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安诗词述评
“海宁王静安先生为近世中国学术史上之奇才。学无专师，自辟户牖，生平治经史、古文字、古器物之学，兼及文学史、文学批评，均有深诣创获，而能开新风气，诗词骈散文亦无不精工。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论其方面之广博，识解之莹澈，方法之谨密，文辞之精洁，一人而兼具数美，求诸近三百年，殆罕其匹。”以上这一段话，是四十年前我在浙江大学任教时所撰《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此文后收入拙著《诗词散论》中，1948年出版，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中对王静安之评语，并表示我对静安先生的钦佩。像王静安先生这样一位有渊博精深的学术造诣、享有国际盛誉的大学者，近三十年来，在国内声尘寂蔑，未能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而发挥其影响，诚可叹息。最近华东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发起召开王国维先生学术讨论会，承蒙函示，极感兴奋。这实在是一件拨乱反正的学林盛事，我甚为赞同。来函征文，我因久患目疾，视力衰损，读书写字，均颇困难，愧不能参证群书，撰写文章，深入阐论静安先生之学术精诣，仅就平日读静安诗词的区区心得，联想所及，信笔疏记，一隅之解，一曲之见，不足以言文也。
王静安生平治学的道路是曲折的。他生于清光绪三年（1877），当光绪末年，他三十岁左右的十年之中，曾致力于西方哲学，尤其喜爱叔本华。他运用西方哲学与美学的观点，从事文学批评，除撰写短篇杂文之外，还著《红楼梦评论》（发表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人间词话》（发表于清光绪三十四年、宣统元年，1908、1909），并研究戏曲，作《宋元戏曲史》（出版于1913年），同时，亦创作诗词。但是自从辛亥革命之后，王静安治学的方向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他潜心研治古文字、古器物、汉晋木简、敦煌文献、殷周史、蒙古史、西北地理等，即所谓考证之学，方面广博，识解精邃，运用新方法，开辟新途径，做出了卓越贡献，而文学批评，则弃置不为，诗词创作，也很少了。
王静安创作诗词的时期既不长，作品亦不甚多，就《观堂集林》卷二四以及《观堂别集》、《外集》所载者合计之，共得诗一百一十四首（早年所作的《咏史》绝句不在内）、词一百一十五首。所以王静安并非专业诗人。他虽然具有很高的诗才，但是他未尝以撰写诗词作为终身事业，他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说：“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智多。”可见他并未尝以诗人自居。因此，王静安并没有把他平生的襟怀抱负，所观所感，都写入诗词之中，如杜子美之于诗、辛稼轩之于词那样。这是我们在评论王静安诗词时先要说明的一点。
尽管如此，王静安的诗词，在晚清诗坛中还是有相当高的地位的，主要是由于它有两个特点：第一，王静安写诗词，能够不囿于当时的风气，而特立独行，自辟蹊径。第二，王静安诗词中多发抒哲理，而能融化于幽美的形象之中，清邃渊永，耐人寻味，这是自古以来诗人所不易做到的。以下将分别论之。
晚清诗人多喜宋诗，主要是学黄山谷、陈后山，亦兼及梅圣俞，而填词则崇尚吴梦窗，亦有少数新学之士受龚定庵的影响。王静安独能超出于此种风气之外。王静安论诗之语殊少概见，而论词者则甚多。他托名樊志厚所作的《人间词序》云：
夫自南宋以后，斯道之不振久矣。元、明及国初诸老非无警句也，然不免乎局促者，气困于雕琢也；嘉、道以后之词，非不谐美也，然无救于浅薄者，意竭于模拟也。君之于词，于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于北宋喜永叔、子瞻、少游、美成，于南宋，除稼轩、白石外，所嗜盖鲜矣。尤痛诋梦窗、玉田，谓梦窗砌字，玉田垒句，一雕琢，一敷衍，其病不同而同归于浅薄，六百年来，词之不振，实自此始。其持论如此。
