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元量词
一
汪元量是宋末元初一位异军突起的词人。他的词作，直抒胸臆，感伤时事，其艺术手法与风格，能够不囿于当时词坛的风气而独树一帜。但是汪元量许多独具特色的词篇，多年来却没有受到论词者应有的重视。先从词的选本来看，选汪词者甚少。朱彝尊《词综》未选汪元量词，汪森增补《词综》，选汪词九首（在第三十二卷）；陈廷焯《词则》的《放歌集》与《别调集》中各选汪词一首；俞平伯《唐宋词选释》选汪词二首；张璋《历代词萃》选汪词二首；只此而已。此外，近人所编词选中，如朱彊村《宋词三百首》、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梁令娴《艺蘅馆词选》、胡云翼《宋词选》、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编选的《唐宋词选》以及我国台湾出版的郑骞《词选》诸书，均未选汪词。再从论词的词话来看，清代著名词论家如周济、刘熙载、陈廷焯、谭献、冯煦、况周颐、王国维等，在其所著词话中，都没有提到过汪元量。建国以来，直至1979年，也未见有撰专文论及汪元量词者。（据华东师大中文系编辑《词学研究论文集》“附录”《1949—1979年词学研究论文索引》）现在我们论述汪元量的词作，给他在词史上应有的地位，还是必要的。
汪元量诗词传世者，有汪的友人刘辰翁编选的《湖山类稿》以及清汪森本《湖山类稿》、《湖山外稿》，鲍刻本《湖山类稿》、《水云集》。近人孔凡礼同志辑校的《增订湖山类稿》，根据汪森本，博考有关诸书，辑录校订汪元量词，最为详备，又附录其所撰汪元量《研究资料汇辑》、《事迹纪年》、《著述略考》，搜采广博，考核精审，对于研究汪元量的为人及其诗词，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撰此短文，即深受孔同志此书之助益。
汪森本《湖山类稿》、《湖山外稿》共收词二十九首，孔凡礼又自《诗渊》等书新辑词二十三首，共五十二首。这是汪元量传世的全部词作。
汪元量的词作与宋元间史事以及他个人的身世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必须了解他一生的主要经历。关于汪元量平生事迹，文献资料记载甚少。孔凡礼《汪元量事迹纪年》一文，搜集考订，翔实可信。我即根据此文，略述如下。
汪元量字大有，号水云，钱塘（今杭州）人，生于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在度宗时（1265—1274），汪元量给事宫禁，以善鼓琴侍奉谢太后、王昭仪（清惠）。恭帝赵㬎德祐二年（1276）春，元兵攻陷临安，虏恭帝、太皇太后谢氏、太后全氏以及诸宫妃北去，元量随行。元量在大都（今北京）时，曾多次慰问文天祥于囚所，作《妾薄命》，勉天祥以忠贞大节，又作《拘幽》以下十操，天祥倚歌而和之。天祥集杜诗句成《胡笳十八拍》，与元量共商略之，并为元量《行吟》一卷作跋。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宋丞相文天祥就义，元量作《浮丘道人招魂歌》九首以挽之。其第九首云：“有官有官位丞相，一代儒宗一敬让。家亡国破身飘荡，铁汉生擒今北向。忠肝义胆不可状，要与人间留好样。惜哉斯文天已丧，我作哀章泪悽怆。呜呼九歌兮歌始放，魂招不来默惆怅。”是年，元世祖遣送故宋主赵㬎等赴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至元二十一年（1284），复遣送至居延、天山（居延为古地名，在甘肃居延海附近；天山即祁连山，在甘肃走廊与青海交界处），汪元量、王昭仪均同行。至元二十二年（1285），元量随赵㬎回大都。