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好问词
一引言
词的发展至两宋而极盛。当靖康之难，女真灭宋，赵氏南渡，女真族统治中原，建立金朝，与南宋相对峙者一百馀年。在这一时期中，南宋继承北宋苏轼、周邦彦之词风而更有所发展，形成了以辛弃疾、姜夔为代表的两大派别。那么，北方金朝的词坛情况如何呢？是否也出现过可与辛、姜抗衡的大词人呢？本文通过讨论元好问词，将要解答这一问题，因为元好问是金代词坛的殿军与巨擘。
女真族入主中原之后，勇于接受汉化，当金世宗、章宗大定、明昌之时，政治安定，文风蔚起。宣宗南渡，虽国势衰微，而文风益盛，人才辈出。刘祁《归潜志》说：“南渡以来，世人多为古学，以著文作诗相高。”（卷八）元好问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之中。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金秀容县（今山西忻州市）人。年十四，从郝天挺学，不事举业，淹贯经传百家。宣宗贞祐中，蒙古南侵，陷中都（今北京），好问避兵南下，寓居福昌县（今河南宜阳县西六十里）。兴定五年，举进士及第，时年三十二岁。历任内乡令、南阳令、尚书省掾、左司都事、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好问兼长诗、词、古文，晚年往来于今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北京市境内，声望显著，蔚为一代宗师。他搜采金源文献，以修史自任，筑野史亭，撰《壬辰杂编》，元代修金史，多本其书（《壬辰杂编》已佚）。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我读元好问著作，知人论世，曾翻阅翁方纲、凌廷堪、施国祁、李光庭四家《元遗山年谱》，比勘其长短得失，甄采善言，辨正失误，又加以补充阐释，撰写《元遗山年谱汇纂》两卷，刊载于南京钟山书局1935年出版之《国风》期刊第七卷专号中。在年谱“序列”中，我曾写了一段话，对元好问做过总评价。
金自大定、明昌以还，文风蔚起，遂于末造笃生遗山，卓为一代宗匠。其诗嗣响子美，方轨放翁，古文浑雅，乐府疏快，国亡以文献自任，所著《壬辰杂编》虽失传，而元人纂修《金史》，多本其书，故独称雅正。诗文史学，萃于一身，非第元明之后无与颉颃，两汉以来，固不数数觏也。
今天我仍然基本上保留这个意见。
二元好问的词论
当金朝初期，词坛重要作家都是宋人留仕于金者，如吴激（彦高）、蔡松年（伯坚）。他们二人对金词有相当大的影响。元好问说：“百年以来，乐府推伯坚与吴彦高，号吴蔡体。”（《中州集》卷一）后来金朝词风虽不如南宋之盛，但也产生了不少作家。据元好问《中州集·中州乐府》所录，吴、蔡之后，有三十四人，而金末之段克己、成己兄弟尚不与焉。这些词家虽亦各有所长，但是论到造诣之高，自应首推元好问。
金朝词风与南宋不同。关于宋、金词风之比较，况周颐有一段扼要的论断。他说：“南宋佳词能浑，至金源佳词近刚方。宋词深致能入骨，如清真、梦窗是；金词清劲能树骨，如萧闲（指蔡松年）、遯庵（指段克己）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南或失之绮靡，近于雕文刻镂之技；北或失之荒率，无解深裘大马之讥。”（《蕙风词话》卷三）元好问词的独特造诣，也与整个金代词风有关。
为了全面评论元好问的词，我想先研究一下元好问论词的意见，借以看出他在词的创作实践中与其所持理论的关系；然后再择要选录自金元之际以至于清代词论家对元好问词评价的意见，作为参考。
元好问论诗的意见很多，除去著名的《论诗三十首》七言绝句之外，还有许多散见于其所作的诗文之中，至于论词的意见则很少，重要的有下列诸篇。
遗山《自题乐府引》：
世所传乐府多矣，如山谷《渔父词》……陈去非《怀旧》云……如此等类，诗家谓之言外句，含咀之久，不传之妙，隐然眉睫间，惟具眼者乃能赏之。古有之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譬之羸牸老羝，千煮百炼，椒桂之香，逆于人鼻，然一吮之后，败絮满口，或厌而吐之矣。必若金头大鹅，盐养之再宿，使一老奚知火候者烹之，肤黄肪白，愈嚼而味愈出，乃可言其隽永耳。岁甲午，予所录《遗山新乐府》成，客有谓予者云：“子故言宋人诗大概不及唐，而乐府歌词过之。此论殊然。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此论亦然。东坡、稼轩即不论，且问遗山得意时自视秦、晁、贺、晏诸人为何如？”予大笑，拊客背云：“那知许事，且啖蛤蜊。”客亦笑而去。十月五日，太原元好问裕之题。
按，此篇不见于《遗山文集》，《彊村丛书》据明弘治高丽本刊印之《遗山乐府》有之。甲午为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按，上一年天兴二年癸巳春，崔立以汴京降蒙古。元好问于四月廿九日出京，羁管聊城（今山东聊城），这篇《自题乐府引》即是在聊城所作，时元好问四十五岁。吴庠谓，此引作于甲午十月，然《遗山乐府》所收词，有甲午以后之作，殆后人编入者。编成仍冠以自题引言，于是乐府与引言不相蒙矣。（见所著《遗山乐府编年小笺》）
《遗山文集》卷三六《东坡乐府集选引》：
绛人孙安常（原误作尝）注坡词，参以汝南文伯起《小雪堂诗话》，删去他人所作“无愁可解”之类五十六首，其所是正亦无虑数十百处，坡词遂为完本，不可谓无功。然尚有可论者。……就中“野店鸡号”一篇，极害义理，不知谁所作，世人误为东坡。……安常不能辨，复收之集中，如“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妙（今本《东坡乐府》作“少”）年。有胸中万卷，笔头千字（今本《东坡乐府》此二句互倒），致君尧舜，此事（原误作“书”）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之句，其鄙俚浅近、叫呼衒鬻，殆市驵之雄，醉饱而后发之，虽鲁直家婢仆且羞道，而谓东坡作者，误矣。……丙申九月朔，书于阳平寓居之东斋，元某引。（本篇中所引元好问之文，均据《四部丛刊》影印明弘治本《遗山先生文集》，并且据张穆刻本《遗山集》校正误字，原误字注在括弧内。）
按，丙申为蒙古太宗八年（1236），时元好问四十七岁。
