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词中“感士不遇”心情初探
我曾撰写《二千多年来中国士人的两个情结》一文（未刊），文中说，二千多年来，中国士人虽在历史上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但他们的生活道路常是坎坷的，命运常是悲凉的。这也正说明古代封建制度之不合理。有两个问题经常困扰古代士人的心灵：一是道（学术文化）与势（政治权力）的矛盾；一是求知之难与感知之切。这两个问题也可说是两个“情结”。这两个情结使古代士人在心灵中孕育着许多沉忧积愤，于是发抒于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中。所以掌握了这两个情结，就可以深入探寻中国古代士人的心态，这也是开启中国古典文学深层的一把钥匙。
在唐宋词中，当然也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反映出当时词人心灵中的这两个情结。本文所要讨论的，只是唐宋词中“感士不遇”这一个情结。这里只拟引几位大词人作典型例证，说明这一问题，读者可借以隅反也。
在晚唐五代词中，似乎还没有感士不遇之作。因为那时作者视词为小道，言志抒怀要在古今体诗中表现，词不过是歌筵酒席间遣兴娱宾之作以供歌唱的，其内容多是“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晏幾道《小山词自序》），并没有深的托意。（南唐词意蕴较深，李后主亡国后之作尤为感慨深至，又当别论。）所以张惠言认为温庭筠《菩萨蛮》词有“感士不遇之意”，遭受后人的非议。《花间集》录温庭筠《菩萨蛮》词十四首，张惠言编《词选》时全都收入。按张氏编录《词选》，取录标准甚严，一共选唐宋词四十四家，一百十六首，而温词入选者，包括《菩萨蛮》十四首在内，共有十八首之多，占全书词数的七分之一强，可见张氏对温词的偏爱。温庭筠《菩萨蛮》第一首云：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
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
花面交相映。新巾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张氏在此首下评云：“此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而用节节逆叙。此章从梦晓后领起。‘懒起’二字含后文情事；‘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张氏认为，温氏《菩萨蛮》十四首章法是连贯的，都是感士不遇之意。所谓“《离骚》‘初服’之意”者，指《离骚》中“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二句。王逸注：“言己诚欲遂进，竭其忠诚，君不肯纳，恐重遇祸，故将复去，修吾初始清洁之服也。”就是说，因为自己的忠诚不能得到君主的知赏，故将退隐也。我们看，温氏《菩萨蛮》词中果然有张惠言所阐发的意蕴吗？王国维说得好：“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人间词话删稿》）王氏批评张惠言“深文罗织”，这是对的。温庭筠《菩萨蛮》十四首，都是叙写女子的容貌、服饰、生活、心情以及居处的环境，虽然意象幽美，但并无更深的寄托。这十四首词大概就是如《全唐诗话》所记，“庭筠才思艳丽……宣宗爱唱《菩萨蛮》词，丞相令狐绹假其修撰，密进之。”所以并无托意。至于温庭筠本人是否有感士不遇的心情呢？有的，表现在他的诗中，如《寓怀》、《秋日》、《郊居秋日怀一二知己》等皆是，而不表现在词作中。这是晚唐五代诗人一般的态度，韩偓、韦庄都是如此，因为他们认为，诗才是言志的工具，而词则不是。所以说，晚唐五代词中无有感士不遇之意。
到了宋代，词的内涵逐渐开拓，于是感士不遇的心情在词中有所表现。下面举例证之。
第一个例证，我们举晏殊的词。也许有人会问，晏殊贵为宰相，可谓青云得意，他怎么也会感士不遇呢？我说，请看下面所引晏殊的这一首词：
家住西秦。赌薄艺随身。
花柳上，斗尖新。
偶学念奴声调，有时高遏行云。
蜀锦缠头无数，不负辛勤。
数年来往咸京道，残杯冷炙漫销魂。
衷肠事，托何人？
若有知音见采，不辞遍唱《阳春》。
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
（《山亭柳·赠歌者》）