此时元量盖接受翰林院某种官职。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世祖遣使代祀岳渎东海，元量被命为使者，行程一万馀里。至元二十五年（1288），元量上书世祖，得以黄冠南归。别大都时，宋旧宫人及燕赵诸公子饯别赋诗。元量南归后，游历今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四川等地，会晤诸友。至元三十一年（1294），在杭州西湖畔丰乐桥外筑小楼五间，以为湖山隐处，时年五十四岁。其卒年不可确考，大约在仁宗延祐四年（1317）以后不久，七十七岁之后。
这里需要讨论一下汪元量到大都后曾接受元朝官职的问题。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一《书宋旧宫人诗词湖山类稿水云集后》云：“汪水云以宋室小臣，国亡北徙，侍三宫于燕邸，从幼主于龙荒，其时大臣如留梦炎辈，当为愧死。后世多以完人目之。然中间亦为元官，且供奉翰林，其诗具在，不必讳也。……水云在元颇为贵显，故得橐留官俸，衣带御香，即黄冠之请，亦非羁旅小臣所能。后世乃以宋遗民称之，与谢翱、方凤等同列，殊为失实。然水云本以琴师出入宫禁，乃倡优卜祝之流，与委质为臣者有别，其仕元亦别有用意，与方、谢诸贤迹异心同，有宋近臣，一人而已。”王氏指出，汪元量曾经仕元，但是他的身份是琴师，是“倡优卜祝之流”，并非正式的朝臣，其仕元亦别有用心，与方、谢诸贤可谓迹异心同。这个论点大体上是对的。孔凡礼同志在其所撰《汪元量事迹纪年》中，对于汪元量仕元之苦衷又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孔文中说：“元量素以淡泊为怀，由于处于特殊之历史环境，特殊之地位，其任元职，有无穷之隐衷在。平心而论，元量以元官为掩护，有便于访慰文天祥于缧绁之中，有便于周旋宋太皇太后谢氏、皇太后全氏、幼主赵㬎、福王赵与芮之间，后者更为元量用心所在。……要之，元量所持之立场，乃爱国主义之具体表现。由于忠宋立场之坚定，故于谢后去世、少主西行、全后为尼之后，即黄冠南归，地老天荒，抱恨于无穷，萧然云水之间，以明心迹于天下。任元官问题，有关元量大节，故为辨之如此。”孔氏之论，更为切合情事。
二
汪元量平生作诗甚多，而作词则颇少。根据《增订湖山类稿》所辑录，存诗四百八十首，而词则只有五十二首。他的诗歌中，绝大多数都是反映宋末元初时期的历史现实的。正如刘辰翁《湖山类稿序》所说：“其诗自奉使出疆，三宫去国，凡都人忧悲恨叹无不有。及过河所历皇王帝伯之故都遗迹，凡可喜、可诧、可惊、可痛哭而流涕者，皆收拾于诗。”故当时人即以“诗史”称之（马廷鸾、周方、李钰诸人所撰《书汪水云诗后》）；王国维亦说：“南宋帝后北狩后事，宋史不详，惟汪水云《湖山类稿》尚纪一二，足补史乘之阙。”（《书宋旧宫人诗词湖山类稿水云集后》）他的词作虽少，而在伤时感事方面与其诗歌有异曲同工之妙。
下边先选录汪元量自德祐二年春元兵攻陷临安前夕，以及他后来随宋帝、后等北行，“侍三宫于燕邸，从幼主于龙荒”，直到黄冠南归后感伤时事的代表词作，略加诠释赏析，然后再总论其词的艺术特点并加以评价。
一片风流，今夕与谁同乐。
月台花馆，慨尘埃漠漠。
豪华荡尽，只有青山如洛。
钱唐依旧，潮生潮落。
万点灯光，羞照舞钿歌箔。
玉梅消瘦，恨东皇命薄。
昭君泪流，手拈琵琶弦索。
离愁聊寄，画楼哀角。
（《传言玉女·钱唐元夕》）
