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容甫诞生二百年纪念
汪中，字容甫，生于清乾隆九年（1744），今年适为其诞生二百年纪念之期。清乾隆六十年中，宇内承平，学术昌盛，名儒蔚起，才士如林。汪容甫孤童自奋，黾勉成名，虽科第止于明经，年岁仅及中寿，而声光炜然，深为当时通人所推重，又因才性卓异，文采斐然，遗闻佚事，流播人间，秀句名篇，传诵众口，尤为后人所爱称道。作者夙喜读汪氏书，值其二百年诞生纪念之期，摅怀古之幽情，叹生才之不易，爱对汪氏才性造诣及其在清代学术史上之地位，粗加评述，知人论世，或有取焉。
刘端临作《容甫先生遗诗题辞》，谓容甫“才学识三者皆有以过人”。端临为容甫至友，相知最笃，斯语实能道出容甫深处，非浮泛称颂之词。盖兼具才学识三长，在学术史中殊不多觏。朴学名家，拙于文采，才华之士，每患空疏；识解高明者，难期于沉潜研索之业，学有专诣者，恒苦乏闳通淹贯之思。故诗人与学者，通识与专家，相反相成，兼具匪易。而丹素相非，甘辛互忌，亦往往由于才性所囿，徒知引一隅之长，而鲜能审异量之美也。与容甫同时之学者，或以识解胜，或以学力称，或以才华显，如举一端以相衡量，容甫或有未逮，然苟合而观之，能具多方面之发展，而均有相当高之造诣，则容甫颉颃群英，实有其卓然不可掩没者在。王怀祖序容甫所著之《述学》谓：“余为训诂文字声音之学，而容甫讨论经史，榷然疏发，挈其纲维；余拙于文词，而容甫澹雅之才，跨越近代，每自愧所学不若容甫之大。”可见时人推重容甫者在此，故论容甫才性学业，首宜注意此点也。
汪容甫文学天才极高，其所表现者在文与诗。乾隆三十五年，仪征盐船火，坏船百馀，死者千人。容甫为《哀盐船文》以悼之，杭大宗击节叹赏，为作短序，称其：“采遗制于《大招》，激哀音于变徵，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此文传于京师，皆知江都有汪中焉。时容甫年仅二十七岁。厥后书卷阅历，发其才情，文境益进。所作如《自序》、《经旧苑吊马守真文》、《吊黄祖文》、《狐父之盗颂》、《广陵对》、《汉上琴台之铭》、《黄鹤楼铭》等，奇情壮采，皆为百载下人所爱诵。世之论容甫文者，多谓其得力于晚汉魏晋，实则容甫之文，所涉者广，上有会于春秋辞令之妙，而下采唐宋疏宕之致，非仅囿于魏晋也。故风骨高秀，潜气内转，善用成语，融化无迹。学六朝者，易流为堆砌重膇，而容甫以轻灵之气运之；摹八家者，又失于矫揉造作，而容甫以自然之致出之。故能兼骈散两体之长，而自具清新馨逸之美。容甫自谓为文“不专一体”（《与巡抚毕侍郎书》），郑子尹论诗，譬之蜂酿蜜，“万蕊同一味”，容甫之文，庶几近之。当时治朴学而兼工文辞者，如孔巽轩、孙渊如、洪稚存、张皋文等，高者仅与容甫颉颃，下者多有不逮。晚近李审言、黄季刚亦笃好汪氏文，心摹手追，而论及体气高妙，终有望尘之叹。此则天才所限，未可以人力强企也。容甫文辞之工，非但见于抒情写物之篇，且见于考经订史之作。考证乃朴学，固不必重文采，而文辞工者，其说易明。程易畴学问非不精实，而行文冗缓，读者苦其沉闷。乾嘉间善为考订之文者，群推高邮王氏父子，一篇之中，虽征引浩博，而纲领朗畅，前后轻重，布置得宜，故读其书者，多心折焉，固由于识解之精，而文章亦有所助也。然王氏之文，仅能莹彻而已，容甫考订之作，则于莹彻之外，兼有渊懿之美，非但爽目，且能悦心，如《左氏春秋释疑》、《释三九》、《老子考异》等篇，皆其显证。晚近王静安工为考证之文，闻王氏亦颇以此自负。此皆赖文学之天才与修养，非徒朴学所能为力也。
