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因词
宋代理学家是反对作诗的，认为作诗是“玩物丧志”，但是也有个别理学家长于作诗，如朱熹。朱熹是两宋理学之集大成者，他学识渊博，文学修养也深厚。他喜欢作诗，《朱文公文集》中存诗有千首之多，其《斋居感兴二十首》，刘熙载称赞为“高峻寥旷，不在陈射洪下，盖惟有理趣而无理障，是以至为难得。”（《艺概》卷二）其他的许多诗篇，也都具有情趣，不像一般理学家的诗，类似“讲义语录之押韵者”。
朱熹作诗虽然有成就，但是在填词方面就未免相形见绌，《朱文公文集》卷一○载词十六首，唐圭璋《全宋词》辑录十九首（较《朱文公文集》多《忆秦娥》二首、《青玉案》一首）。朱熹的词作，从数量上说，仅及其诗作的百分之二；从质量上说，也不及诗作之出色当行。朱熹的词作虽然也偶有佳句，如“今夕不知何夕，得共寒潭烟艇，一笑俯空明”（《水调歌头》）。但是如“身老心闲益壮，形臞道胜还肥”（《西江月》），又如“富贵有馀乐，贫贱不堪忧。谁知天路幽险，倚伏互相酬”（《水调歌头》）却未免陷入理障，殊少词意。大概要眇宜修之体制、幽约馨逸之情思，不是理学家才性之所近的。
那么，是不是在理学家中就找不出善于填词者呢？其实也不尽然，元朝理学家刘因就是一位填词的能手，他继承宋词的传统，而在某一方面又有新的发展，是应当得到重视的。
刘因（1249—1293），字梦吉，号静修，容城（旧河北容城县，今划归馀水县）人。他以理学负重名，并擅长诗歌，为世所重，词作不多，只有三十馀首。后世论词者很少有人注意他，只有清刘熙载独具只眼，对刘因词加以称赞。刘熙载说：“东坡谓陶渊明诗臞而实腴，质而实绮，余谓元刘静修之词亦然。”又说：“苏、辛词似魏元成之妩媚，刘静修词似邵康节之风流，倘泛泛然以横放瘦澹名之，过矣。”（《艺概》卷四）后来，清末况周颐也说：“余遍阅元人词，最服膺刘文靖，以谓元之苏文忠可也。文忠词以才情博大胜，文靖以性情朴厚胜。”（《蕙风词话》卷三）这些评语都是很有见地的，并非过誉。不过，要真正了解刘因词作的特点，还需要结合其身世、襟怀、思想感情，作进一步的探索。
刘因是世居北方的汉人，他的祖先曾仕宦于金朝，而他自己却是生于金亡后15年的1249年，即蒙古海迷失皇后称制元年，他完全是元朝的人。他对女真族与对蒙古族的思想感情颇不相同。女真族入主中原之后，接受汉族文化，金世宗、章宗的大定、明昌年间，文教昌盛，到金朝晚期，不仅产生了像元好问这样的能与苏轼、黄庭坚、陆游并称的大诗人，而《中州集》所录金朝诸家诗词，其造诣亦多可与南宋作家抗衡。所以在刘因的心目中，对于接受汉化而文教昌明的金朝，似乎已逐渐消除民族隔阂。但是对于蒙古族则不然了。蒙古贵族初入中原时，敌视汉族文化，残暴对待汉人。刘因降生虽晚，但是他从故老传闻中得知蒙古贵族初入河北时对待汉人的残暴情况（如本集《武强尉孙君墓铭》、《武遂杨翁遗事》所记），所以他对于蒙古贵族的统治很反感。刘因并非宋人，但却对南宋的灭亡表示同情与哀痛（《渡江赋》、《白雁行》）。他讲理学，推重周、程、张、朱，也推重邵雍。但是他并不像程、朱诸人的志在用世，而是“一生屏迹山野，超然物外，唱主静，不动心，其思想也趋于沉潜”。（引自唐宇元《元代刘因的思想》，载《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元世祖征召他为承德郎、右赞善大夫，未几，以母疾辞归，后来又征召他为集贤学士、嘉议大夫，固辞不就（参看本集卷二一《上宰相书》），表现了他不与蒙古统治者合作的坚决态度，与当时理学家许衡之热衷功名、跻身显位者不同。
由于历史背景与自己身世的特殊情况，刘因的思想感情是矛盾复杂而又非常隐微的。他虽然想屏迹田园，但是并未忘怀世事，尤其是在民族矛盾方面。他诗歌中虽多旷逸闲淡之作，却也有激壮豪宕之篇。如《登武遂北城》诗：
神州英气郁高寒，臂断争教不再连？
千古伤心有开运，几人临死问幽燕？
平生卧榻今如何，百万私钱亦可怜。
咫尺白沟已南北，区区铜马为谁坚？
这首诗慨叹自从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于契丹，北方屏障尽失，遂有开运三年契丹灭后晋之祸，宋太祖晚年虽有收复燕云之志，然亦未能实现，诗中的感情甚为沉郁悲愤。刘因终究是汉人，他对于长期接受汉文化的女真族，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好感，但是他对于契丹、女真、蒙古诸族长期统治北方，还是不满意的，因此他颇恨赵宋不争气，不能收复故土，而反倒一再败退，终至于灭亡。其诗中如：“万国河山有燕赵，百年风气尚辽金。”（《易台》）“文物汉唐今已尽，史编南北更堪哀。”（《过东安赵宋先茔》）“北风初起易水寒，北风再起吹江干。北风三吹白雁来，寒气直薄朱崖山。”（《白雁行》，按，“白雁”与蒙古灭宋主帅伯颜音同，盖用以借喻）都是这种民族感情流露的悲慨。