《遗山文集》卷三六《新轩乐府引》：
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虽时作宫体，亦岂可以宫体概之。人有言，乐府本不难作，从东坡放笔后便难作。此殆以工拙论，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诗》三百所载小夫贱妇幽忧无聊赖之语，特（原误作“时”）猝为外物感触，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者尔，其初果欲被管弦（原误作“纹”）、谐金石、经圣人手以与六经并传乎？小夫贱妇且然，而谓东坡翰墨游戏乃求与前人角胜负，误矣。自今观之，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情性，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岁在甲寅，十月望日，河东元某题。
按，甲寅为蒙古宪宗四年（1254），元好问六十五岁。
综观以上所引三段之文，可以看出元好问论词的要旨。他论词非常推尊苏轼与辛弃疾，曾说：“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而对于苏词尤多论及，曾说：“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虽时作宫体，亦岂可以宫体概之。”这里所谓“唐歌词多宫体”，即是指温庭筠、韩偓、韦庄诸人歌咏儿女柔情的绮罗香泽之词，苏轼能摆脱这个传统而有创新之功，是值得称道的；同时，苏轼也“时作宫体”，即是说，他的词中也有缘情绮靡之作，不过，“岂可以宫体概之”。这个看法颇能掌握全面。元好问又进一步指出苏词之所以超卓之故，在于自然。他说：“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本来苏轼论文即极重自然，他曾说：“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中华书局1986年版《苏轼文集》卷一○《南行前集叙》）又自评其文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苏轼文集》卷六六《自评文》）他作词当然也是如此。苏轼因为有高才、真情、旷怀、卓识，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自然能写出很好的词，他并未尝矜心作意想与世人争胜，所以元好问又说：“而谓东坡翰墨游戏，乃求与前人角胜负，误矣。”（与元好问同时交好之王若虚，论苏词也有类似的意见，见《滹南诗话》卷中。）元好问这些话都能真切地说出苏轼作词的态度及其妙处。元好问虽然推崇苏词的创新与自然之妙，但是他又很注重词的特质，因此，他对于苏轼的个别词作，失于粗率，不合词的特质者，也提出批评。元好问认为，作词要有“言外句，含咀之久，不传之妙，隐然眉睫间”，仿佛品尝菜肴，要“愈嚼而味愈出，乃可言其隽永”。换句话说，就是要能含蓄蕴藉，幽约深美。苏词中大部分佳作，当然是能达到这个标准的，但是也有个别词作，失于粗浅率直者，元好问也指出而加以贬议。譬如他在《东坡乐府集选引》中所提出的“野店鸡号”一篇，即是一例。所谓“野店鸡号”一篇，是指苏轼《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一首。此首起二句是“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此词下片纵笔直书，毫无含蓄，似散文，不像词，所以招致元好问的非议，谓其“鄙俚浅近，叫呼衒鬻，殆市驵之雄，醉饱而后发之。”因而怀疑这首词非苏轼所作。元好问的怀疑虽然不确（这首词确是苏轼所作），不过，可以看出，元好问论词是反对“鄙俚浅近，叫呼衒鬻”，虽对苏词亦不稍假借。就苏词而论，作为一个大家，偶有率易质直之作，亦无伤大体，但是近来有些论者却专门欣赏苏词中这类率易质直的作品，则是既不了解苏词的真正妙处，也不懂得词的特质，这种偏颇之见是应当矫正的。刘熙载《艺概》卷四云：“词以不犯本位为高。东坡《满庭芳》：‘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语诚慷慨，然不若《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尤觉空灵蕴藉。”刘熙载所举之例，亦可看出苏词中存在两种艺术手法，而苏词妙处则在后种所谓“空灵蕴藉”者也。
至于元好问在《自题乐府引》中自评其词，则是学东坡、稼轩者。当客问其“自视秦、晁、晏、贺诸人为何如”时，元氏大笑，拊客背云：“那知许事，且啖蛤蜊。”做了一个幽默的回答。按元好问所引“那知许事”二语，乃南齐沈昭略之言，见《南史·王融传》。传云：“（融）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识，昭略屡顾盼，谓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谓曰：‘仆出于扶桑，入于旸谷，照耀天下，谁云不知，而卿此问？’昭略云：‘不知许事，且食蛤蜊。’”沈昭略之语表示对王融夷然不屑之意。元好问引用此二语亦表示对于秦观、晁补之、晏幾道、贺铸诸人之词有不屑之意也。
三历代词论家对元好问词的评议
下面，我们将选录自金元至清末历代几位有代表性的论者对元好问词的评语而进行讨论。
当元好问卒后五年之蒙古世祖中统三年壬戌（1262），严忠杰刊刻《元遗山集》，即所谓“中统本”者（此书已佚）。当时文人徐世隆作序，论及元词，谓：“遗山……乐府则清雄顿挫、闲婉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东坡、稼轩而下不论也。”
元好问卒后三十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丁亥（1287），王博文作《天籁集序》（按《天籁集》乃白朴之词集），论及元好问词云：“乐府始于汉，著于唐，盛于宋，大概以情致为主。秦、晁、贺、晏虽得其体，然哇淫靡曼之声胜，东坡、稼轩矫之以雄词英气，天下之趋向始明。近时元遗山每游戏于此，掇古诗之精英，备诸家之体制，而以林下风度消融其膏粉之气。白枢判寓斋序云：‘裕之法度最备。’诚为确论。宜其独步当代，光前人而冠来者也。……至元丁亥春二月上休日……王博文子勉序。”（见四印斋本《天籁集》）按，序文中所谓“白枢判寓斋”，指白朴之父白华，仕金为枢密院判官，与元好问交谊至厚。据序文，白华似曾为遗山词作序，此文已失传，仅存王序所引的“裕之法度最备”一句了。