词中说，这位歌者“家住西秦”，应是今陕西人。她活动的区域是“数年来往咸京道”。“咸京”指秦都咸阳，这里借指汉唐的都城长安，即是宋代的永兴军（今西安市）。所以晏殊遇到这位歌者，应是在他晚年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之时，时间在仁宗皇祐二年至五年（1050—1053），晏殊六十岁至六十三岁。（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二晏年谱》）词中叙写这位歌女虽然歌唱之妙“高遏行云”，但还是受到冷落的待遇，“残杯冷炙漫销魂”，所以慨叹：“衷肠事，托何人？”自己的深心无人知晓。因此，渴望遇到知音，“若有知音见采，不辞遍唱《阳春》。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这种求知之感是何等的沉痛！
晏殊作这首词，不仅是对这位“歌者”的同情，还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之意。那么，晏殊有什么需要诉说的“衷肠事”呢？又有什么抑郁不平，希望知音了解呢？原来晏殊在数十年宦海风波中，也曾受到两次冤屈。《宋史》卷三一一《晏殊传》略记其事云：
（章献）太后崩，以礼部尚书罢知亳州，徙陈州。……庆历中，拜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殊平居好贤，当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皆出其门。及为相，益务进贤材，而仲淹与韩琦、富弼皆进用，至于台阁，多一时之贤。帝亦奋然有意，欲因群材以更治，而小人权幸皆不便。……孙甫、蔡襄上言，宸妃生圣躬，为天下主，而殊尝被诏志宸妃墓，没而不言；又奏论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规利。坐是降工部尚书，知颍州。然殊以章献太后方临朝，故志不敢斤言，而所役兵，乃辅臣例宣借者。时以为非殊罪。
这一段史文叙述得还清楚，只是对于第一次冤屈事件，只说“（章献）太后崩，以礼部尚书罢知亳州，徙陈州”。过于简略，没有说明具体情况。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宋真宗专宠刘皇后，无子，李宸妃生子赵祯，养于宫中，不知其生母。真宗卒，遗诏刘皇太后辅幼主赵祯（即是仁宗）听政。仁宗明道元年（1032），李宸妃卒。晏殊受命撰志文，只言生女一人，早卒，无子。晏殊不敢直书李宸妃生仁宗，是出于不得已，因为直书此事，是刘太后绝对不能允许的（任何人撰志文也都会这样回避）。次年，刘太后卒。这才有人告诉仁宗，他是李宸妃所生。于是仁宗恨晏殊所为志文不实，而加以贬黜。（参看夏承焘《二晏年谱》）第二次冤屈事件，传文中已经说清楚了。引进贤才，革新政治，本来是好事，不料竟受到小人权幸的排挤而被贬黜。对这两件冤屈事（《宋史》本传也说“时以为非殊罪”），晏殊心中一直是愤懑不平的，所以当他晚年知永兴军时，遇到这位艺高运蹇的歌者，于是有同病相怜之感，而作了这首沉痛的《山亭柳》词。从广义来说，这首词也说出了千百年来贤士怀才不遇普遍的愤激心情，等于一首《感士不遇赋》。
附带谈一下晏殊之子晏幾道。晏幾道也是一位著名词人，他秉性孤介，淡于宦情，在政治上，并不希望得君行道，但是他在性情品格与文学造诣上，仍然想寻求知音。而在这一方面，他仍然不免有寥落之感。我曾撰写过一篇《不惜歌者苦，但使知音稀——重读晏幾道〈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词》文稿，即说明此问题。此文将载于《文史知识》。
第二个例证，我们举苏轼的词。苏轼少时从母读东汉史，即立志欲学范滂。登朝之后，慷慨论政。熙宁初，曾以上书受神宗知遇。据苏辙所撰苏轼墓志铭，苏轼曾进谏：“窃念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竦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时王安石为相，锐意变法，苏轼持异议，安石之党遂排挤之。熙宁五年，外放苏轼通判杭州。熙宁七年冬，移知密州。熙宁九年丙辰中秋，苏轼作了一首传诵千古的《水调歌头》词：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词中“我欲乘风归去”三句甚可玩味。神宗本来是能欣赏苏轼的政治才能的，所以苏轼外放后，仍对神宗抱有希望。《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引《许彦周诗话》云：“东坡受知神庙，虽谪而实欲用之，东坡微解此意。”屈原事楚怀王，忠而得谤，信而见疑，所作《离骚》中有“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之叹，苏轼“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之句，是否也有怀念“闺中邃远”，而又担心“哲王不寤”之意呢？既是念君，而又不免怨君，既求知，而又怨其不知，这是合乎情理的。