容甫作诗甚少，故诗名不著。今所传遗诗一册，乃身后所搜辑，仅一百四十馀首，最早者在乾隆三十年乙酉，最晚者至乾隆五十八年癸丑，而大部分皆乾隆四十年以前之作。刘端临《容甫先生遗诗题辞》谓其：“早岁喜为诗，三十以后，绝不复作。”大体得之。盖容甫自二十九岁专治经术，趋于实学，吟咏遂疏矣。容甫虽未专精于作诗之业，而实具有诗人之才情。乾隆之时，海宇澄平，风雅道盛，操觚者众，而卓出者鲜，大抵酬应敷衍，不免庸俗。容甫清才秀致，称心而言，张亨甫（际亮）《与容甫子盂慈书》谓容甫诗“风骨在仲则、甘亭之上”，又谓：“海内言诗者多矣，能深知其意者盖寡，吾为此言，要当于百年后论定，信其不谀。”并非溢美之言。其《赠黄仲则》六首，骨遒韵美，得晋宋之高致，而出以清新。录三首为例：
落拓吾何惭，馀生见英物。
忘言温雪交，作合郢人质。
欢娱未云晚，相期在华发。
郁郁上崇台，俯见平野阔。
白日动江光，浮云向空没。
长揖对青山，怀古涕如雪。
鹿马无定形，白黑随转移。
况此磊落人，心迹难自持。
高才世不容，孤立尚相疑。
众中独见亲，谣诼固其宜。
素心苟不愧，人言亦何为。
伤兹不肖身，波累并朋知。
劳生无百年，多难使人悲。
黄金不可铸，荣名非吾宝。
倾心托友生，邂逅愿终好。
一室尚离群，江湖况远道。
分手知前期，后会虑难保。
及此同时居，相见常苦少。
悔予求友心，沉忧为尔老。
黄仲则有《和容甫》诗，尚未能及其遒练。此外，容甫佳句，五言者如“人定警微响，灯沉浮半阴”（《夜坐》），“听歌翻洒泪，入梦暂如归”（《吾生》），七言者如“残年乞食知何处，异地无交尚累人”（《去杭州留别沈庄士》），“亦知休息终无日，尚有昂藏愧此生”（《过常州》），均清警可诵。容甫作诗虽寡，而诗才之卓可见，所谓威凤一羽，足以觇其五德者矣。
容甫虽以文采擅长，而仍别有其所以自树立者，非仅春华炫耀而已。容甫幼而孤露，曾为贾贩，备知民生隐曲，稼穑艰难，故其为学初衷，期于有用，而私淑于顾亭林，尝曰：“中尝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问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下至百工小道，学一术以自托。”（《与朱武曹书》）又曰：“中少日问学，实私淑诸顾宁人处士，故尝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与巡抚毕侍郎书》）但亭林当桑海之巨变，怀夷夏之严防，赍志怀忧，栖栖终老，世运时事，既常激荡其心，而当时学人，亦多孤臣孽子，各具深衷，自创风气，切磋观摩，踔厉振发，故能成为亭林之宏伟。而容甫之时，承平既久，文纲又严，经世之志已衰，考古之业方盛，较之清初，如江涛汹涌转为湖水澄夷，容甫虽孤怀远绍，又安能独背时趋，故其初心虽尝私淑亭林，欲为用世之学，而卒不得不折入博雅考证之途者，亦势使然也。容甫虽为考证，仍自有其特色，即其自言“为考古之学，实事求是，不尚墨守”（《与巡抚毕侍郎书》）而已。乾隆时，考证之风，遍于海内，士务实学，耻于空疏。惟考证不难于淹博，而难于精审；不难于纂辑，而难于断制。盖有精审之断制，始能有发明、有创见，否则搜残辑佚，等于类书，墨守古说，只同笺疏，其用微矣。惟纂辑淹博，可恃功力，断制精审，则赖才识，功力人人可为，才识多关天授，故乾嘉时治考证学者多于过江之鲫，而所成就则高下悬殊，有同霄壤者，殆以此也。容甫才识过人，其为考证，能以识解精审胜。