《增订湖山类稿》“编年”（以后简称“编年”）：“词中慨叹‘尘埃漠漠’，当为元兵入杭前夕。题所称‘元夕’，当为德祐二年（1276）之元夕。”按，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元兵大举南下侵宋。次年，恭帝德祐元年（1275），元兵攻取黄、蕲以下沿江诸州，击败贾似道兵十馀万于池州，进陷建康（今南京）、平江（今苏州），势如破竹，临安岌岌可危。所以在德祐二年元夕之时，汪元量预感到国家将亡，于是发出“豪华荡尽，只有青山如洛。钱唐依旧，潮生潮落”的哀叹。“青山如洛”，用唐许浑《金陵怀古》诗：“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句意。言宋室将覆灭，临安亦将如六朝故都金陵，豪华荡尽，惟馀青山耳。虽然是元夕佳节，但并无欢庆心情，而只是感到“万点灯光，羞照舞钿歌箔”，玉梅也消瘦了，弹琵琶的也流泪了（“昭君”借指弹琵琶之女子，也暗示将有北行出塞之灾难），一片凄凉气氛，只好“离愁聊寄，画楼哀角”而已。这首词写得的确是非常凄怨悲凉。正月十五元夕，本来是传统的赏灯佳节，但是在经过沧桑世变的人看来，却最容易触发抚今思昔的悲怆之情。李清照《永遇乐》（落日熔金）词，咏元夕，作于赵宋南渡之初；刘辰翁《永遇乐》（璧月初晴）词，咏元夕，作于南宋灭亡之后；而汪元量这首词则作于南宋将亡之际。这三首元夕词，都可以说是“不无危苦之词，惟以悲哀为主”（庾信《哀江南赋序》语），很能感动人的。
鼓鼙惊破霓裳，海棠亭北多风雨。
歌阑酒罢，玉啼金泣，此行良苦。
驼背模糊，马头匼匝，朝朝暮暮。
自都门燕别，龙艘锦缆，空载得，春归去。
目断东南半壁，怅长淮、已非吾土。
受降城下，草如霜白，凄凉酸楚。
粉阵红围，夜深人静，谁宾谁主。
对渔灯一点，羁愁一搦，谱琴中语。
（《水龙吟·淮河舟中夜闻宫人琴声》）
据“编年”：“《水龙吟》作于至元十三年（1276，即是宋恭帝德祐二年）赴燕途中。”此词开头两句，借用白居易《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句意，以安禄山的叛军攻破长安比喻元兵之攻陷临安，笔势苍莽。以下是写北行途中惨状。“驼背”二句用杜甫《送蔡希曾还陇右》诗“马头金匼匝，驼背锦模糊”句意，写蒙古军容之盛，承上“此行良苦”来。（采用俞平伯说，见其所编选的《唐宋词选释》。）“自都门燕别”数句，慨叹宋朝皇帝后妃被俘北去。换头处笔势宕开，悲叹江淮一带的沦陷。“受降城下”三句，俞平伯谓：“这里借用‘受降’字面，非北方之受降城。但淮上在南宋已是边塞，意固相通。”（《唐宋词选释》）“粉阵红围”以下数句写舟中夜闻宫人弹琴时之悲慨心情。这首词写得极为苍凉沉郁。
天上人家，醉王母、蟠桃春色。
被午夜、漏声催箭，晓光侵阙。
花覆千宫鸾阁外，香浮九鼎龙楼侧。
恨黑风、吹雨湿霓裳，歌声歇。
人去后，书应绝。肠断处，心难说。
更那堪杜宇，满山啼血。
事去空流东汴水，愁来不见西湖月。
有谁知、海上泣婵娟，菱花缺。
（《满江红·和王昭仪韵》）
按，宋宫妃王昭仪名清惠。元兵入临安，俘宋帝后北去，王昭仪亦随行，途经汴京夷山驿，赋《满江红》词（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下），以寄其身世之感与故国之思。此词传诵当时，文天祥与邓光荐均有和作。我以前所撰《论文天祥词》一文（载《四川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已阐论之，兹不复述。汪元量与王昭仪均为亡国之馀，又同随宋帝后北行，其身世之感与故国之恸是相同的，所以见到王昭仪词之后，更容易引起感动，遂作此和词。词中“事去空流东汴水，愁来不见西湖月”二句，不但对偶工整，而且“东汴水”是王昭仪作词之地，“西湖月”则是怀念南宋故都的景物，既切合情事，同时也包含着一种由北宋灭亡直到南宋倾覆的联想的怆痛之情，可谓涵蕴深至。
钱唐江上春潮急，风卷锦帆飞。
不堪回首，离宫别馆，杨柳依依。
蓟门听雨，燕台听雪，寒入宫衣。
娇鬟慵理，香肌瘦损，红泪双垂。
（《人月圆》）
“编年”：“‘蓟门’、‘燕台’云云，此词当作于去上都以前，时在大都。”按，此词上片追忆当年临安陷落，帝后被俘北行时的去国之恨，下片则是叙写到大都后的凄苦情况。
