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安与叔本华
海宁王静安先生为近世中国学术史上之奇才。学无专师，自辟户牖，生平治经史、古文字、古器物之学，兼及文学史、文学批评，均有深诣创获，而能开新风气，诗词骈散文亦无不精工。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论其方面之广博，识解之莹彻，方法之谨密，文辞之精洁，一人而兼具数美，求诸近三百年，殆罕其匹。（惟汪容甫与王静安差相近。）吾人读王氏书，非但欣赏并接受其学术上种种贡献，而对于此超特夐异之才性，似亦应加以研究。据王静安自序，谓少治西洋哲学，尤喜叔本华之说，殆不免受其影响。吾近读叔本华之书，对于王静安之为人及其思想见解，更有新悟，爰抒所得，草为此篇。
王静安对于西洋哲学，并无深刻而有系统之研究，其喜叔本华之说而受其影响，乃自然之巧合。申言之，王静安之才性与叔本华盖多相近之点，在未读叔本华书之前，其所思所感，或已有冥符者，惟未能如叔氏所言之精邃详密，及读叔氏书，必喜其先获我心，其了解而欣赏之，远较读他家哲学书为易。（王静安《自序》中谓初读康德之《纯理批判》及《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读叔本华《意志与表象之世界》，喜其思精而笔锐，前后读二过，再返而读康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于是对自己以前所思所感者，益增坚强之自信，而有理论上之根据。其论文谈艺之意见，既多受叔氏浚发，而其对人生之了解及处世之态度，亦深蒙叔氏哲学之影响。当1818年，叔氏年甫三十，刊布其名著《意志与表象之世界》（The World as Will and Idea），虽为时人所漠视，而叔氏自信为先觉者。果也，至19世纪后半叶，叔氏之说，盛行一时，对于欧洲哲学及文学影响颇巨，叔氏之所自信者，终为不诬。然能于瀛海之外，万里之遥，影响一东方超特之才如王静安者，则殆非叔氏始料所及。叔本华与王静安皆为近百馀年中西学术史上之奇才，叔本华哲学之影响王静安，亦为学术史上之奇迹，如取而研究之，固一极有趣味之事也。
叔本华生于1788年，卒于1860年，正当19世纪前半叶，德国承康德之后哲学鼎盛、名家辈出之时。叔本华虽自命为康德嫡嗣，而其学乃似教外别传，与同时哲人如黑格尔、费希特、谢林等相较，颇有空谷佳人、遗世独立之概。叔本华近承康德，远绍柏拉图，旁搜于印度佛说，遂自创为一家之言。其所以异于并世德国诸哲学家者，特征有四：当时诸哲人，其思想渊源纯出于西方，而叔本华则兼采佛学，有东方之色彩，此其一；当时哲学上传统之假定，以为就根本言，人生乃谐合者，而叔本华则以为人生乃凌乱忧苦，故持悲观，主解脱，此其二；当时哲人多为唯理主义者，重理智与概念，而叔本华则兼尊直觉，此其三；当时哲人，其天性率近科学，运思密栗，而文辞质朴，甚至于晦涩难读，而叔本华则有文学之天才，其文章特为清美朗畅，亹亹动人，此其四。叔本华早年英发，才气甚高，而禀性孤僻，与世寡谐，沉忧善感，易伤哀乐，其论述哲思之书中，时有郁啬之情、孤愤之语。故叔本华可谓诗人式之哲学家，其哲学思想之构成，与其天性亦颇有关系也。
叔本华之为人及其哲学之特点既明，然后可以进而研究叔氏学说与王静安之关系。兹先论王静安文学批评及文学作品得力于叔氏之处。