王静安这一段话，纵观数百年词之流变而评论其长短得失，不因循，不依附，独具只眼，并且指出他所认为填词应遵循的道路，而他自己也确实是这样做的。至于王静安论诗，虽然没有发表过像论词这样鲜明具体的主张，但他也是走他自己的道路。
王静安作诗，并不专学哪些古人，而是兼采众长，魏、晋、唐、宋，都有所取法。他能作精丽工整的五言长律，如《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亦能作悠扬婉转、清华流美的长庆体七言歌行，如《颐和园词》、《蜀道难》，这些，显然是从唐人学来的，也受清人吴梅村的影响。他七言律诗中的深曲峭劲之致，则是得力于宋人；至于和巽斋老人沈曾植（字子培，号寐叟，一号乙庵）诸作，则又有意学沈曾植诗的高古僻奥之体，所谓“格制清远，非魏晋后人语”（沈曾植评语）。王静安不但有很高的诗才，而且在诗的艺术风格方面也有深厚的修养，所以能做到如此地步。不过，本文既不打算全面评述王静安的诗，所以对于这些，都不拟着重讨论。本文将专论他的哲理诗，因为这是王静安诗的特长。
王静安性情“忧郁”（《自序》中语），而好为深沉之思，想探索人生之终极，曾拟在西方哲学中寻求答案，而独好叔本华之书。王静安《自序》中谓：“初读康德之《纯理批判》及《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读叔本华《意志与表象之世界》，喜其思精而笔锐，前后读二过，再返而读康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叔本华为19世纪前半叶德国著名哲学家，其学近承康德，远绍柏拉图，旁搜于印度佛说，遂自创为一家之言。叔氏认为，人生皆有生活之意志，因此即有欲望，有欲望则求得满足，而欲望永无满足之时，故人生遂与痛苦相终始，欲免痛苦，惟有否认生活之欲而寻求解脱。叔氏之说虽是一种偏宕之论，未能尽人生哲理之全，然思精笔锐，持之有故，使读其书者，尤其是像王静安这样禀性忧郁悲观的人，将会感到如大梦初醒，既在心情上有欣悦之契合，而在理智上亦遂笃信不疑，从而在诗篇中遂经常发抒此种信念。
王静安所作《蚕》诗云：
余家浙水滨，栽桑径百里。
年年三四月，春蚕盈筐篚。
蠕蠕食复息，蠢蠢眠又起。
口腹虽累人，操作终自己。
丝尽口卒瘏，织就鸳鸯被。
一朝毛羽成，委之如敝屣。
耑耑索其偶，如马遭鞭箠。
呴濡视遗卵，恬然即泥滓。
明年二三月，蠡蠡长孙子。茫茫千万载，辗转周复始。
嗟汝竟何为，草草阅生死。
岂伊悦此生，抑由天所畀？
畀者固不仁，悦者长已矣。
劝君歌少息，人生亦如此。
此诗用鲜明的形象描写蚕的一生受自然所赋予的生活之欲（即饮食生育之欲）的支配，劳悴终生，尽归幻灭，借以比喻人生亦有与此相似者。由此推论，人生既属徒劳，快乐尽归幻觉，则惟有抵抗生活之欲以求解脱，而解脱亦终不易得。王静安《端居》诗即是发抒此种思想，诗云：
我生三十载，役役苦不平。
如何万物长，自作牺与牲？
安得吾丧我，表里同澄莹。
纤云归大壑，皓月行太清。
……
何为方寸地，矛戟森纵横？
闻道既未得，逐物又未能。
衮衮百年内，持此欲何成。
既然是“万物长”的人，就不甘心像蚕一样受自然赋予的生活之欲的支配，而要寻求解脱，希望能做到“吾丧我”的境界，如“纤云”归壑、“皓月”行空。然此不过又是一种不能企及的幻想，于是在“方寸地”的心灵中就产生了激烈的矛盾，既不能求得解脱之道，而又不愿如同万物一般的甘为牺牲，“闻道既未得，逐物又未能”，则只有彷徨无所归宿而已。
这种“闻道既未得，逐物又未能”的矛盾、苦闷、怀疑的心情，在王静安的诗篇中经常表现，如：
嗟汝矜智巧，坐此还自屠。
一日战百虑，兹事与生俱。
膏明兰自烧，古语良非虚。
（《偶成》第一首）
人生一大梦，未审觉何时。
相逢梦中人，谁为析余疑。
（《来日》第二首）
有时也曾想象如“至人”那样能战胜人生之欲而求得解脱，进入“泥洹”（涅槃）境界，但是这又不是自己所能实践的，《偶成》诗第二首即发抒这种情怀，所谓“泥洹”，终究也不过是一种无从达到的幻境。诗云：
大患固在我，他求宁非谩？