雪霏霏，蓟门冷落人行稀。
人行稀，秦娥渐老，着破宫衣。
强将纤指按金徽，未成曲调心先悲。
心先悲，更无言语。玉筯双垂。
天沉沉，香罗拭泪行穷阴。
行穷阴，左霜右雪，冷气难禁。
几回相忆成孤斟，塞边鼙鼓愁人心。
愁人心，北鱼南雁，望到而今。
水悠悠，长江望断无归舟。
无归舟，欲携斗酒，怕上高楼。
当年出塞拥貂裘，更听马上弹箜篌。
弹箜篌，万般哀怨，一种离愁。
如何说，人生自古多离别。
多离别，年年辜负，海棠时节。
娇娇独坐成愁绝，胡笳吹落关山月。
关山月，春来秋去，几回圆缺。
（《忆秦娥》选四首）
汪元量所作《忆秦娥》共七首，是一组词。“编年”说：“此《忆秦娥》组词七首云及‘行穷阴’，当指赴上都、内地事。词乃回忆口吻，作于自上都、内地归来后。”汪元量这几首词，追写他随从故宋主赵㬎赴上都与居延、天山一带时寒冷枯寂情况以及思念江南故国的心情。这几首词不用典故藻彩，纯以白描出之，亦可谓能以寻常言语度入音律者。情景逼真，极能感人。
莎草被长洲，吴江拍岸流。忆故家、西北高楼。十载客窗憔悴损，搔短鬓，独悲秋。人在塞边头，断鸿书寄不？记当年、一片闲愁。舞罢羽衣尘满面，谁伴我，广寒游。
（《唐多令·吴江中秋》）
“编年”：“吴江在今江苏南部，此词作于南归之后。”按，汪元量于至元十三年（1276）北迁，至元二十五年（1288）南归，居北方十年以上，故有“十载客窗憔悴损”之句。十年远别，又归江南、故国山河，不堪回首，故词中表现出一片凄怨的哀情。
汉家宫阙动高秋，人自伤心水自流，今日晴明独上楼。
恨悠悠，白尽梨园弟子头。
鹧鸪飞上越王台，烧接黄云惨不开，有客新从赵地回。
转堪哀，岩畔古碑空绿苔。
离宫别苑草萋萋，对此如何不泪垂，满槛山川漾落晖。
昔人非，惟有年年秋雁飞。
五陵无树起秋风，千里黄云与断蓬，人物萧条市井空。
思无穷，惟有青山似洛中。
（《忆王孙》选四）
汪元量所作《忆王孙》共九首，是一组词。“编年”谓：“《忆王孙》词九首，中有‘有客新从赵地回’之句，当作于南归之初。”汪元量于南宋覆灭十年之后，又回到江南，看到故宫荒苑，剩水残山，景物犹是，人事已非，他的心情应当是很沉痛的。所以写了这九首《忆王孙》词，以高屋建瓴的眼光，放笔为直干的手法，用简练的词句抒发其抚今慨昔、痛定思痛的哀思。词中借用唐人诗句，如“对此如何不泪垂”（白居易《长恨歌》）、“惟有年年秋雁飞”（李峤《汾阴行》）、“五陵无树起秋风”（杜牧《乐游原》）等等，亦能做到浑融无迹。
金陵故都最好，有朱楼迢递。
嗟倦客、又此凭高，槛外已少佳致。
更落尽梨花，飞尽杨花，春也成憔悴。
问青山，三国英雄，六朝奇伟。
麦甸葵丘，荒台败垒，鹿豕衔枯荠。
正潮打孤城，寂寞斜阳影里。
听楼头、哀笳怨角、未把酒、愁心先醉。
渐夜深，月满秦淮，烟笼寒水。
凄凄惨惨，冷冷清清，灯火渡头市。
慨商女不知兴废，隔江犹唱《庭花》，馀音亹亹。
伤心千古，泪痕如洗。
乌衣巷口青芜路，认依稀、王谢旧邻里。
临春结绮。可怜红粉成灰，萧索白杨风起。
因思畴昔，铁索千寻，谩沉江底。
挥羽扇、障西尘，便好角巾私第。
清谈到底成何事，回首新亭，风景今如此。
楚囚对泣何时已，叹人间、今古真儿戏。
东风岁岁还来，吹入钟山，几重苍翠。
（《莺啼序·重过金陵》）
“编年”：“元量丙子（1276）随三宫赴燕，未过金陵。词中有‘嗟倦客’句，乃南归口吻；此词当作于南归后。”按“编年”之说可信。元量此词是作于南归之后，故词中伤焯南宋之灭亡。词题所谓“重过金陵”者，大概在宋亡之前，元量曾到过金陵，而这次重来，已是国亡之后了。《莺啼序》为词中最长之调。万树谓：“词调最长者为此序，而最难订者亦为此序。”（《词律》卷二○）此调始见于吴文英词集，故后人论此调之韵律者多以吴文英词为准。万树《词律》即只收吴词。徐本立《词律拾遗》卷六补收汪元量此词，并指出其与吴词韵律不合者数处，谓是“另一体”。本文标点此词句逗，即据徐氏《词律拾遗》并参考俞平伯《唐宋词选释》。此词末句“几重苍翠”，“苍”字原缺，后人或补“苍”字，或补“黄”字。孔凡礼编《增订湖山类稿》，此字空缺，作□。《全宋词》补“苍”字，《唐宋词选释》同，今姑从之。