宋元之际，张炎《词源》卷下“杂论”云：“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馀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元遗山极称稼轩词，及观遗山词，深于用事，精于练句，有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如‘双莲’、‘雁丘’等作，妙在模写情态，立意高远，初无稼轩豪迈之气，岂遗山欲表而出之，故云尔。”按，元好问卒时（1257），张炎才十岁，其年辈甚晚。张炎撰《词源》成书，在其晚年，约当元仁宗延祐四年（1317），距元好问之殁已六十年矣。
清人论元好问词者，兹举三家之说。刘熙载《艺概》卷四：“金元遗山诗兼杜、韩、苏、黄之胜，俨有集大成之意。以词而论，疏快之中，自饶深婉，亦可谓集两宋之大成者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金词于彦高外，不得不推遗山。遗山词刻意争奇求胜、亦有可观。然纵横超逸，既不能为苏、辛；骚雅清虚，复不能为姜、史。于此道可谓别调，非正声也。”
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元遗山以丝竹中年，遭遇国变……卒以抗节不仕，憔悴南冠二十馀稔。神州陆沉之痛，铜驼荆棘之伤，往往寄托于词。《鹧鸪天》三十七阕，泰半晚年手笔。其《赋隆德故宫》及《宫体》八首，《薄命妾辞》诸作，蕃艳其外，醇至其内，极往复低徊、掩抑零乱之致，而其苦衷之万不得已，大都流露于不自知。此等词，宋名家如辛稼轩固尝有之，而犹不能若是其多也。遗山之词，亦浑雅，亦博大，有骨干，有气象，以比坡公，得其厚矣，而雄不逮焉者，豪而后能雄，遗山所处不能豪，尤不忍豪。牟端明《金缕曲》云：‘扑面胡尘浑未扫，强欢讴，还肯轩昂否？’知此，可以论遗山矣。设遗山虽坎坷，犹得与坡公同，则其词之所造，容或尚不止此。……晚岁鼎镬馀生，栖迟零落，兴会何能飙举。知人论世，以谓遗山即金之坡公，何遽有愧色耶？”
综观以上诸家对于元好问词的评论，因为论者视角不同，好尚殊异，故褒贬参差。宋人填词，本有婉约与豪放两种不同的倾向（其间并无绝对的鸿沟），而以婉约为主。金源词风则趋向豪放，如上文所引况周颐之说。元好问生长云朔，才性清刚，又受时代风气影响，故填词走豪放一路，与苏、辛为近；不过，他又反对粗率，故仍能相当的保持深婉之美。因此，后人论他的词，因着重点不同而发生歧异。徐世隆、王博文都是北方人，徐世隆推崇元词“清雄顿挫，闲婉浏亮……东坡、稼轩而下不论也”。王博文也特别推重东坡、稼轩之“雄词英气”，能端正词之倾向，而认为元好问能继承苏、辛，“以林下风度消融其膏粉之气”。这些意见都是很自然而容易理解的。至于张炎则不同了。张炎论词，远承周邦彦，而近推姜（夔）、史（达祖），不满意辛稼轩，认为辛词是豪气词，非雅词。所以他特别欣赏元好问词中“深于用事，精于练句。有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的长处，也就是元词中之以深婉取胜者。张炎论词所蕲向者是周（邦彦）、秦（观）而不是苏、辛，他标举元词佳作，如“双莲”、“雁丘”等（按，指元好问少作的两首《摸鱼儿》词，下文将要讨论），认为“妙在模写情态，立意高远，初无稼轩豪迈之气。”值得注意的是，元好问是自命为学苏、辛的，金元时北方论者亦是以此相许的，而张炎却认为元词妙处即在“初无稼轩豪迈之气”，并且认为，元词与辛词本非同路，而“元遗山极称稼轩词”，乃是权宜之计，故意“欲表而出之”的缘故。这是很值得玩味的。总之，我们可以看出，张炎之论，强调元词深婉的一面而无视其豪放的一面，代表了南宋婉约派词人的观点。可见因为论者视野不同，好尚殊异，对于同一作家的作品，往往做出不同的评价，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本是常见的现象。至于清人论元好问词，褒贬亦不同。刘熙载谓元词“疏快之中，自饶深婉”，指出元词两个方面的长处，其言虽简，而看法还是全面的。陈廷焯则对元词估价颇低，很值得注意。陈廷焯是晚清重要词论家，著《白雨斋词话》，评论诸家词，多独到之见，洞微之言，能深晓作者的精诣深旨，为什么独不满意于元好问呢？因为陈廷焯论词贵“沉郁”，他说：“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沉则不浮，郁则不薄。”又说：“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馀言外……而发之又必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白雨斋词话》卷一）他推崇苏、辛词之超逸纵横，姜、史词之骚雅清虚，两派虽然风格不同，而都能沉郁，即是有“意在笔先，神馀言外……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之妙。而元好问词的长处是疏快，短处则是有时明显说出，缺乏不即不离、幽约凄迷之致，这是不符合陈廷焯论词的标准的，所以他对元词有贬语。再看，况周颐又为什么与陈廷焯不同，而对元好问词评价甚高呢？陈廷焯论元词，多从艺术方面着眼，而况周颐则注意元好问的身世，探索其胸中的沉悲隐痛，所谓“神州陆沉之痛，铜驼荆棘之伤，往往寄托于词”者，因此，他指出元好问的《鹧鸪天》三十七阕中之“宫体”、“薄命妾”诸作，是“蕃艳其外，醇至其内，极往复低徊，掩抑零乱之致”，达到了词中很高的境界。陈廷焯可能忽略了元词在这一方面的成就。同时，况周颐又以元好问与苏东坡相比，认为元词“浑雅，博大，有骨干，有气象”，得苏词之厚而雄不逮焉，是因为两人身世、心境的不同而造成的。况氏之论，有精到之处。但是他认为“遗山即金之坡公”，未免揄扬稍过。遗山词的造诣，较东坡终逊一筹，此意俟下文详论之。
四元好问词赏析
现在我们要分析讨论元好问的词作。
先看他两首出名的少作，即是所谓“雁丘辞”与“双蕖怨”的两首《摸鱼儿》词。兹录于下：
摸鱼儿