王静安文学批评之名著有二，一为《红楼梦评论》一为《人间词话》。两文均有新颖之见解，而其立论根据则多出于叔氏之书。叔氏谓人皆有生活之意志，因此即有欲望，有欲望则求得满足，实则欲望永无满足之时，故人生与痛苦相终始，欲免痛苦，惟有否认生活之欲，而求得解脱。王静安即本此理以评《红楼梦》，以为男女之欲为人生诸欲中之最大者，《红楼梦》一书，即写人生男女之欲而示以解脱之道。其中人物，多为此欲所苦。有所欲不遂，不胜其苦痛而自杀者，如潘又安、司棋等，非解脱也。贾宝玉初亦备尝男女之欲之苦痛，其后弃家为僧，否认生活之欲，是为解脱。至于惜春、紫鹃，自己虽无此苦痛之阅历，而观察他人，获得经验，故亦能皈依空门，是亦谓之解脱。惟前者之解脱为自然的、人类的，后者之解脱为超自然的、神秘的，前者之解脱为悲感的、美术的，后者之解脱为平和的、宗教的，故《红楼梦》之主人公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也。书中叙贾宝玉之来历本为一顽石，因一念之误，堕落红尘，饱更忧苦，卒至自己醒悟，始能解脱，所以示“此生活之苦痛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又据叔本华之说，分悲剧为三类：第一类由于奸人之作祟；第二类由于恶运之使然；第三类则既无奸人陷害，亦非恶运降临，在通常境遇、通常人物、通常关系中，交互错综，造成悲惨之情事。第三类悲剧价值尤高。此种悲剧，可以昭示吾人，不幸之事，并非例外，乃人生之所固有也。《红楼梦》所写贾宝玉与林黛玉之悲剧即属于第三类。故就悲剧而论，《红楼梦》之价值甚高。以上所述，曹雪芹作《红楼梦》时虽未必有此意，而王静安评《红楼梦》则未尝不可作如此想。盖文学家与哲学家不同，文学家观察人生，由于直觉，知其然而不必知其所以然，其天才之表现，在乎描写之深刻生动；哲学家观察人生，则用理智，知其然而并知其所以然，其天才之表现，在乎解释之精微透辟。莎士比亚并无有系统之哲学思想，而其剧曲中描写人生，则深透博洽，后之评者，可由其中参悟至理，阐发无尽。《红楼梦》既为文学伟著，自应包蕴人生真理，王静安所评，亦可称为一种抉微之论。近数十年，研治《红楼梦》者，多从事于索隐与考证，而纯从文学观点论《红楼梦》者，尚不数数觏，王静安此文，不失为一篇文学批评之杰作，而其见解则纯受叔本华哲学之启示也。
王静安《人间词话》之论词，精莹澄彻，世多喜之，其见解似亦相当受叔本华哲学之濬发，虽不似《红楼梦评论》一文有显著之征验，然细读之，亦未尝无迹象可寻也。叔本华在其所著《意志与表象之世界》第三卷中论及艺术，颇多精言。叔氏之意，以为人之观物，如能内忘其生活之欲，而为一纯粹观察之主体，外忘物之一切关系，而领略其永恒，物我为一，如镜照形，是即臻于艺术之境界，此种观察，非天才不能。《人间词话》曰：“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又曰：“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皆与叔氏之说有通贯之处。
王静安之文学作品，亦多受叔本华之影响。静安所作诗词不多，而颇有特色，其中含有哲学意味，清邃渊永，在近五十年之作家中，能独树一帜。静安自作《人间词乙稿序》（此文托名樊志厚，实则静安自作），谓其词“意深于欧而境次于秦”。所谓“意深”者，即指其中含有人生哲理，可见此点亦静安之所自许也。王静安诗词中所蕴涵之人生哲学为何。一言以蔽之曰“极深之悲观主义”，以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生缚于生活之欲，只有痛苦，惟望速求解脱而已。