苏辙所撰苏轼墓志铭说：“初，公既补外，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言者从而媒孽之。上初薄其过，而浸润不止，至是不得已，从其请。既付狱，必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上终怜之，促具狱，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这就是所谓“乌台诗案”。王安石新法颁布后，由于有些地方官吏执行不善，反扰害人民。苏轼见此情况，作诗讽刺。其政敌遂罗织诗中词句，弹劾他诽谤朝政，因而系狱，欲置之死地。幸神宗宽恕，于元丰三年贬谪黄州。五年，他作一首《卜算子》词：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张惠言评此词，引鲖阳居士之语，逐句解释，如“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云云。这些话当然过于沾滞穿凿，但最后说：“此词与《考槃》诗极相似。”似乎还有相当道理。《考槃》是《诗经·卫风》之一篇，写贤者不遇于世，隐居自乐之情。苏轼作诗，托事以讽，本是希望君主能察知民隐，“庶几有补于国”，竟被诬陷为“诽谤时政”，下狱，远贬。他当然会感到自己是不为人知的，所以用孤鸿自比，而发“有恨无人省”之叹。苏轼作此词时，或许潜意识中有此想法，而后人读此词时，结合苏氏身世，很容易这样去理解。正如谭献评此词所云：“皋文《词选》以《考槃》为比，其言非河汉也。此亦鄙人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复堂词话》）
第三个例证，我们举辛弃疾词。辛弃疾是一位具有壮怀伟志文武双全的人才。他祖籍济南，生长于女真统治的北方，即是所谓金朝，当金主完颜亮正隆末年将大举南侵之际，北方人民纷纷起义兵抗金，辛弃疾鸠众二千，为义军首领耿京掌书记，共图恢复。后来，叛将张安国杀耿京降金，辛弃疾与王世隆共缚张安国，率众南下，谒高宗于建康，时绍兴三十二年（1162）正月，辛年二十三岁。此后，辛弃疾遂留仕于宋。孝宗初年，有志恢复。乾道五年（1169），辛弃疾通判建康府（今南京），上《美芹十论》（按，吴熊和《辛弃疾〈美芹十论〉作年考辨》考定辛弃疾上《美芹十论》在乾道五年，蔡义江、蔡国黄著《辛弃疾年谱》即从吴氏之说），痛陈朝廷主和之失策，献“御戎十论，名曰《美芹》：其三言虏人之弊，其七言朝廷之所当行。”并劝孝宗“志在必行，无惑群议”。（《稼轩集钞存》卷一）次年，乾道六年，孝宗召对辛弃疾于延和殿。辛弃疾因论南北形势及三国、晋、汉人才，持论劲直，不为迎合，作《九议》及《应问》三篇献于朝。（按，《宋史》本传，“《应问》三篇”之下尚有“《美芹十论》”。上文已定辛上《美芹十论》在乾道五年，故此处删去。）言逆顺之理，消长之势，技之长短，地之要害，甚备。（《宋史》卷四○一《辛弃疾传》）这样看来，当时孝宗对于辛弃疾还是颇为器重的，但是后来辛弃疾为什么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呢？大概有下列几种原因：一、孝宗恢复中原之壮志后来逐渐减退，朝廷上主和派又占上风。二、辛弃疾北人南归，受到南士的歧视和排挤。三、孝宗听了某些谗言，对辛的赏识之情也有所减弱。所以一直到淳熙五年（1178），辛弃疾已经三十九岁了，这年秋天，以大理寺少卿出为湖北转运副使。次年，淳熙六年（1179）春暮，改任湖南转运副使。同官王正己等为饯别，辛弃疾赋《摸鱼儿》词：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这是一首传诵千古的名作。上半阕借伤春慨叹南宋国势微弱，下半阕借陈皇后与汉武帝故事，以发抒其怀才不遇、壮志难申的感慨。辛弃疾以甫逾弱冠之年，即举兵抗金，杀敌归朝，陈恢复大计，本想受到重用，能独当一面，训练士卒，恢复中原。那知归朝将近二十年，才作一个湖北转运副使，管钱谷之事，这次迁官，仍然是转运副使，怎么能不使他大失所望呢？正如梁启超《稼轩词疏证》卷一评此词时所说：“先生本功名之士，惟专阃足以展其骥足，碌碌钱谷，当非所乐。此次去湖北任，谓当有新除，然仍移漕湖南，殊乖本望。”所以下半阕遂抒发其怨愤之情。“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一段，以陈皇后与汉武帝之关系比喻他自己与孝宗的关系。借夫妇以喻君臣，本是中国诗词中常用的托喻之法。汉武帝最初喜欢陈皇后，表示要以金屋贮之，后来宠衰，贬居长门宫。传说陈皇后曾奉黄金百斤与司马相如，请他作赋劝武帝回心转意。按，这个传说并非事实，《长门赋》并序是拟托之作。不过，辛词借用这个典故，还是贴切的。此词写得非常哀怨，而“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是绝望愤激之辞。最后结合身谋与国事，说：“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情意沉痛，而意象又极幽美。这首词写感士不遇的情怀，风格刚柔兼备，融合豪放与婉约于一炉，确是辛词中的上品。我曾说过，昔姚姬传评张九龄《望月怀远》诗，“是五律中《离骚》”，我认为，辛弃疾这首《摸鱼儿》词则是宋词中的《离骚》。