乙丑岁赴试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旦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予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为识，号曰“雁丘”。同行者多为赋诗，予亦有雁丘辞。旧作无宫商，今改定之。
恨人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景，只影为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台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本文所引元好问词，均据《彊村丛书》本《遗山乐府》。）
摸鱼儿
泰和中，大名民家小儿女，有以私情不如意赴水死者，官为踪迹之，无见也。其后踏藕者得二尸水中，衣服仍可验，其事乃白。是岁，此陂荷花开无不并蒂者。沁水梁国用时为录事判官，为李用章内翰言如此。此曲以乐府《双蕖怨》命篇。“咀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咽三清之瑞露，春动七情。”韩偓《香奁集》中自叙语。
问莲根，有丝多少，莲心知为谁苦？双花脉脉娇相向，只是旧家儿女。天已许，甚不教、白头生死鸳鸯浦。夕阳无语。算谢客烟中，湘妃江上，未是断肠处。香奁梦，好在灵芝瑞露，人间俯仰今古。海枯石烂情缘在，幽恨不埋黄土。相思树，流年度，无端又被西风误。兰舟少住。怕载酒重来，红衣半落，狼藉卧风雨。
现在要说明这两首词撰作的年代，同时，也想借此机会，先交代一下本文论述元词时编年的依据。上文已经提到，我在30年代初期，曾撰写《元遗山年谱汇纂》，对于元好问的诗、文、词，都作了编年考订。1935年，我又据《彊村丛书》本《遗山乐府》（根据明弘治高丽本所刻的），撰写《遗山乐府编年小笺》，考释较《元遗山年谱汇纂》为详，刊载于1936年《词学季刊》第3卷第2号、第3号中。最近又读到1982年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的吴庠先生所撰之《遗山乐府编年小笺》。吴著考定的编年词较拙著为多，然其论证亦有可商榷者。本文凡涉及元词撰写年代时，即根据拙著，并兼采吴著，非必要时，不复一一详加说明。
据第一首《摸鱼儿》词题序，元好问自谓，“乙丑岁，赴试并州”，获知双雁故事，作雁丘辞，又云：“旧所作无宫商，今改定之。”乙丑为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元好问十六岁，惟序中既云：“旧所作无宫商，今改定之。”则此词非元氏十六岁时原作，而改定究在何年亦不可考，故我旧作《遗山乐府编年小笺》，未将此词定为元好问十六岁时之作（吴庠将此词定为元好问十六岁所作，不甚妥），不过，改定的时间较原作似亦不会相距过远。第二首《摸鱼儿》词，据吴庠《遗山乐府编年小笺》说：李用章“乙亥自泽州避兵南迁至福昌，丙子遗山亦自忻州避兵南渡，寓居福昌县之三乡镇，故得与用章相识，闻其述泰和中往事，而有此《双蕖怨》之作。”按吴氏之说可信。丙子是金宣宗贞祐四年（1216），元好问二十七岁。所以这两首词都是元好问的少作。
这两首词都是歌颂真纯坚贞之爱情，而对于社会上摧残爱情的横暴势力提出愤慨的控诉。大雁是鸟类中最忠于爱情者，雌雄配偶，双宿双飞，与人无忤，而捕雁者竟射杀其一，另一脱网者悲鸣投地而死，此岂非极为惨痛可悲之事！元好问买双雁葬于汾水之上，名曰“雁丘”，赋此词以寄其悲悯与愤慨。开头两句横空而来，说明爱情“生死相许”之坚贞可贵，隐含着对孤雁殉情之悯叹。然后叙述双雁，又联想到人间也常是如此，所以说：“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痴儿女。”用笔空灵不滞。“君应有语”以下数句，是说孤雁无依，只好自尽了。换头处宕开，以怀古取远势。因为双雁是葬在汾水之上，于是联想到当年汉武帝泛舟汾河时所作的《秋风辞》。《秋风辞》说：“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汉武帝的时代久已消逝，一片荒凉，所以说：“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台依旧平楚。”元好问用汉武帝《秋风辞》，不仅是由汾水的联想而怀古，还因为《秋风辞》中有“草木黄落兮雁南归”之句，可以暗中与雁相关。这种运用典故的不即不离，含蕴丰融之法，是古代诗人词人的长技。张炎评元好问词“深于用事”，诚非虚语。“招魂”二句运化《楚辞·招魂》及《九歌·山鬼》，衬托出悲怆之情与阴森之气。下面诸句是说，双雁埋在此处，将不与莺燕俱成黄土，而是可以留待骚人千秋凭吊。这是对双雁坚贞爱情的歌颂。陈廷焯评此词下片云：“怨风为我从天来。”（《词则·别调集》卷三）
如果说，“雁丘辞”是对大雁爱情的歌颂及其不幸命运的悲慨，而“双蕖怨”则是对人间儿女同样情况的歌颂与悲慨。题序中说：“大名民家小儿女，有以私情不如意赴水死者。”所谓“不如意”，大概是封建礼教下顽固父母的压迫，致使这对真诚相爱的儿女投水自尽。卫道之士也许以为这是“无耻”、“轻生”，但元好问却对他们表示深厚的同情，而相信“此陂荷花开无不并蒂”的神话般的传说，遂赋此词。词中利用这对情人死后化为并蒂莲的传说，所以即以莲起兴，既能切题，而又增加了艺术形象之美。开头用诘问的口气说，莲根有丝多少，莲心是为谁苦？暗示情人间真挚的感情与悲惨的命运。“双花”二句，点出并蒂莲即是殉情儿女这精魂所化。下面用空灵澹宕之笔，反复哀叹。“海枯石烂情缘在，幽恨不埋黄土。”尤为沉痛。结尾“兰舟”以下数句亦有悠然不尽之意。这首词较“雁丘辞”更为哀怨缠绵，韵味浓郁。从这两首词作中可以看出，元好问少时即已才华发越。张炎特别欣赏这两首词，认为：“如双莲、雁丘等作，妙在模写情态，立意高远。”所谓“立意高远”者，就是说，不沾滞于模写情态，而又能在用意用笔上常常宕开去，取远势远神。
附带提一下，元好问这两首词中格律有不合处。郑骞《续词选》（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年版）选录元好问《摸鱼儿》“雁丘辞”一首，指出，“离别苦”三字应作一逗，属下，不应独立。如稼轩云，“见说到、天涯芳草无归路”，是为正格，宋人名作皆然。遗山以此三字与上“双乐趣”对偶，成为独立之句，且加一韵，韵脚、句法错乱，殊不美听。按，郑氏之说甚是。元好问《摸鱼儿》“双蕖怨”词中“相思树，流年度，无端又被西风误”之句，犯有同样错误。因“流年度”三字亦应作一逗，属下，不应独立，如稼轩词，“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方为正格也。