所以古达人，独求心所安。
……
至人更卓绝，古井浩无澜。
中夜搏嗜欲，甲裳朱且殷。
凯歌唱明发，筋力亦云单。
蝉蜕人间世，兀然入泥洹。
此语闻自昔，践之良独难。
厥途果奚从，吾欲问瞿昙。
这样，就只有慨叹“人间地狱真无间，死后泥洹枉自豪”（《平生》）了。于是就不免有时产生了极为悲观的情绪，如《书古书中故纸》诗云：
昨夜书中得故纸，今朝随意写新诗。
长捐箧底终无恙，比入怀中便足奇。
黯淡谁能知汝恨，沾涂亦自笑余痴。
书成付与炉中火，了却人间是与非。
这是一种极端悲观厌世甚至打算自我毁灭的思想。王静安于1927年自沉于昆明湖，虽然有种种原因，但是他早年的悲观厌世情绪可能也是一个因素。
王静安禀性忧郁，又受到叔本华哲学的影响，所以他的人生观是不健康的。但是，王静安有“追求理想的执著精神”，他以极其诚挚的态度，在诗篇中发抒其内心的深情，无支辞，无套语，而又具有高度的艺术风格，故仍有其特色与一定的感人之力量。现在再举出他这类诗篇的两首代表作：
欲觅吾心已自难，更从何处把心安？
诗缘病辍弥无赖，忧与生来讵有端？
起看月中霜万瓦，卧闻风里竹千竿。
沧浪亭北君迁树，何限栖鸦噪暮寒。
（《欲觅》）
出门惘惘知奚适，白日昭昭未易昏。
但解购书那计读，且消今日敢论旬？
百年顿尽追怀里，一夜难为怨别人。
我欲乘龙问羲叔，两般谁幻又谁真。
（《出门》）
这两首七律诗，怅惘凄迷，深情绵邈，颇似李义山《锦瑟》、《无题》等诗作，但是有显著不同的两点：第一，静安的诗屏弃了义山诗的秾华繁彩，而出之清疏淡雅，明白如话，曲折尽意。第二，义山之诗，或发抒身世之感，或对某一特定的人或事有所追怀眷念，而静安诗中则是对整个人生哲理之领悟与探索，在思想深度上胜过义山，而其用笔之一气旋折，婉曲跌宕，似又得力于宋人。
王静安悲观思想之所以形成，一方面固然由于他禀性忧郁，又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而另一方面也有社会环境的因素。王静安生于清末民国初年的大变动时期，他少时关心世事，想使积弱的国家民族得到振兴，但是由于他政治思想保守，既不能充分认识当时革新的力量与历史发展的趋势，而看到清末的腐朽政治又极为厌恶，感到绝望，于是遂彷徨歧途，厌世悲观。
以上简略论述了王静安的哲理诗，现在再就哲理诗这一问题从文学史的角度做一些考查，以畅吾说。
诗以抒情为主，写景亦要与情相结合，至于以诗说理，则是很不容易做好的。因为论述哲理是要用思辨的分析，亦即是所谓“逻辑思维”，而作诗则是要用形象的描写，亦即是所谓“形象思维”，二者之间有相当大的区别。如何能够将深奥的哲理运化于幽美的形象之中，浑融无间，恰到好处，这对诗人来说，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难题。
魏晋以来，玄学盛行，讲说老、庄，成为风气。西晋末年，作者即好以玄理入诗，其结果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东晋孙绰、许询喜作玄言诗，亦是“平典似《道德论》”。（所引评语皆见钟嵘《诗品·序》。按《道德论》是魏何晏所撰论述老子哲理之文。）他们这些哲理诗的创作都是不成功的。
到晋、宋之际，陶渊明、谢灵运都曾以哲理入诗，但是造诣不同。谢灵运以作山水诗出名，描写景物，精深华妙，同时，他又常以楚《骚》的情韵与老、庄的哲理融入山水诗中。在运化楚《骚》情韵方面，他是成功的。譬如他的《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诗云：
跻险筑幽居，披云卧石门。
苔滑谁能步，葛弱岂可扪？
袅袅秋风过，萋萋春草繁。
美人游不还，佳期何由敦？
芳尘凝瑶席，清醑满金尊。
洞庭空波澜，桂枝徒攀翻。
自“袅袅秋风过”以下八句，写自己在石门幽居中的怀人之情，运用《楚辞》的词汇与意境，遂有一种芳馨幽邈之致。方东树云：“‘美人游不还’一段，幽忧怨慕凄凉之意，全得屈子馀韵。吾尝以商榷前藻之意况之，且为低徊，况乎怀旷远之遐思者哉！”（《昭昧詹言》卷五）可见谢灵运在这方面是做得好的，因为山水清美之景与《楚辞》馨逸之韵很容易融合。至于以老庄的哲理运用于诗中，就不那么简单了。谢灵运在这方面有做得成功的，但是也有失败的。譬如《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诗中在叙写了缘溪越岭途中情况及所见景物之后，即说：