其《述学》中，有论词例者，如《释三九》；有说训诂者，如《玎文正》、《释童》、《释厉字义》；有考典制名物者，如《释阙》、《明堂通释》、《释媒氏文》、《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居丧释服解义》、《古玉释名》、《释冕服之用》、《汉雁足镫槃释文》；有考释金石者，如《石鼓文证》、《王基碑跋尾》、《云麾将军碑跋尾》；有考地理者，如《广陵曲江证》、《江淹墓辨》、《释郢》；有考论诸子学术者，如《老子考异》、《荀卿子通论》；有通论经史者，如《左氏春秋释疑》、《周公居东证》。皆能融贯群籍，独抒所见，以识解运用书卷，莹彻邃密，非徒堆砌资料，鲜所发明，或勉持一说，牵强难通者，所可比也。（《汪容甫年谱》壬辰《与达官书》自谓：“记诵之学，无过人者，独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心目所及，举无疑滞，钩深致隐，思若有神。”可见容甫所自负者，亦不在记诵之博，而在识解之胜。）
容甫考证之学虽卓，然其孤怀闳识，仍有非考证所能限者。容甫尝自谓“志在《述学》一书”（《与刘端临书》），而其书未就，今所传《述学内外篇》及《补遗》、《别录》，乃杂集生平撰著之文而成，实则《汪容甫文集》耳，与《述学》之名无与也。据容甫子孟慈所为《容甫年谱》，谓：“先君撰《述学》一书，博考先秦古籍，三代以上学制废兴，使知古人所以为学者，凡《虞夏》第一，《周礼之制》第二，《列国》第三，《孔门》第四，《七十子后学者》第五，又列《通论》、《释经》、《旧闻》、《典籍》、《数学》、《世官》，目录凡六。”其论“古之学出于官府，人世其官，故学世其业，官既失守，故专门之学废”，与章实斋所论古者官师流变、政学分合，不谋而合。（钱穆氏《近三百年学术史》汪容甫节，谓章实斋《文史通义》重要议论当始于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容甫《与刘端临书》，自道有意为《述学》，在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两人对此问题发见之先后，虽无可确考，然容甫之非得自实斋可知也。）其论古者学在官府，自官失其学，于是布衣有授业之徒，草野多载笔之士，诸子各以其学鸣，战国四豪游侠之徒出，而学问乃在士大夫；又谓周之衰也，典章虽存，而不复能知其制作之义，孔子眷然于一王之作而被诸当世，庄子则一以为无用而思欲尽去之云云。今人治诸子学者，犹多采用其说。章实斋识解过人，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自负，容甫书虽未成，其持论亦颇闳深，实斋讥容甫：“聪明有馀，真识不足，触隅皆悟，大体茫然。”殆未能深知容甫也。
容甫卓识之所表见者，尤在其能发扬诸子之学。吾国先秦之时，学术发皇，诸子立言，各有修短。自西汉中叶以降，儒说独尊，百家渐废。赵宋以后，于儒家之中，又独尊孟子，上配孔子，大师如荀卿，亦被贬斥，又于《小戴记》中取《大学》、《中庸》二篇，以配《论》《孟》，谓之四书，以为儒学精要，尽在于是。四书权威，驾六艺而上之，思想日囿于狭域，研治学术，几带有宗教意味矣。清人以训诂治经，渐及诸子，以其同为先秦古书，训诂音韵，多资取证，然尚鲜有发挥大义者。容甫治诸子，独能不囿于传统之见解，而予以新估价，其《墨子序》盛称墨子：“述尧舜，陈仁义，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长勤，《诗》所谓‘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之仁人。”