元好问生活在金末元初的一个动乱时代。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避蒙古之南侵，由中都（今北京市）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市）。次年，蒙古攻陷中都。贞祐四年（1216），元好问自故乡避兵渡河，时年二十七岁。当时金朝危弱，而朝廷君臣庸沓，不能振作，元好问卑官末秩，忧时有心而报国无门。哀宗天兴元年（1232），蒙古兵围攻汴京，元好问时为左司都事，困于围城中。次年（1233），金崔立以汴京城降于蒙古，元好问时年四十四岁，北渡，羁管聊城（今山东聊城市）、冠氏（今山东冠县）。蒙古太宗十年（1238），元好问携家还太原（今山西太原市）。其后“周流乎齐鲁燕赵晋魏之间”。（馀世隆《遗山集序》）。宪宗七年（1257），卒，年六十八。元好问生活在这样一个沧桑多变的时期，金亡以前的忧国哀时之愤慨，金亡以后的黍离麦秀之沉悲，发为歌咏，苍凉沉挚，成为《遗山乐府》精华之所在。赵翼论元好问诗云：“盖生长云朔，其天禀本多豪健英杰之气，又值金源亡国，以宗社丘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此固地为之也，时为之也。”（《瓯北诗话》卷八）这一段话，也可借用来评元好问的词。
在金亡之前，元好问或凭吊古代英雄之战迹，或称赞卫国干城的名将，以寄其壮怀。如《水调歌头·汜水故城登眺》云：
牛羊散平楚，落日汉家营。龙挈虎掷何处，野蔓罥荒城。遥想朱旗回指，万里风云奔走，惨淡五年兵。天地入鞭箠，毛发懔威灵。一千年，成皋路，几人经。长河浩浩东注，不尽古今情。谁谓麻池小竖，偶解东门长啸，取次论韩彭！慷慨一尊酒，胸次若为平。
这首词作于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元好问二十八岁。汜水即是汉成皋（今河南荥阳县氾水镇），刘邦、项羽争天下时，常在此激战。这首词怀古兴慨，追念古代英雄，笔势纵横跳宕，是元好问之所长。最可注意者是“谁谓”三句。这三句是用石勒的故事。石勒少时，常与邻居李阳争麻池；十余岁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石勒晚年曾说：“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俱见《晋书·石勒载记》。元好问作词凭吊楚汉战处，怎么会提到石勒呢？可能是这样联想的。昔阮籍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所谓“竖子”，后人或认为是指刘、项。元好问曾提出疑问，其《楚汉战处》诗云：“成名竖子知谁谓，拟唤狂生与细论。”（《遗山集》卷八）他大概体会到，阮籍所谓“竖子”，并非指刘、项，可能是讥讽司马懿父子不能像刘、项那样以兵戈打天下而是用阴谋诡计篡取君位，所以不是英雄而只能是“竖子”。恰好石勒也曾说过，“大丈夫行事，当礧礧落落……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所以元好问联想到石勒，慨叹说，谁想到一个麻池小竖，居然能在洛阳上东门长啸，而又衡量古代英雄自比于韩彭呢？这样放怀今古，联想丰富，能使词增加远势。
又如《水龙吟·从商帅国器猎于南阳，同仲泽、鼎玉赋此》词云：
少年射虎名豪，等闲赤羽千夫膳。
金铃锦领，平原千骑，星流电转。
路断飞潜，雾随腾沸，长围高卷。
看川空谷静，旌旗动色，得意似，平生战。
城月迢迢鼓角，夜如何、军中高宴。
江淮草木，中原狐兔，先声自远。
盖世韩彭，可能只办，寻常鹰犬。
问元戎早晚，鸣鞭径去，解天山箭。
这首词作于哀宗正大三年（1226），元好问三十七岁。南阳在今河南南阳市。“商帅国器”指完颜斜烈，汉名鼎，字国器，“以善战知名……镇商州（治所在今陕西商县），威望甚重。”（《金史》本传）元好问这首词是想勉励完颜斜烈不要只是在狩猎中表现兵威，而应当去抗击入侵之蒙古兵。词中先称赞狩猎兵势之盛是：“江淮草木，中原狐兔，先声自远。”然后又委婉地说：“盖世韩彭，可能只办，寻常鹰犬。”以像韩信、彭越那样盖世英勇的名将，怎么可以只驾驭鹰犬，从事狩猎呢？所以又用诘问的口气勉励完颜斜烈说：“问元戎早晚，鸣鞭径去，解天山箭。”希望他能像唐薛仁贵征九姓突厥时“三箭定天山”那样去击退蒙古兵。同时，王仲泽（渥）所赋之词也有“万里天河，会须一洗，中原兵马”之句，与元好问词用意相似。元好问这首词，豪壮激昂，表现了幽并之气，其借观狩猎而鼓励将帅抗敌报国之壮怀，与杜甫作《冬狩行》勉励章彝出兵击退当时侵占长安之吐蕃，用意相似。
元好问又有一首《江城子》词：
醉来长袖舞鸡鸣。短歌行，壮心惊。
西北神州，依旧一新亭。
三十六峰长剑在，星斗气，郁峥嵘。
古来豪侠数幽并。鬓星星，竟何成？
他日封侯，编简为谁青？
一掬钓鱼坛上泪，风浩浩，雨冥冥。
（原注：“钓坛，见《严光传》。”）
这首词作于何年，不可考，大概总是金亡以前之作。“西北神州，依旧一新亭。”表示了对金朝南渡的悲慨，如东晋南渡初洒新亭之泪。下片写仍有乘时立功之壮心，而恐未能如愿。
金哀宗天兴元年壬辰（1232），蒙古兵围攻汴京，哀宗出奔。次年癸巳（1233），金守城将崔立以城降于蒙古，蒙古兵进入汴京。这时金之灭亡已成定局，元好问多年来忧惧之事变终于到来了，他自己也以金朝官员成为亡国的俘虏，等待发遣，心中当然非常哀痛，于是作了一首极为凄凉绝望的挽歌——《木兰花慢》词：
拥都门冠盖，瑶圃秀，转春晖。
怅华屋生存，丘山零落，事往人非。
追随，旧家谁在，但千年辽鹤去还归。
系马凤凰楼柱。倚弓玉女窗扉。
江头花落乱莺飞，南望重依依。
渺天际归舟，云间汀树，水绕山围。
相期更当何处，算古来相接眼中稀。
寄与兰成新赋，也应为我沾衣。