想见山阿人，薜萝若在眼。
握兰勤徒结，折麻心莫展。
情用赏为美，事昧竟谁辨。
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
这八句是说，自己在游览山水美景时，不禁引起遐思，联想到《楚辞·九歌·山鬼》篇所写的“山阿人”，以寄托衷心的向往。然而向往终究是空的，故虽想见其人而无从投赠接近，只好收拾遐思，欣赏当前美景。独赏之情，常因事物蒙昧而不能明辨，若悟此理，则自适其性，达到“无不遣”的玄妙境界。前四句中的“山阿人”、“薜萝”、“折麻”，都是运用《楚辞·九歌》中的词汇，而最后一句则是用郭象《庄子》注：“既遣是非，又遣其所遣，遣之以至于无遣，然后无所不遣而是非去也。”将《楚辞》馨逸之情韵与庄子玄妙之哲理融合在一起，这首诗的作法是成功的。他由写山川景物引到怀人、赏景，遣物忘怀，是很自然的，无有牵强的痕迹。谢灵运诗中运化《庄子》哲理之处很多，方东树说：“读《庄子》熟，则知康乐所发全是庄理。”（《昭昧詹言》卷五）方东树还举出许多例句，这里就不再引了。谢灵运在诗中谈哲理，胜过孙绰、许询。
不过，谢灵运作哲理诗，也有失败的例子。《登永嘉绿嶂山》在描写登山游览之后，云：
《蛊》上贵不事，《履》二美贞吉。幽人常坦步，高尚邈难匹。
颐阿竟何端，寂寞寄抱一。恬如既已交，缮性自此出。（方东树说，“恬如”应作“恬知”，见《昭昧詹言》卷五。）
这八句诗的意思是说，自己常徜徉于山水之间，故虽为太守，而能如幽人坦步，有“贞吉”之操，但企慕“高尚不事”，仍觉难及，而追求寂寞，寄怀于老子之“抱一”，则可以“知与恬交相养”，得到庄子所谓“缮性”之道。（缮，治也，缮性即是存生养性。）他引用了《周易》、《老子》、《庄子》诸书中的词汇、术语。（《周易·蛊卦》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履卦》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老子》：“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庄子·缮性》：“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这样，这八句诗就显得堆砌板重，与上半篇之描写山水者情味很不协调，好像是强加进去的一些哲理概念，与上边的诗句并未融合在一起，所以读起来就觉得“淡乎寡味”了。
再看陶渊明的哲理诗，是作得好的。众所熟知的《饮酒》诗中“结庐在人境”那一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诗云：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末二句是用庄理。《庄子·齐物论》：“辩也者，有不辩也。……大辩不言。”《庄子·外物》：“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陶渊明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幽静生活与旷远襟怀中，很自然地体验到庄子“得意而忘言”之理。这种哲理是由生活实践中自然领悟出来的，是与情韵清远的前四句诗融合在一起的，它既不是强加进去的，也不用《庄子》书中的哲学术语，而是情与理交融，恰到好处。此外，陶诗中用庄理的还很多，这里不再备举。
作哲理诗，其高下优劣的关键在何处呢？刘熙载有几句话说得好。他说：“朱子《感兴诗》二十篇，高峻寥旷，不在陈射洪下，盖惟有理趣而无理障，是以至为难得。”又说：“钟嵘《诗品》称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此由乏理趣耳，夫岂尚理之过哉！”（《艺概》卷二）可见，作哲理诗，要有“理趣”而不要有“理障”。平铺直叙地说理是“理障”，孙、许的诗是如此；堆砌哲学中的术语也是“理障”，谢灵运《登永嘉绿嶂山》诗是如此。只有将哲理融化于情景之中，才算是有“理趣”，上文所举陶、谢的佳作就是这样的。