此种思想之构成，初或因静安本性即偏于悲观（王静安《自序》谓少时“体素羸弱，性复忧郁”），而推波助澜，使其深信笃守、终身不移者，则叔本华哲学之力为多。叔本华以为人生有生活之欲，即有痛苦，又以为芸芸众生皆受命于自然，而自然所重者为全种，并非个体，有时不惜牺牲个体以求其全种之繁衍。举一例以明之，如叔本华论恋爱，以为男女相悦之天性，乃自然所赋，以便传其种类，男子择配之时，所以喜聪明美丽少艾健康之女子者，皆以为谋自己之幸福，实则乃阴受自然之支配，欲其所生子女身心健美，而全种可以臻于昌茂，故由恋爱结婚者，其后未必尽皆快乐，盖初时之相慕悦，乃自然所颁赐之一种幻觉，欲借以达到其传种之目的者，传种之目的既达，则此幻觉亦灭矣。叔本华所论，虽未必尽人生哲学之全，然观察深刻，持之有故，信其说者，必如大梦初醒，觉人生皆受自然之潜驱默遣，劳悴终生，尽归幻灭。王静安殆即有此感，而其天才超妙，又能造极美之意象以达之，如：
余家浙水滨，栽桑径百里。
年年三四月，春蚕盈筐篚。
蠕蠕食复息，蠢蠢眠又起。
口腹虽累人，操作终自己。
丝尽口卒瘏，织就鸳鸯被。
一朝毛羽成，委之如敝屣。
耑耑索其偶，如马遭鞭箠。
呴濡视遗卵，恬然即泥滓。
明年二三月，蠡蠡长孙子。茫茫千万载，辗转周复始。
嗟汝竟何为，草草阅生死。
岂伊悦此生，抑由天所畀。
畀者固不仁，悦者长已矣。
劝君歌少息，人生亦如此。
（《蚕》）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
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醯，今宵欢宴胜平时。
（《浣溪沙》）
人生明属徒劳，快乐尽为幻觉，则惟有抵抗生活之欲以求解脱，而解脱亦终不易得，静安诗中时发此慨，如《偶成》云：
中外搏嗜欲，甲裳朱且殷。凯歌唱明发，筋力亦云单。
蝉蜕人间世，兀然如泥洹。此语闻自昔，践之良独难。
又如《平生》云：
平生苦意挈卢敖，东过蓬莱浴海涛。
何处云中闻犬吠，至今湖畔尚乌号。
人间地狱真无间，死后泥洹枉自豪。
终古众生无度日，世尊只合老尘嚣。
盖有生即有痛苦：
一日战百虑，兹事与生俱。膏明兰自烧，古语良非虚。
（《偶成》）
故惟有悲观而已：
欢场只自增萧瑟，人海何由慰寂寥。
（《拼飞》）
静安诗词中悲世悯生、深婉怆楚之作甚夥，览者可自得之。吾国古人诗词含政治与伦理之意味者多，而含哲学之意味者少，此亦中西诗不同之一点。叔本华哲学思想是否纯正，乃另一问题，而静安能将叔本华哲思写入诗词，遂深刻清新，别开境界。余平日持论，谓在近五十年诗词作者之中，王静安应据一重要地位。近人喜言新诗，诗之新不仅在形式，而尤重内容，王静安以欧西哲理融入诗词，得良好之成绩，不啻为新诗试验开一康庄。静安学术贡献，举世推崇，其诗才实亦甚卓，所作量虽少而质则精，领异标新，未容忽视。真赏之士，或不以余言为诬也。
兹再进而论叔本华哲学影响于王静安之为人者。叔本华既以人生为痛苦，故贵求解脱。解脱有久暂两种，暂时之解脱为艺术之欣赏，盖欣赏艺术时，能暂忘其生活之欲也。永久之解脱则为灭绝意欲，与佛家所谓寂灭者相近。王静安少治文学哲学，所祈向者，乃“深湛之思，创造之力，一旦集于吾躬”（《自序》）。三十以后，则渐弃故业，而专力于经史、古文字、古器物之学，即世所谓“考证之学”。此种转变，虽环境使然，而静安亦非尽属被动，其内心或以为治考证亦一种解脱之法，故愿从事于此。盖治考证时，其对象为古文字、古器物、古代史事，远于现实之人生，亦可以暂忘生活之欲也。吾人何以知王静安可能有此想法，则由其词中可推寻而得。其所作《浣溪沙》词云：
掩卷平生有百端，饱更忧患转冥顽，偶听啼鴂怨春残。坐觉无何消白日，更缘随例弄丹铅，闲愁无分况清欢。