吴庠《遗山乐府编年小笺》在此词下说：“此癸巳汴京破后作，故后结用庾兰成《哀江南赋》，前结‘系马’、‘倚弓’二句，即用赋中语。”又引《遗山集·壬辰十二月驾车东狩后即事》诗“去去江南庾开府，凤凰楼畔莫回头”句为证。按吴氏之说是可信的。元好问于是年四月二十九日出京（《遗山集》卷八），此词中“春晖”、“花落乱莺飞”等语都是写春景的，大概是出京前所作。这首词的艺术手法很高妙，并不明显地直说国亡，而是用比兴蕴藉之法，腾挪跳宕之笔，不即不离，时隐时显，以寄托其焯念亡国之沉哀深痛。开头三句是说，汴京表面上依旧繁华，而“怅华屋”三句忽然一转，借用曹植《箜篌引》“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诗句，以人之死喻国之亡。下文“辽鹤去还归”，是用《搜神后记》所载的神话故事，丁令威学道千年，化鹤归来，慨叹故乡“城郭如故人民非”。词中借此隐喻金亡之后，如有遗民重来汴京，将会有辽鹤归来之感。“系马”二句是借用庾信《哀江南赋》“倚弓于玉女窗扉，系马于凤凰楼柱”句意。庾赋此二句是指侯景攻陷建康后，其兵士蹂躏梁朝宫廷的情况，元词则借以比喻蒙古兵士进入汴京后对于金朝宫廷之蹂躏。下片宕开，借伤春惜春以喻亡国之痛，笔势更为空灵。刘熙载说：“空中荡漾，最是词家妙诀。上意本可接入下意，却偏不入，而于其间传神写照，乃愈使下意栩栩欲动。”（《艺概》卷四）元好问此词正是运用这种艺术手法。“江头”以下数句写远眺春景以寄托其缥缈幽怨之情。“相期更当何处”二句，则是慨叹国亡之后难以复兴，就像人间离别之后难以相期重遇。结尾处才用“兰成新赋”的字面点出亡国的悲哀。元好问的词以疏快见长，有时失于质直显露，而这首词则是浑融深蕴，哀怨苍凉，颇有纳兰性德论词时所向往的“烟水迷离之致”，读起来使人有凄惘之感，如闻呜咽之音，可谓是词中的《哀江南赋》。
金亡以后的二十馀年中，元好问经常在词作中发抒其故国之思。如金亡后之次年乙未（1235）所作《南乡子》（幽意曲中传）云：“坐上有人持酒听，凄然，梦里梁园又一年。”又如戊戌年（1238）所作《水龙吟》（旧家八月池台）云：“一枕开元，梦恍犹记，华清天上。对昆明火冷，蓬莱水浅，新亭泪，空相向。”蒙古乃马真后称制之癸卯年（1243），元好问于八月中至燕京。燕京即是金朝的中都，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来到中都。他看到旧都，感伤故国，作了《朝中措》、《南乡子》两首词，甚为苍凉沉挚。《朝中措》词云：“卢沟河上度旃车，行路看宫娃。古殿吴时花草，奚琴塞外风沙。天荒地老，池台何处，罗绮谁家？梦里数行灯火，皇州依旧繁华。”《南乡子·九日同燕中诸名胜登琼华故基》词云：“楼观郁嵯峨，琼岛烟光太液波。真见铜驼荆棘里，摩挲，前度青衫泪更多。胜日小婆娑，欲赋《芜城》奈老何。千古废兴同一梦，从他，且放云山入浩歌。”（此词《彊村丛书》本《遗山乐府》中无之，选自张穆刻本《遗山集》）这两首词都是用澹宕之笔写沉郁之思。《朝中措》词中“天荒地老”三句，慨叹金朝已经灭亡，“池台”、“罗绮”都不知去向何处。“梦里”二句尤为沉痛，皇州繁华依旧，而朝代已经更换了。《南乡子》词是登琼华岛故基所作。按，琼华岛是金世宗所营建的。大定十九年（1179），在中都城外东北方兴建太宁宫（后改名寿宁、寿安、万宁），环湖而建，苑囿中有琼华岛等。元好问看到金朝皇家苑囿已经易主，不禁兴“铜驼荆棘”之悲，而洒青衫之泪，又因劫后之中都而联想到鲍照赋中之《芜城》，均极为沉痛。《遗山集》卷九有《出都》诗二首，亦是此时所作，其第二首即是登琼华岛之作，诗云：“历历兴亡败局棋，登临疑梦复疑非。断霞落日天无尽，老树遗台秋更悲。沧海忽惊龙穴露，广寒犹想凤笙归。从教刬尽琼华了，留在西山尽泪垂。”（原注：“万宁宫有琼华岛，绝顶广寒殿，近为黄冠辈所撤。”）诗中悲慨故国之情可与此词相印证。
元好问又有用《鹧鸪天》调所作的“宫体八首”、“薄命妾辞三首”，作于何年不可考，总归都是金亡后之作。这些词用美人香草之辞以寄托麦秀黍离之感，是元词的上品，也就是况周颐所称赞的“蕃艳其外，醇至其内，极往复低徊、掩抑零乱之致”者。兹录“薄命妾辞”三首于下：
复幕重帘十二楼，而今尘土是西州。
香云已失金钿翠，小景犹残画扇秋。
天也老，水空流，春山供得几多愁？
桃花一簇开无主，尽著风吹雨打休。
颜色如花画不成，命如叶薄可怜生。
浮萍自合无根蒂，杨柳谁教管送迎。
云聚散，月亏盈，海枯石烂古今情。
鸳鸯只影江南岸，肠断枯荷夜雨声。
一日春光一日深，眼看芳树绿成阴。
娉婷卢女娇无奈，流落秋娘瘦不禁。
霜塞阔，海烟沉，燕鸿何地更相寻？
早教会得琴心了，醉尽长门买赋金。
词中写一女子身世的变化，由荣华而零落，由欢聚而离散，如花落水流，春光不返，纵有海枯石烂之真情，无奈鸳鸯只影之孤独，象征金朝灭亡之后，自己天涯沦落，如浮萍无根，杨柳飘荡，海烟霜塞，何地相寻，寄托了追怀故国的无限深悲，极为缠绵幽怨。南宋灭亡之后，词人痛伤故国，多托意于咏物之作，如王沂孙等，而元好问则托意于美人香草之辞，艺术手法虽不同，而均为词中的上品。
元好问词中亦有超旷闲适之作。自从魏晋以来，玄学兴起，虽以老庄思想为主，而又融合儒家，因此对于士大夫处世的态度提出一个新标准，即是所谓：“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庄子·逍遥游》郭象注语）这就是说，士大夫当是既居廊庙之位又怀山林之思，用世之志与出世之怀相结合。这个理想标准，经常为后世士大夫所向往。李商隐自述志愿说：“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登安定城楼》）就是典型的例证。元好问当然也未能例外，在金亡以前，他虽然从事仕宦，但也常在词中表现出世之怀。兹举两首为例。正大四年（1227），元好问为内乡（今河南内乡）令，次年，丁内艰，罢官，此后闲居县东南白鹿原者约两年馀。在这期间，元好问曾作了几首闲适之词，如《水调歌头·长寿新斋》词云：
苍烟百年木，春雨一溪花。
移居白鹿东崦，家具满樵车。
旧有黄牛十角，分得山田一曲，凉薄了生涯。
一笑顾儿女，今日是山家。
簿书丛，铃夜掣，鼓晨挝。
人生一枕春梦，辛苦趁蜂衙。
竹里蓝田山下，草阁百花潭上，千古占烟霞。
更看商于路，别有故侯瓜。
“长寿新斋”是元好问卸任内乡令后所营建的新居。《遗山集》卷一《新斋赋·序》：“予既罢内乡，出居县东南白鹿原，结茅菊水之上……乃名所居为新斋。”同卷《行斋赋·序》：“戊子冬十月，长寿新居成。”词中描写乡居的清静闲适生活，摆脱了在官时簿书之苦。“竹里”二句以王维的蓝田辋川庄与杜甫的成都草堂自况。又如《临江仙·内乡北山》词云：
夏馆秋林山水窟，家家林影湖光。
三年间为一官忙。
簿书愁里过，笋蕨梦中香。
父老书来招我稳，临流已盖茅堂。
白头兄弟共论量。
山田寻二顷，他日作桐乡。