唐、宋以后诗人说理诗的优劣，也可以用此标准来衡量。众所熟知的朱子《观书有感》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首诗之所以好，就因为它用“方塘一鉴”、“天光云影”、“源头活水”这些清美的意象做衬托，说明人在进德修业时需要有新的生机这一道理。这首诗是做到有“理趣”而无“理障”的。
现在再来衡量一下王静安的哲理诗。就上文所举王氏诸诗看来，他既没有平铺直叙的陈述，也不堆砌哲学的术语词汇，他是通过描写物象（如《蚕》、《书古书中故纸》）或发抒情怀（如《欲觅》、《出门》），将哲理融会于诗中，“观物微，托兴深”（樊志厚《人间词序》：“若夫观物之微，托兴之深，则又君诗词之特色。”），做到有“理趣”而无“理障”，使读者感到情致沉绵，意味浓郁。王静安接受了古人作哲理诗的经验教训，取长弃短，他在这方面的创作是成功的。
以上是我读王静安先生诗的一点心得。
下边论述王静安的词。王静安在词方面是很下过一番工夫的。他不但创作了一百多首精美的词，而且撰写论词专著《人间词话》，另外还有不少论词之言散见于其他著述中。
《观堂外集》所载王静安托名樊志厚所写的《人间词序》两篇，最集中地表现了他论词的意见以及作词的祈向与甘苦。他用高屋建瓴的眼光对南宋以后元、明、清六百年中的词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是“雕琢”、“模拟”，“其病不同而同归于浅薄”。（此段原文，上文已征引，故不重录。）又提出“意境”一辞，做为文学的精髓，谓：“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又说：“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持此标准以衡量古今人之词，认为温、韦（指温庭筠、韦庄）所以不如正中（冯延巳），珠玉（晏殊）所以逊六一（欧阳修），小山（晏幾道）所以愧淮海（秦观），都是由于意境之不同。美成（周邦彦）以辞采擅长，然终不失为北宋人之词者，有意境也；南宋词人之有意境者，惟一稼轩（辛弃疾）。白石（姜夔）之词，气体雅健，至于意境，则去北宋人远甚，而梦窗（吴文英）、玉田（张炎），则更不足道。又谓：“古今人词之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以境胜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两浑，则惟太白、后主、正中足以当之。”王静安作词的实践，是与他的理论相符合的。《人间词序》说：“静安之为词，真能以意境胜……大抵意深于欧而境次于秦，至其合作，如甲稿《浣溪沙》之‘天末同云’、《蝶恋花》之‘昨夜梦中’、乙稿《蝶恋花》之‘百尺朱楼’等阕，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高蹈于八荒之表而抗心于千秋之间，骎骎乎两汉之疆域广于三代，贞观之政治隆于武德矣。”
就上文所述，可见王静安论词之意见与作词之祈向都是深造自得，不同凡响。如果想进一步加以阐释评议，则需要略述词体兴起发展之概况及其所形成之特点。词是中晚唐新兴的一种文学体制，是配合燕乐可歌唱的曲辞，故最初名“曲子词”。经过五代、两宋三百馀年之发展变化，词由应歌之作而变为言志之篇，其境阔而其体尊，然终有特长与局限。王静安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人间词话删稿》）这几句话很能说出词之特质及其特殊功能。晚唐五代之词多作于酒筵歌席之间，所以“娱宾而遣兴”（陈世修《阳春集序》），所谓“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饶之态。”（欧阳炯《花间集序》）因此，当时词的内容多写男女闲情幽怨，其风格则是婉约馨逸，有一种女性美，也就是王静安所说的“要眇宜修”。（按，“要眇宜修”之语出于《楚辞·九歌·湘君》：“美要眇兮宜修。”王逸注：“要眇，好貌也；修，饰也。言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尝修饰也。”）