闲愁清欢皆由于生活之欲，心境寂灭，则忧欢两忘，静安盖视“弄丹铅”、治考证为遣愁之方，忘忧之地，此词实乃其深心之流露。然治考证果能使静安忘忧烦而得解脱乎？曰：不能。非但不能，并增加其内心之冲突而更痛苦。盖王静安乃多情善感之人，如从事文学，其感情得尽量发抒，纵使深怨沉忧，悯生悲世，而发抒之后，可得愉畅。故悲观之文学家如哈代，其作品虽凄哀，其中心非必痛苦。静安既舍文学而专事考证，疲精殚力于博览深研，其对象繁赜枯燥，纯用理智思考，而压抑情感，不得发抒，造成内心隐微中冲突之苦。吾人读《观堂集林》，观其学术论文之精核深密，想见戴东原、钱竹汀、王怀祖、程易畴等朴学之境界，而读至卷末，小词数十阕，芳悱幽咽，凄艳绝世，又俨然秦少游、晏小山复生，未尝不惊叹其才气超人，以为学术史上难能之事，而孰知就人生而论，此种收获，非尽静安之幸也。前文所引静安《浣溪沙》词虽以弄丹铅为可以忘忧，而同时透露情感被抑，渐至冥顽，隐有一种冲突，一种不自然之痛苦。静安又有《蝶恋花》词，可以见其心境者。
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
此数语托意颇深。钱塘江水，日日西流，而日日东趋于海，可以象征冲突之苦。静安心中，盖隐寓此种痛苦，故见钱塘江水而借以寄兴也。
王静安之自杀，亦应略加解释。叔本华之哲学虽为悲观，然并不主张自杀。叔氏以为自杀乃承认生活之欲，而非否认生活之欲，毁灭肉体不足以言解脱，故自杀乃愚拙之行为。王静安对于叔氏之说，既深信笃好，受其影响，则应明此理，何以卒至于自杀乎？曰：王静安乃诗人兼学者，而非哲学家，对人生虽有深刻之领会，而对哲思并无完整之体系，其喜叔本华之说，亦非对于叔氏整个哲学源流本末，精研深解，洞悉其长短精粗之所在，不过仅取性之所近者欣赏玩味受用之而已。静安受叔氏影响，常存厌世厌生之心，其治学虽精勤，然就其人生而言，乃畸形之收获，而非完美之安慰，内心隐微之中，时感冲突之苦。如环境宁谧，无外界特殊之刺激，则静安亦将安于此枯寂之生活，探索学术之新知。如一旦有特殊刺激，感危难之来临，则将乏抵抗之勇气。盖平日既存心厌世，无意恋生，苟大难将至，则以为不如一死以避之，无须备受艰苦以保存此无谓之生命也。静安之自杀，当时自有其特殊受刺激之原因，然绝不能谓原因仅止于此。盖吾人如研究静安之人生哲学，知其悯生悲世，早存厌世之心。其《书古书中故纸》诗曰：
昨夜书中得故纸，今朝随意写新诗。
长捐箧底终无恙，比入怀中便足奇。
黯淡谁能知汝恨，沾涂亦自笑余痴。
书成付与炉中火，了却人间是与非。
诗中借故纸以喻人生，“书成付与炉中火，了却人间是与非”隐含毁灭此生无复顾惜之意。此诗作于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静安年未及三十，而其心中已潜伏自杀之念，盖自静安视之，自杀或亦一种解脱也。
以上论叔本华哲学影响于王静安者已毕。兹再以王静安为实证，而反观叔氏之说，亦有可附论者。叔本华哲学虽有独到之美，然亦多偏宕之点，欧西学人评论已详，无烦缕述。叔本华《意志与表象之世界》第三卷中，论及艺术天才。如王静安者，不可谓之非天才矣。然以静安为例，而印证于叔氏之言，颇觉有未尽当者。愿举两事以明之。