夏馆秋林山在内乡北，山水佳胜。（《清一统志》）元好问于正大三年官镇平令，四年、五年为内乡令，首尾共三年，故云“三年间为一官忙”。“簿书愁里过，笋蕨梦中香”两句，造语精练。
综观以上两词，写罢官乡居时的安闲清适之趣，而辞语明快疏朗，是元好问之所长。不过，元好问这时的心情是否即是完全消极的呢？不见得。陈廷焯评《临江仙·内乡北山》词云：“多少感慨，溢于言外，遗山一片热肠，郁郁勃勃，岂真慕隐士哉！”（《词则·放歌集》卷三）这几句话很能说出元好问内心深处的情思。
元好问词的风格虽然以清刚豪健为主，但亦能为婉媚纤丽之作。如《清平乐》云：“离肠宛转，瘦觉妆痕浅。飞去飞来双语燕，消息知郎近远。
楼前小雨珊珊，海棠帘幕轻寒。杜宇一声归去，树头无数青山。”陈廷焯评云：“婉约近五代人手笔。”（《词则·大雅集》卷四）又如《满江红》云：“一枕馀酲，厌厌共、相思无力。人语定、小窗风雨，暮寒岑寂。绣被留欢香未减，锦书封泪红犹湿。问寸肠、能著几多愁，朝还夕。春草远，春江碧。云暗淡，花狼藉。更柳绵闲飏，柳丝谁织。入梦终疑《神女赋》，写情除有文星笔。恨伯劳、东去燕西归，空相忆。”按，“文星笔”一辞费解。朱彊村校记云：“凌、张诸本‘星’作‘通’。”按，“文通”指江淹，用江淹梦人授五色笔故事，义似较胜。白朴《天籁集》上《满江红》（过了重阳）词有句云：“想像曾来《神女赋》，伤心似失文通笔。”白朴自少小时因世乱与其父相失，由元好问抚养教诲以至于成人，关系甚为密切，他一定熟习元氏的著作，白词中这两句显然即是从元词脱化而出，这也足以证明元词是作“文通笔”的。（按，杨无咎《南乡子》词：“直教笔底有文星，欲状此时情味若为成。”如果元好问是运用杨无咎词句，则“文星笔”亦可通。）陈廷焯评此词云：“凄丽芊雅，叔原遗响。”（《词则·闲情集》卷二）元好问这些词能得晏叔原（幾道）之长，这一点，当时人已有指出者，如王中立《题裕之乐府后》诗云：“常恨小山无后身，元郎乐府更清新。红裙婢子那能晓，送与凌烟阁上人。”（《中州集》卷九）认为元好问可为“小山后身”。这是元好问词的又一个方面。至于上文所举《鹧鸪天》词中的“薄命妾辞”三首，虽然凄婉缠绵，乃是借美人香草之辞以发抒伤悼故国之感，风格沉郁，寄托深微，又与一般抒写柔情之作不可同日语矣。
五结论
现在我们要对元好问词做一个总评价。
元好问是金朝第一位大诗人，他作诗，才华横溢，功力精勤，据郝经所撰《遗山先生墓铭》，谓其诗共“千五百馀篇”。（清华氏刻本《元遗山集》，于郝《铭》“千五百馀篇”之“千”字上误加“五”字，赵翼《瓯北诗话》遂误信元诗真有此数，而有更求全集之语。施国祁《元遗山诗笺注》“例言”中已指出其误。）虽略有散佚，而今所存者仍有一千三百馀首。（施国祁《元遗山诗笺注》“例言”）至于词作，以明弘治高丽三卷本及鲍渌钦、张石洲、张调甫等抄校、刊印之五卷本合计之，只有三百零五首。（吴庠《遗山乐府编年小笺》）可见元好问是诗人而以馀力填词者。
元好问的诗作，造诣甚高，早有定评。金元间人徐世隆说：“遗山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中统本《遗山集序》）郝经谓元好问诗“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遗山墓铭》）清姚鼐说：“遗山才力微逊前人，而才与情称，气兼壮逸，兴会所诣，殊觉苍凉而醲至。”（《昭昧詹言续录》卷二引）赵翼说：“元遗山才不甚大，书卷亦不甚多，较之苏、陆，自有大小之别。然正惟才不大，书不多，而专以精思锐笔，清炼而出，故其廉悍沉挚处，转胜于苏、陆。”（《瓯北诗话》卷八“元遗山诗”）所以后人以元好问的诗与宋代人苏轼、黄庭坚、陆游诸人并称为宋金四大家，地位甚高。但是他的词作能不能与苏、辛抗衡呢？下面将作进一步研讨。
就上文第四节所举例论述的元好问的代表词作看来，他的词内容是充实的，都有真情实感（元氏论诗，向来主张“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见《遗山集》中《杨叔能小亨集引》、《陶然集序》），而且伤时感事之作颇能反映现实。他的词笔豪健明快，无有晦涩雕琢之弊，风格也是多样化的，虽以豪放为主，但亦有闲适之篇、婉丽之作。这一切都是元好问词的特点，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是我们如果用词体的特质来评量元词，在反复吟诵之馀，总觉得有点味道不足。原因何在呢？
因为词这一种韵文体裁，虽然与诗相近，但又不尽相同。由于词是一种合乐歌辞，需要按各种词调填写，字句长短参差，音律繁复变化，篇幅也有一定的限制（通常用的许多词调，字数大致在数十字至一百馀字之间），而在起源与发展过程中，又受到了历史条件环境的影响，于是词体遂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本质。李清照曾说，词“别是一家”（《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王国维更明确地指出词的特质与诗不同，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人间词话》删稿）我昔年撰《论词》一文，也曾指出诗与词之区别说：“诗显而词婉，诗有时质言而词更多比兴，诗尚能敷畅而词尤贵蕴藉。”（见拙著《诗词散论》）清人论词亦多指出词之特质者。纳兰性德说，词应当有“烟水迷离之致”（《渌水亭杂识》）。张惠言说：“词者……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词选序》）周济形容词之佳境，如“天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斁，追寻已远。”（《介存斋论词杂著》）陈廷焯论词特重沉郁，他说：“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馀言外……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又说：“诗词一理，然亦有不尽同者。诗之高境，亦在沉郁……即不尽沉郁，如五七言大篇，畅所欲言者，亦别有可观。若词则舍沉郁之外，更无以为词。盖篇幅狭小，倘一直说去，不留馀地，虽极工巧之致，读者终笑其浅矣。”（《白雨斋词话》卷一）熟玩以上诸家之说，可以参悟词之特质。如果简要地归纳一下，可以用“深美闳约”这四个字。这四个字本是张惠言对温庭筠词的评语，王国维则认为，“此四字惟冯正中足以当之。”我认为，这四个字可以概括词的特质，如阐述其内涵，能通于上引诸家之说。
