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的生活非常有趣，不管什么事，都要有个等级，也就是所谓的规范。三纲五常，天地人伦，衣食住行，都要有秩序和等级。比如，从古代墙瓦的颜色就可以看出地位的高下，灰墙灰瓦多为普通百姓的住宅，而红墙金瓦却是皇权的最高象征；甚至连宅门上的门钉多少，都是区分王侯将相等级的一个标志。最有意思的是，不但平常生活有各种规定，连本来应该秘而不宣的隐居都能分出不同的层次。
“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这是传统文人对隐居的定义，也是他们对生活的理想。“看破红尘惊破胆，吃尽人情寒透心。”能够超脱红尘羁绊，忘怀得失，淡看花开花落，笑对云卷云舒，的确需要心灵的清修。而如何修炼正是对隐者的区分。有才能的人参透红尘，远离人群，在深山野林间躲避尘世的烦恼，但这只是小隐；更厉害的是中隐之人，他们不单纯依赖世外桃花源的宁静，而是选择在鱼龙混杂的市井之地修炼。世事繁华，唯我清静无为，这才是中隐的境界；最厉害的要数大隐。大隐就要隐在热闹喧哗、卧虎藏龙的朝廷，一腔救国救民的情怀，却丝毫不为名利所动，权倾朝野同样泰然处之。这才是真的隐士，在古人看来，唯有胸怀天下又虚怀若谷的人，才是隐者中顶尖的人物。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白居易《中隐》节选
白居易说大隐在朝堂，小隐在山林。可是尘外寂寞又荒凉，朝廷又过分喧嚣，不如就在做官中隐居，差不多有个三品的闲职，不闲不忙、优雅从容。能够在富贵荣华和疲于奔命中找到一种惬意，在大小隐逸的夹缝间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与所在，才是中隐的至高境界。
本来，隐居应该是很低调的一件事，应该如北宋林逋一样，梅妻鹤子，从此不再踏入仕途半步。但唐朝的隐居似乎与其他朝代不同。首先是隐居的目的不纯，唐代人隐居并不是为了像陶渊明那样从此摆脱功名利禄的烦恼。相反，隐居常常是通往仕途的捷径。唐代卢藏在终南山隐居，结果人们都口耳相传，说终南山住着一个很厉害的人。于是，名声越来越响，后来被皇上知道了，就召进宫里做官去了。也由此流传下一个成语“终南捷径”。但实际上，假如真的想隐居的话，不管是朝廷许给什么样的官职，都会拒绝的。而朝廷一请便出山者，很明显并不是真正喜欢隐居的人。也因为这并不纯正的目的，唐代诗人隐居的另一特征就浮现出来了，简而言之，就是两个字：高调。
莫砺锋曾对此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说：“李白一生隐居过很多山，足迹遍布东南西北。陕西的终南山，河南的嵩山，山东的徂徕山，江西的庐山都曾是李白隐居的地方。隐居本来是件安安静静修炼身心的事情，为什么要天南地北地来回折腾呢？因为他的目的并不在于隐居，而是在于隐居背后带来的关注。”
所以，李白在每个地方隐居的时间都很短，隐了一阵马上换到另一座山，大有“唯恐天下不知”的感觉。等到玄宗终于下诏请他入京为官的时候，他立刻放弃了隐居生活，兴高采烈地跑去当官了，而且还写了一首很昂扬的诗。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
写作此诗的时候，李白已经四十二岁，但是以他的率真，丝毫没有“人到中年万事休”的伤感，反而因为即将入京而变得异常兴奋。烹鸡、酌酒，儿女欢笑，高歌痛饮，扬鞭策马，还怕自己到得不够早。然后想起了朱买臣不得志的时候，他的老婆因嫌弃他贫贱，弃他而去。结果后来汉武帝赏识朱买臣，封他做了会稽太守。言外之意，那些曾经轻视李白的人都和会稽愚妇一样。没想到吧，李白我今天也要辞别家乡入长安了。
最后两句写得尤其酣畅淋漓，多少踌躇满志的人听后都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似乎是李白一生最喜悦的时刻，豪情万丈，志得意满又溢于言表！他终于可以结束天南地北的隐居生活，去实现自己的抱负了。虽然后来的经历证明了此时的李白高兴得太早，玄宗召他入京并不是要委以重任。李白，在当年不过是太平盛世的一个点缀。但如果从白居易《中隐》的角度看，李白的出仕还是不错的结局；既落得清闲自在，又可以游刃于官与野之间，实在是隐居中成功的典型。
不管结局怎样，李白的高调隐居和卢藏一样，都吸引了皇帝的注意，是一次成功的自我炒作行为。虽然历史上隐居的文人很多，自魏晋以来，就有许多文人前仆后继地走在归园田居的路上。参透了人间烦恼，看透了世间悲凉，能够了生死，跳出红尘，的确是一桩幸事。但这其中，避战乱，躲暴政，又何尝不是另有苦衷。
而李白、卢藏等人，生于太平盛世，在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都摩拳擦掌想要做一番大事业的时候，他们却偏偏跑去隐居，他们的独辟蹊径和标新立异，不过是想实现自己的抱负。他们甚至没有考虑过，假如皇帝永远注意不到他们，自己的隐居岂不是自毁前程！历史上，恐怕只有盛唐诗人，才能对生活抱着如此天真而又浪漫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