刘因的词作中，并未表现出他诗作中的那种悲愤激壮的感情，而是隐蔽起来，出之以超旷、冲淡。如《清平乐》（饮山亭留宿）：
山翁醉也，欲返黄茅舍。
醉里忽闻留我者，说到群花未谢。
脱巾就挂松龛，觉来酒兴方酣。
欲借白云为笔，淋漓洒遍群岚。
又一首：
青松偃蹇，不受春风管。
松下幽人心自远，惊怪人间日短。
微茫云海蓬莱，千年一度春来。
争信门前桃李，年年花落花开。
第一首词说，醉后欲归，因赏花而留，觉来酒兴犹酣，欲借白云为笔，洒遍群山。第二首词说，在不受春风管束的青松（借以自喻）之下，远慕遐思，想到人世短暂，而蓬莱仙境则以千年为一春，岂信人间桃李，年年开落哉！这两首词皆是抒写其山林隐逸的生活，与“青松”、“群花”、“桃李”为伍，在察物观生中，寄托其寓有哲理的超世之怀，而在表达方法上，则纯用自然语言，以白描出之，不用典故，无有丽辞。通体旷逸冲夷，自成境界。
刘因的词作中，又有表现他对于天地间兴衰成毁、变化无常的感慨的，如《人月圆》：
茫茫大块洪炉里，何物不寒灰？
古今多少，荒烟废垒，老树遗台！
太行如砺，黄河如带，等是尘埃。
不须更叹，花开花落，春去春来。
又如《木兰花》：
未开常探花开未，又恐开时风雨至。
花开风雨不相妨，说甚不来花下醉。
百年枉作千年计，今日不知明日事。
春风欲劝座中人，一片落红当眼坠。
这正如唐宇元《论刘因的思想》文中所说：“刘因似乎感兴趣的是在天理不变的‘常’中，大谈现象世界成毁代谢的生生不息。……显然，这是同他身处宋、金相继而亡和在蒙古统治下的消极政治态度有关。”这几句话是很中肯的。
刘因多年隐居，故能写乡村生活，真挚朴实，平淡自然，为以前宋词中少有之境，如《风中柳》（饮山亭留宿）：
我本渔樵，不是白驹空谷。
对西山，悠然自足。
北窗疏竹，南窗丛菊，爱村居，数间茅屋。
风烟草屦，满意一川平绿。
问前溪，今朝酒熟。
幽禽歌曲，清泉琴筑，欲归来，故人留宿。
又如《鹊桥仙》（喜雨）下半阕：
田家作苦，浊醪酿黍，准备岁时歌舞。
不妨分我一豚蹄，更试听今秋社鼓。
一般说来，寿词是很难作好的，但是刘因有一首寿词，却受到后世论者的称赞，即《菩萨蛮》（为王利夫寿）：
吾乡先友今谁健？西邻王老时相见。
每见忆先公，音容在眼中。
今朝故人子，为寿无多事。
惟愿岁长丰，年年社酒同。
况周颐评此词说：“余极喜诵之。”（《蕙风词话》卷二）刘永济《词论》卷下谓此词是：“真性情中语，读之使人增伦常之重。”况、刘两氏大概是从这首词情思的朴厚真挚方面立论的，但是这首词在艺术风格方面，浅露直率，缺乏韵味，并非佳作。
此外，刘因词中也还不乏佳句，如：“八表神游，一槎高泛，逸兴方超绝。”（《念奴娇》）又如：“只愁无处著清香，满载月明船已重。”（《木兰花》）都是可诵的。
总之，刘因平生作词虽然不多，但是很有独到之处，陈廷焯说：
诗有诗境，词有词境，诗词一理也。然有诗人所辟之境，词人尚未见到者，则以时代先后远近不同之故。一则如渊明之诗，淡而弥永，朴而愈厚，极疏极冷极平极正之中，自有一片热肠，缠绵往复，则陶公所以独有千古，无能为继也。求之于词，未见有造此境者。
（《白雨斋词话》卷八）
陈廷焯这段话是很有见地的，他所标举的陶渊明的诗境，“淡而弥永，朴而愈厚，极疏极冷极平极正之中，自有一片热肠，缠绵往复”，在两宋词中，的确不易找到此种意境。但是刘因的词，恰好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接近这种意境，可惜陈廷焯未曾注意到。倒是刘熙载眼光锐敏，他独能指出，刘因的词，亦如东坡评陶诗所谓“臞而实腴，质而实绮”者，说明刘因词与陶渊明诗有意境相似之处。刘熙载又说，刘因的词“似邵康节之风流”。这也指出他以理学家而又善于填词的特点。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中称赞刘因的词，“寓骚雅于冲夷，足秾郁于平淡，读之如饮醇醪，如鉴古锦，涵泳而玩索之，于性灵怀抱，胥又裨益”。又引王鹏运的话，说刘因的词，“朴厚深醇中有真趣洋溢，是性情语，无道学气”。这些评语，也能说出刘因词的特长。
刘因的词，近三十年中，几乎没有人做过专文论述，所以我撰此短篇，聊补空白，说明他是宋元理学家中极罕见的善于填词者，而他的词境有与陶渊明诗境接近之处，亦为两宋词中所稀有。这篇短文，将来可编入《灵谿词说》中。兹补作一首撮述要旨的七言绝句：“难从道学觅词人，理障幽情两不亲。开径独行刘梦吉，乐歌一卷见真淳。”
（《四川大学学报》丛刊《唐宋文学论丛》，198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