一般论者多是采用明代张綖之说，认为宋词可分为婉约与豪放两大派，这只是就大体倾向而论。但是无论哪一派，其中佳作都是能表现出词的特质的，也就是能合乎“深美闳约”的标准的。豪放派词人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这也是元好问所蕲向而效法的。但是苏、辛词的佳处并非只是所谓“豪放”而已。先就苏轼言之。前人论苏词高处者，或谓其“清丽舒徐，高出人表”（张炎语，见《词源》）；或谓其“韶秀”（周济语，见《介存斋论词杂著》）；或谓其“如春花散空，不著迹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风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音，此其上乘也”（夏敬观语，见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引《吷庵手批东坡词》）。这些评语，虽各就一端而论，然亦可以看出苏词的风格是丰富多彩的，绝不只是“豪放”二字所能概括。苏词的代表作，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贺新郎》（乳燕飞华屋）、《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等等，都足以证明上述的论断。冯煦为朱孝臧所注《东坡乐府》作序说：“词有二派，曰刚曰柔。……东坡刚亦不吐；柔亦不茹；缠绵芳悱，树秦、柳之前旃；空灵动荡，导姜、吴之大辂。惟其所之，皆为绝诣。”这几句话是对苏词风格中肯的评价。至于辛弃疾词，“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周济语，见《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他在词作中，能将愤慨时事、抗敌报国的激昂豪健之情纳入曲折幽微、空灵蕴藉的词境之中，通过折光，造成异彩。（拙著《诗词散论》中《论辛稼轩词》一文即阐发此义，可以参看。）其代表作品，如《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举头西北浮云）、《汉宫春》（春已归来）、《水调歌头》（落日塞尘起）、《贺新郎》（把酒长亭说）等等皆是。所以辛词的风格也是刚柔相济，仪态万方，不仅是“豪放”二字所能概括的。（前人论词，有特别提出辛词婉丽之长者，如宋范开《稼轩词序》说：“其间固有清而丽，婉而妩媚，此又坡词之所无，而公词之所独也。”刘克庄《辛稼轩集序》也说：“公所作……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也指出，辛词“缠绵悱恻，造语俊于苏”。）
现在再来看元好问的词。元好问自命为学苏、辛的，他的词能做到疏快豪健，但是仔细玩味起来，上文所提到的苏、辛词的高处，元词尚有所不及。譬如他的《水调歌头·赋三门津》词：
黄河九天上，人鬼瞰重关。
长风怒卷高浪，飞洒日光寒。
峻似吕梁千仞，壮似钱唐八月，直下洗尘寰。
万象人横溃，依旧一峰闲。
仰危巢，双鹄过，杳难攀。
人间此险何用，万古秘神奸。
不用燃犀下照，未必佽飞强射，有力障狂澜。
唤取骑鲸客，挝鼓过银山。
这首词，初读起来，亦颇豪健可喜，但是仔细玩味，总觉得多是贴题直说，过于显豁，缺乏馀味远韵。况周颐评此词云：“何尝不奇崛排奡，坡公之所不可及者，尤能于此等处不露筋骨耳。”（《蕙风词话》卷三）正因为“不露筋骨”，才能够浑融蕴藉，耐人寻味，这是苏词所以胜过元词之处。又如元好问《洞仙歌》（黄尘鬓发）词有句云：“升平十二策，丞相封侯，说与高人应笑倒。”陈廷焯认为这“两句粗”（《词则·放歌集》卷三）。总之，元好问的豪放词缺乏苏、辛词中那种腾天潜渊之功，清旷沉郁之致，因此回味不够深醇隽永。
对于宋人的婉约词，从元好问《自题乐府引》中轻视“秦、晁、贺、晏诸人”的语气看来，他在这方面未甚用力，所以周邦彦、姜夔等纯粹词人的词风对于元好问无甚影响。当然，元好问也有一部分词作，如上文所论及的《木兰花慢》（拥都门冠盖）、《鹧鸪天》“薄命妾辞三章”、“宫体八首”等，借美人香草之辞，发抒故国沉沦之慨，正如况周颐所谓“蕃艳其外，醇至其内”者，确实能够做到深美闳约，具有词体的特美，可见元好问在机缘凑合时也能作出这类词，不过，在他的整个词集中，这类词却为数甚少，不是主流。元好问论词也还是能注重词的特质的。他在《自题乐府引》中特别重视所谓“言外句，含咀之久，不传之妙，隐然眉睫间，惟具眼者乃能赏之”。又以菜肴作比喻，要求“愈嚼而味愈出，乃可言其隽永耳”。但是他在填词的实践中，未能完全体现他在理论上的认识，于是疏快豪健有馀，而浑化蕴藉不足。陈廷焯评元好问词：“纵横超逸既不能为苏、辛，骚雅清虚复不能为姜、史，于此道可称别调，非正声也。”正是指出元词的这一不足之处。郑骞认为，“陈评最确，刘氏集大成之说，推崇太过”（《续词选》），也是从这个角度看的。
元好问是大诗人，他是以诗之馀力为词者。叶嘉莹教授在《灵谿词说·论陆游词》一文中，曾将宋代以诗之馀力为词的三位作者——欧阳修、苏轼、陆游，作过比较。叶教授说：“欧公之词，乃是既具有诗人之襟抱，同时也具有词人之眼光，而且也是以词人之笔法为词的；至于苏公，则是既具有诗人之襟抱，也具有词人之眼光，而且是兼以词人之笔法与诗人之笔法为词的；至于陆游，则是具有诗人之襟抱，但却未具词人之眼光，因而乃是全以诗人笔法为词的。”（《四川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元好问的情况是较为复杂而微妙的。他是既具有诗人之襟抱，也相当的具有词人的眼光，但是在填词的创作实践方面，运用诗人笔法者多，而运用词人笔法者少。所以，就以诗之馀力为词者而论，元好问应当是在苏轼之下、陆游之上。
总之，就金朝一代的词坛而论，元好问是第一人，而置于两宋词坛中，较苏轼、辛弃疾仍稍逊一筹。这是我撰写本文已毕，对元好问词得出的总评价。
（《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收入《词学古今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