两宋以还，名家辈出，内容大增，风格多变，苏东坡、辛稼轩之贡献尤为卓越。这时，词可以咏史，可以吊古，可以发抒抗敌爱国之壮怀，可以描述农村人民之生活，风格亦变为豪放激壮。词似乎已由附庸之邦而蔚为大国。尽管如此，但在内涵上与作法上，词仍有其不同于诗之处。词是长短句，而且按词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韵律，较诗体灵活变化，并且音节谐美，音乐性强；又因为词的篇幅短，所以作词者多是用浑融蕴藉的艺术手法，言简意丰。因此，词最适合于“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张惠言语，见《词选序》）。可以造成“天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斁，追寻已远”（周济语，见《介存斋论词杂著》）的境界，这是诗体所不易做到的。但是在内涵方面，则又有其局限性。因为词的篇幅短（小令只有数十字，通用的慢词诸调大抵都是百余字），且须遵守较严格的韵律，虽然东坡、稼轩以超卓的天才尽量开拓词的内容，做出榜样，但是仍不免有所局限。譬如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秦中吟》、《新乐府》诸诗，陈诉民生疾苦的内容，是无法用词体表达的；又如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等长篇叙事诗的内容，韩愈《荐士》、《调张籍》诸作论诗的内容，也都是词体所无能为力的。这种例子还很多，所以王静安说：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就是这个道理。
还有，词体初兴时，形成了婉约的风格。强调这一标准而忽视后来的发展是不对的，但是作词终究不宜于浅露、直率、粗犷。苏东坡的豪放旷远，辛稼轩的悲壮激宕，是人所共推的，但是苏、辛词还是保存了词体深美闳约的特点，后世有识见的论者往往指出。周济说：“人赏东坡粗豪，吾赏东坡韶秀。韶秀是东坡佳处，粗豪则病也。”（《介存斋论词杂著》）刘熙载说苏辛词：“潇洒卓荦，悉出于温柔敦厚，世或以粗犷托苏、辛，固宜有视苏、辛为别调者哉！”（《艺概》卷四）夏敬观说：“东坡词如春花散空，不著迹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风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音，此其上乘也。若夫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概，乃其第二乘也。”（《吷庵手批东坡词》）这些话都是很有见地的。
王静安大概深切体会到这一切，所以他作词时，注意保持词体“要眇宜修”的特点，利用它以发抒其“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因此，他的词作，内涵并不广阔，不如苏、辛，但是在深情幽旨方面，也自有其独到之处。
王静安认为，每一种文学体裁，当其初兴起时，是清新自然、有朝气的，及“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人间词话》。以后引王静安论词语，凡见于《人间词话》者，不再注），遂由盛而衰。因此，他推崇五代、北宋而贬抑南宋。他说：“唐、五代、北宋之词，可谓生香真色。”而南宋词之所以衰，其主要毛病是“枯槁”、“切近的当，气格凡下”、“雕琢”、“敷衍”、“其病不同而同归于浅薄”。更为庸俗可厌者，即是将词做为“羔雁之具”（世俗应酬的礼品）。所以王静安之于词，“于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于北宋喜永叔、子瞻、少游、美成，于南宋，除稼轩、白石外，所嗜者鲜矣。”（樊志厚《人间词序》）他又认为，词之体制，小令最尊，长调次之；词最好是无题，因为“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作词应当“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