叔本华谓天才与疯狂相合，凡伟大之天才，率略含疯狂之成分，举卢骚、拜伦为证，甚至谓曾亲至疯人院中，见疯人颇有具天才者。按叔氏此论，乃偏见也。谓艺术天才近于疯狂，其说远源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尊理智而卑想象，重哲学而轻艺术，故称艺术天才之灵感为“神圣之疯狂，”（Divine madness），盖谓艺术家能创造极美之艺术作品，故谓之“神圣”，然能创之而不知其所以然之理，仍在若明若昧之中，故谓之“疯狂”。亚里士多德《诗学》中谓诗人有疯狂之气质，盖谓灵感之来，诗人忘怀自己，有似疯狂。柏拉图含讽刺之意，亚里士多德乃譬况之辞，并非谓天才真属疯狂也。及18世纪末，浪漫派兴，其人多好为诡言畸行，脱略故常，以表异于世，于是扩大古人之说，自矜疯狂，自命天才，世人遂亦以疯狂目之，以为天才真与疯狂相合。叔氏盖亦受此影响，而又踵事增华，持之过当。实则就文学史上观之，真正天才皆神志清明，中国之陶渊明、杜子美、苏子瞻，欧西之但丁、莎士比亚、密尔顿、哥德等，均其例证。（英人蓝模Lamb曾撰文论“真正天才之清醒”“The Sanity of True Genius”。）王静安天才极高，然极清醒，平日言行，毫无怪异之处，即将自杀之前，仍从容布置，无反常之现象。即如卢骚与拜伦，虽放荡不拘小节，然亦非真疯狂也。故谓天才率合于疯狂，非至当之论。然有一种事实，似可为叔氏之说作证者，即在一家世系之中，多疯狂及神经失常之人，亦往往产生一二天才，求诸史籍，时有此例。叔本华即如是。此中道理之精确解释，应待诸遗传学者与心理学者。惟就吾人粗浅之观察论之，凡属天才，其脑力之发达必极奇特，而不至于错乱，狂疯者其脑力之发达亦奇特而又错乱，其为奇特同，而错乱与不错乱异，其间相去虽近，而界限甚严，一入错乱之境，天才即失矣。一家世系之中，多狂疯及神经失常之人，证明此家之人有脑力奇特之遗传性而常至于错乱，苟有一不错乱者，则为天才矣。故充其量，吾人只能谓天才之神经中稍含病态，而不能谓其合于疯狂，盖疯狂则神经错乱，而神经稍含病态，仍不碍其为清醒也。王静安自谓少时性忧郁，后卒至于自杀，是亦可以证明其心理之病态，然不能谓此为合于疯狂也。
叔本华又谓艺术天才富于想象而短于理智，故往往不长于数学，未有能兼擅此二事者。斯论亦不尽然。盖此种事实固有之，然非定理也。想象与理智相远，而亦非绝不相合。如王静安，就其文学作品观之，固一极富想象之天才，而读其学术论文，又充分见其理智之邃密。（王静安如治数学，亦必极有成就。）一人之身，兼为诗人与学者。如以叔氏之说衡之，王静安为例外矣。然此种例证不仅王静安，求诸中西学术史中，时时遇之，故吾谓叔氏所言，亦未见其为定理也。
以上所言，非为叔氏哲学作估价，亦非欲论叔氏哲学对于王静安影响之良否，乃就学术史上之事实，加以剖析解释，以为知人论学之助。抑更有进者，凡学术思想之能开新境而扬光辉者，多赖他山攻错之益。有佛学之输入，而后有宋明新儒学之产生。晚清西学东渐，其仪态万方，又远过于印度佛说，蜕故变新，势不容已。王静安智力澄明，思想颖锐，敏于承受，善于消化，居日本时，粗习西文，略窥西籍，而评论文学，已多新见，摆脱传统之束缚，能言时人之所不能言，其论述经史，方法精密，态度客观，才质之美，极不易觏。（王静安政治思想之顽固，多受罗振玉之影响，乃极不幸且不自然之事。盖就学术而论，王受罗之裨助，而就思想及为人而论，王亦受罗之戕贼也。）然王静安受西学沾溉者究属有限，其最得力之叔本华学说，在西洋哲学中亦仅别派旁支。假使王静安于欧西学术能继续研究，深造自得，洞悉精微，转而治中国文哲之学，其创获新知，建树风气，非不可能之事。以清新之美才，丁蜕变之嘉会，而未能得发展之良机，尽其最大之贡献，此吾撰斯篇既竟，所以不能不深致叹惋者也。
（《思想与时代》第26期，1943年9月。收入《诗词散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