宁宗嘉泰元年（1201），辛弃疾六十二岁，家居铅山，作了一首《鹧鸪天》词，题序云：“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词云：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
燕兵夜娖银胡簶，汉箭朝飞金仆姑。
追往事，叹今吾。
春风不染白髭须。
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按，此词，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谓与上年《行香子》诸词意境甚相近，系于庆元六年（1200）；而蔡义江、蔡国黄《辛弃疾年谱》则谓《行香子》“诸作多是秋冬事，此首入春，因系本年。”兹从蔡说。］
自从淳熙六年（1179）以后，十馀年中，辛弃疾曾一度任湖南安抚使、江西安抚使，被劾罢官；后又任福建提刑、安抚使，又被劾罢官。辛任职时，是有作为的，在湖南创建飞虎军，在江西举办荒政，在福建积镪储粟，修建郡学。因为他做事认真，雷厉风行。所以言官弹劾他“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当淳熙六年，他开始经营带湖新居。（旧说谓经营带湖新居在淳熙八年，兹从蔡氏《辛弃疾年谱》。）《新居上梁文》中自称“稼轩居士”（《稼轩集钞存》卷三），他以“稼”名轩，似乎有愿以农耕终老之意，但这不过是聊以自慰而已，其用世之志实未能忘也。所以在嘉泰元年六十二岁时，与客谈功名追念少年时事，慨叹四十年中岁月蹉跎，自己的兵谋将略不得施展，只好长期隐居田园，所以说：“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所谓“平戎策”，即指当年所上《美芹十论》、《九议》等。）不说朝廷不采用自己论兵抗金的大计，而说，现在只落得个将平戎策换得种树书了。意极悲愤，而措辞则极委婉，充分表达了怀才不遇的心情。
现在要附带谈谈陆游。论词的造诣之高，陆游不及辛弃疾，但是怀抱恢复中原之壮志而苦于不得施展，陆与辛的境遇则是相同的。陆游一直是志复中原，并勇于论政谈兵。在孝宗即位之初，陆游为枢密院编修官，数次论奏国家大计。他曾作《上殿札子三首》，请加强诏令威信，政事制度应以仁宗为法，又曾代人撰拟《乞分兵取山东札子》，又作《上二府论都邑札子》，畅论抗金大计，建议迁都建康，并登用北方遗才（并见《渭南文集》卷三）。孝宗初即位时，虽亦有志恢复，然志向不坚定，故未能采纳陆游的建议，加以龙大渊、曾觌等佞臣用事，排挤陆游，故不久即外放（参看于北山《陆游年谱》）。后来陆游于乾道六年（1170）入蜀，为夔州通判，又被四川宣抚使王炎辟为幕僚。王炎调职，陆游在四川作了几任地方官，又为四川制置使范成大的幕僚。淳熙五年（1178），陆游东归，作了一首《蝶恋花》词（据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桐叶晨飘蛩夜语。
旅思秋光，黯黯长安路。
忽记横戈盘马处，散关清渭应如故。
江海轻舟今已具。
一卷兵书，叹息无人付。
早信此生终不遇，当年悔草《长杨赋》。
词中开头三句是说，将于秋日返回京都（“长安”借指临安）。“忽记”二句是回忆当年为王炎幕僚在汉中时情况。下半阕写归途中的感慨。“一卷兵书，叹息无人付”是说自己的北伐战略无人采用，与辛弃疾“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用意相同，不过陆是直说辛是婉言。篇末二句，“早信此生终不遇，当年悔草《长杨赋》”是绝望的愤激之辞。《长杨赋》是西汉扬雄作的。汉成帝为了向胡人夸耀，命官吏捕捉许多野兽送至长杨射熊馆，以备胡人猎获，致使农民不得收敛禾稼，扬雄上《长杨赋》以讽。陆游借用《长杨赋》以比自己所上陈恢复大计之奏疏。从这一首词中，也可以看出陆游的怀才不遇的感慨。
以上所举的几个典型例证，说明宋词中所表现的感士不遇的心情。这几位词人，才略、身世不同，词的风格亦异，但是他们同样在词中发抒了“感士不遇”之思。在这个问题上，本文不过是粗引其端，如果进一步阐述，还大有文章可作的。
（《四川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收入《词学古今谈》）
〖注释〗
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注东坡集四十二卷、年谱、目录各一卷》条下云：“沈括先与坡同在馆阁，后察访两浙，至杭，求坡近诗，签贴以为讪怼，李定等论诗置狱，实本于括云。”沈括贤者亦复吹求文字以陷害他人，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