王静安的词作，就是他这些词论的实践。他“词之体裁与五代、北宋为近”，不过，所以相近者，在意境而并非模拟。（樊志厚《人间词序》）他的词多是小令（在一百十五首词中，只有十首长调），多是无题（在一百十五首词中，有题的只有十首）。他作词，很少用典，也不用粉饰之字，无雕琢之弊，只是模拟古人的痕迹有时也还不免。
下边，我们要论析王静安的词。先看看他自己认为“合作”的三首，即是樊志厚《人间词序》中所举出的：《浣溪沙》之“天末同云”，《蝶恋花》之“昨夜梦中”与《蝶恋花》之“百尺朱楼”。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
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醯，今宵欢宴胜平时。
（《浣溪沙》）
昨夜梦中多少恨，细马香车，两两行相近。
对面似怜人瘦损，众中不惜搴帷问。
陌上轻雷听隐辚，梦里难从，觉后那堪讯。
蜡泪窗前堆一寸，人间只有相思分。
（《蝶恋花》）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
独倚栏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
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
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
（《蝶恋花》）
《浣溪沙》词是说，一个失行的孤雁在天空飞行时，被弹丸打落，作成佳肴，供人欢宴，借以象征人生不由自主的悲惨命运，托喻新颖，其构思及手法与《蚕》诗相似。《蝶恋花》（昨夜梦中）一首，则是写怀人之情。在一个夜梦中，曾经遇到并接近所怀念者的香车，怀着无限怜惜之情无所顾忌地在众人群中前去搴帷慰问，这时忽然被路上车声惊醒，而适才相遇的情景乃是无可追寻的梦幻，惟有伴随蜡泪惆怅相思而已。借此象征人生对于理想固执的追求，以及难以企及的失望。《蝶恋花》（百尺朱楼）一首，则是写朱楼临大道，道上车辆日夕往来，楼上之人凭栏远望，数尽行人。一霎之间，车尘生于树杪，无论是路上或是楼中之人都向尘中老去，到黄昏时，风吹雨落，明朝路上又将都是流潦了。此词之意是要说明，在人世中，无论是世俗中人或是自命为超世之人，当世变之来，均受其冲击而不能抵抗，而世变又是难以预测的。
此三首词，都是用鲜明的形象描写个别事物情景，而其含义的丰融又超出于个别事物情景之外，使读者能在其暗示中领悟人生哲理。言近而旨远，观物微而托兴深，其格制确与五代、北宋为近，“珠圆玉润，四照玲珑”（借用周济论词语），如活色真香，无有矜心作意。这就是王静安词的特点。
王静安词中所蕴涵的哲理，就是他在叔本华学说影响下所形成的人生观。上文所评述的三首词是如此，下边再举一些例证。
王静安《浣溪沙》词云：
掩卷平生有百端，饱更忧患转冥顽，偶听啼鴂怨春残。坐觉无何消白日，更缘随例弄丹铅，闲愁无分况清欢。
此词写人生与忧患俱来，在“饱更忧患”之后，无可奈何，心情怅惘，与上文所引《欲觅》、《出门》两诗所写之情相似。《蝶恋花》（斗觉春来）下半阕云：
何物尊前哀与乐？已坠前欢，无据他年约。
几度烛花开又落，人间须信思量错。
写出人间万事变化无常，难以估计。王静安本是有理想的，虽理想难以实现而仍固执追求，但其结果往往还是一场梦幻。《点绛唇》词即是写此种感慨，词云：
屏却相思，近来知道都无益。
不成抛掷，梦里终相觅。
醒后楼台，与梦俱明灭。
西窗白，纷纷凉月，一院丁香雪。
《减字木兰花》亦是写理想幻灭之叹，其下半阕云：
蓦然深省，起踏中庭千个影。
依旧人间，一梦钧天只惘然。
但是自己仍然坚持固有的理想与信念，在世事难期、真知者寡的情况下，惟有孤芳自惜而已。《虞美人》词下半阕云：
妾身但使分明在，肯把朱颜悔？从今不复梦承恩，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
此即屈原《离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之意矣。
