他想找一位文坛前辈指点指点。可是，京华地区尽管名流丛集，毕竟人地生疏，又该找谁呢？
这时候，张籍在朝廷任水部郎中，纵然算不上朝廷政要，可也是名副其实的文坛耆宿，在朝野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又乐于提携后进，为人口碑也好。朱庆余权衡再三，觉得他是“行卷”的最佳人选。可是，自己在张籍面前还要算文坛小字辈，虽然平日里的诗文也受到过张籍的赏识，固然不算素昧平生，可也没有过多的交往。临考前要请求人家援引，这样的“自荐”诗该怎么写呢？真个是煞费踌躇的事——
一个劲地颂扬对方吗，又怕被视为拍马逢迎而不屑一顾；一味地炫耀自己吧，更怕被视为恃才傲物而嗤之以鼻。他想，在构思立意上，既不能太直露，又要使人看得出求助的意图；在遣词用句上，既要使对方在心理上乐于接受，又要在态度上不卑不亢。朱庆余皱紧眉头，细细搜索脑海里生活积累的库存，忽然眼睛一亮，他联想起中唐时期民间的新婚风习来：新婚的第二天清早，新媳妇就要拜见公婆。如果公婆满意了，新媳妇位置就稳定了，以后的日子也就顺当了；如果公婆不满意呢，那么你未来的命运恐怕比《孔雀东南飞》的刘兰芝也好不了多少。你说，这跟进士考试多么相似？这一“闺意”点燃了灵感的火花，于是，他很快就写了一首诗《闺意呈张水部》：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洞房”，当然是指新婚的卧室；“停”，这里有“放置”的意思。“昨夜”，新媳妇的卧室里一直红烛高烧，只等着天亮后到堂前拜见公婆。经过一番精心梳洗打扮之后，明知道自己很靓丽了，可还是有点不放心，于是她压低声音问问身边的夫婿：“你看看，我这眉毛颜色的深浅浓淡画得符合新媳妇的时尚吗？”
显然，诗作者是把主考官比作公婆，因为他掌握着主宰命运、决定一切的权力；之所以把张籍比成身边亲密的夫婿，还不是意味着张籍是值得把命运和前途相托，可以终生信赖的人？
在这里，诗作者的遣词用字也十分讲究；晋见公婆挑出一个“拜”字，既显得敬仰有加又礼仪备至；向夫婿问话，使用“低声”，在亲密无间中不也透出一股脉脉温情？
乍一看，用民间新婚风习来比喻进士考试，仿佛有点不伦不类；细细一想，用男女爱情来比喻君臣、师生、朋友之间的关系，也要算渊源有自——也许它发轫于《诗经》和《楚辞》，之后，在汉乐府和其他古典诗词里也被诗人们频频引用。这一诗词传统文化的积淀之所以沿用不衰，因为它具有泛爱性和普适性的特点，迎合人们的惯常心理。你说，这样的睿思妙喻，能不赢得张籍的激赏吗？
张籍为了鼓励他，坚定他的必胜信念，也写了一首诗《酬朱庆余》：
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
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从诗题看，这首诗是酬答朱庆余的。真个叫“无巧不成书”，西施是浙江人，朱庆余也是浙江人，诗作者把朱庆余比作西施，是张籍的诗心妙悟呢，还是朱庆余的历史机缘？
朱庆余只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居然得到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坛前辈如此高的肯定性评价，怎能不信心百倍？考场上自然会发挥得好，宝历二年（826）果然首战告捷，中了进士。
两个人的诗都是用女性作比喻，真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被称为“香草美人法”。一时间誉满诗坛，传为佳话。
朱庆余的诗也被许为“行卷”诗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