又谓：“世莫不以其诬孔子为墨子罪。虽然，自儒者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自墨者言之，则孔子，鲁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此在诸子百家，莫不如是。”其《老子考异》，谓著《老子》书者，乃战国时人，非孔子所从问礼之老聃。其《荀卿子通论》阐发：“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其《大学平义》，谓《大学》不过“儒家之绪言，记礼者之通论，孔门设教，初未尝以为至德要道，而使人必出于其途”，谓：“标《大学》以为纲，而驱天下从之，此宋以后门户之争，孔氏不然。”盖其智力澄明，故能破除障蔽，高瞩远览，而又有客观之证据，非逞臆妄说者比。自今日观之，其所论或亦不无可议，而在乾隆之时，能为是言，则固朝阳鸣凤，倜傥不群者矣。（翁方纲曾为文痛斥容甫之提倡《墨子》，最足代表当时一般人之见解。）
总之，容甫生而具清美之才、莹彻之识，二十馀岁以前，专治词章，文藻秀出，又以少更贫贱，有志用世，而私淑于顾亭林，其后囿于环境，染于时尚，于是转而治考证；然因其有性灵，有才识，故其考证之学，不尚墨守，见解精审，文辞莹洁，遂能独树一帜，而论古时学术流变，政教分合，及发扬诸子大义，尤足以见其卓识，超出当时朴学家之上；容甫少工诗文，后专意经术，作诗甚少，而学术深博，文境日高。容甫一生姿诣，大略如此。
至于容甫为人，恃才傲物，世所传之遗闻轶事，虽未必尽可信，要其性情偏宕，多所陵忽，盖事实也。容甫少孤贫，三族无周恤者，其所作《先母邹孺人灵表》谓：“再徙北城，所居止三席地，其左无壁，覆之以苫，日常使姊守舍，携中及妹傫然丐于亲故，率日不得一食，归则藉藁于地，每冬夜号寒，母子相拥，不自意全济，比见晨光，则欣然有生望焉。”凡人少处逆境，受社会之冷淡，则易养成愤世嫉俗之心，容甫殆亦如是。而当时学风亦有足以发其不平者。康熙、雍正以还，理学已成强弩之末，内行卑鄙如李光地者，竟以倡导正学负显名，此固耿介者之所羞，故容甫直斥理学为“宋以后愚诬之学”（《大清候补知县李君之铭并序》）。乾隆之时，考证之业极盛，治考证须有才识，始能有创见，有发明，非徒记诵而已。然风气既成，趋附者众，横通者流，游谈杂览，亦自附于学术之林，此又容甫之所深鄙。世所传容甫谓某巨公：“君再读书三十年，可以望不通矣。”虽未必真有此言，然观卢召弓《祭容甫文》谓：“彼妄男子，号召群愚，如羶集蚁，如矢丛蛆，世奉尊奢，君实唾弃。”则容甫刚肠嫉恶，无所顾忌，盖亦事实。容甫之傲物，多有为而发，而其虚怀服善，亦不可及。友朋中通人，如王怀祖、刘端临等，固容甫所心悦诚服，“而遇一行之美，一文一诗之善，则称之不置”。又：“事母以孝闻，贫无菽水，则卖文以养，左右服劳，不辞烦辱，居丧哀戚过人，其于知友故旧，没后衰落，相存问过于生前。”（俱见王伯申所撰《容甫行状》）则其天性之淳笃可见。吾人读容甫遗书，考其言行，其发言偏宕，针砭时人，虽有激而然，要非君子之中道，当心知其意，而不可学其迹；至于事亲孝谨，笃于风义，不惑于阴阳拘忌释老神怪之说，而于当时学术，能别其高下真伪，不为矫饰者所欺，则固百世之师也。
（《思想与时代》第30期，1944年1月。收入《诗词散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