王静安词中蕴涵哲理之作是相当多的，以上只是略举数例。这些作品，都能将哲理融化于情景之中，读起来觉得写景鲜明，言情深婉，而很自然地能玩味出其中所含之意蕴。作者是在感发读者心情的情况下而启迪其理智上的领悟，起到美酒陶醉人的作用。王静安论词主张境界，他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如何才算是有境界呢？《人间词话》中又说：“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王静安的这些哲理词是能写真景物、真感情的，符合他所提出的有境界的标准。
以上简略论述王静安的哲理词。至于静安词中还有其他方面的长处，本文就不一一论述了。
词中透露哲理，本来是自古有之。譬如冯延巳《鹊踏枝》词：“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晏殊《浣溪沙》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欧阳修《玉楼春》词：“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苏轼《水调歌头》词：“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辛弃疾《蝶恋花》词：“春未来时先借问，晚恨开迟，早又飘零近。今岁花期消息定，只愁风雨无凭准。”例证很多。不过，古人这些词，并非有意要谈哲理，只是因为作者平日阅历世变，体验人生，胸中有所领悟，在作词时，于写景抒情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使词的内涵增加了深度。至于王静安，则是有意识地以词表达哲理，即是他接受叔本华学说经过自己体验而形成的一种人生哲学，因此，他对这类词作得相当多，这是他与古人不同之处。王静安自谓其词“意深于欧”，其故盖即在此。
最后，我征引叶嘉莹所撰《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文中的一段话作为论静安哲理词的总结。叶君谓：“静安先生颇涉猎于西洋哲学，虽无完整有系统之研究，然其天性中自有一片灵光，其思深，其感锐，故其所得均极真切深微，而其词作中即时时现此哲理之灵光也。”又谓：“以词言之，则有此高深之哲理概念者，对表达之工具多无此精美之素养；对表达之工具有些精美之素养者，又常乏此高深之哲理概念。此静安先生《自序》所以云，‘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大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者也。”（见所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460页）
以上是我对王静安诗词的论述，并非全面评价，只是抒写区区心得而已。世有爱读静安先生诗词者，愿承教焉。
（《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收入《冰茧庵丛稿》）
〖注释〗
关于王静安治学方向转变之原因，叶嘉莹所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香港中华书局1980年6月版）第一编第一章《从性格与时代论王国维治学途径之转变》，对此问题做了深刻周密的分析，可以参看。
叶嘉莹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书中第一编第一章第一节“静安先生之性格”中分析静安性格有三种特点：一、知与情兼胜的禀赋；二、忧郁悲观的天性；三、追求理想的执著精神（原书第4—15页）。所论甚有见地。
蒋英豪著《王国维文学及其文学批评》（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华国学会1974年出版）第二章第三节“王静安词”，列举王静安词中模拟欧阳永叔、秦少游等人之例证以后，说：“《人间词》诚无雕琢之病，但在用词造句甚至谋篇各方面，都难免于模拟之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