金陵是六朝故都，有许多历史遗迹，所以后人游金陵者，往往凭吊兴亡，引起悲慨。南宋初年，曾有人建议定都金陵，后来虽然选择临安为都城，但是金陵仍为江防重镇。汪元量于南宋覆灭十年之后，重过金陵，撰写此词，借慨叹六朝遗迹以伤感南宋之衰亡。“挥羽扇”至“叹人间今古真儿戏”诸句，“言西氛虽恶，却不设防备。”“虽泛言今古，意以六朝喻南宋，谓南渡政局真如儿戏。”（俞平伯注语）用意尤为沉痛，陈廷焯评此词云：“大声疾呼，风号雨泣。”（《词则·放歌集》卷二）
吴文英《莺啼序》（残寒正欺病酒）词，是怀去妾与悲亡妓之作（采刘永济先生说，见其所著《微睇室说词》），情事错综，幽隐凄艳，其意绪不易寻绎。汪元量此词则是：“平铺直叙，而借古伤今，意甚明白，语亦妥贴，此长调之近于赋体者。”（俞平伯评语）吴、汪词作法不同，但是却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正如刘永济先生评吴文英《莺啼序》词所说：“作此调者，非有极丰富之情事，不易充实；非有极矫健之笔力，不能流转。”（《微睇室说词》）吴文英与汪元量二人的《莺啼序》词，都是有“极丰富之情事”与“极矫健之笔力”者，所以都堪称为上品。
馆娃艳骨，见数枝雪里，争开时节。
底事化工，著意阳和暗偷泄。
偏把红膏染质，都点缀、枝头如血。
最好是、院落黄昏，压栏照水清绝。
风韵，自迥别。谩记省故家，玉手曾折。
翠条袅娜，犹学宫装舞残月。
肠断江南倦客，歌未了、琼壶敲缺。
更忍见、吹万点，满庭绛雪。
（《暗香·西湖社友有千叶红梅，照水可爱。问之自来，乃旧内有此种。枝如柳梢，开花繁艳，兵后流落人间。对花泫然承脸而赋。》）
汪元量还有一首《疏影》词，题目是“西湖社友赋红梅，分韵得落字”。大概与《暗香》是同时之作。据孔凡礼《汪元量事迹纪年》，至元二十六年（1289），汪元量在杭州与友人结诗社，“《暗香》、《疏影》皆属诗社中作品”。
《暗香》、《疏影》都是姜夔自度曲，内容是咏梅花，措辞含蓄，托意幽隐。论者认为是慨叹南宋偏安及徽、钦二宋与诸后妃被俘北去，大体得之。汪元量此词则意思明显，题序中说明是咏宋故宫移植出来的红梅，当然是想借宫梅以伤悼亡宋。结处“肠断江南倦客，歌未了，琼壶敲缺。更忍见、吹万点，满庭绛雪”，说明自己见宫梅而感伤故国的悲慨情绪。南宋灭亡之后，许多词人借咏物以哀念故国，成为一时风气。《乐府补题》所辑录的王沂孙、周密、唐珏、张炎等十四人词，分咏龙涎香、白莲、莼、蝉、蟹诸物，论者谓是为杨琏真伽发掘会稽宋高宗等帝后陵墓而作。王沂孙的咏物词尤为杰出，但用意深隐，归趣难求，而汪元量感伤故国的咏物词则是比较明晓，与王沂孙不同。汪氏不是专业词人，词律有时稍疏。此词上片末句“压栏照水清绝”，是六字句，与姜词不合。姜词作“香冷入瑶席”，是五字句。不过，汪词结句“满庭绛雪”，四字句中兼备上、平、去、入四声，即所谓四声句，与姜词结句“几时见得”相合，还是严守词律的。
三
现在我们要对汪元量词做一个总评价。
汪元量少时以善鼓琴入侍南宋宫廷，作诗词不多。到度宗逝世，恭帝即位之后，元兵大举南侵，汪元量感觉到亡国之祸迫在旦夕，于是开始创作诗词以发抒其忧国之怀。不久，元兵攻陷临安，俘虏宋帝后北去，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巨变。元量随同北行，“侍三宫于燕邸，从幼主于龙荒”。历尽艰辛，看到南宋亡国后种种惨相，触目惊心，衷怀悲愤，于是写出大量诗词。因为汪元量本来有相当高的文学天才与较深厚的文学素养，加以充实的爱国深情，所以他的诗词遂不乏精彩之作，而能独树一帜，被誉为“诗史”。
专就汪元量的词而论，他是直抒胸臆，自然流露，无意于求工，也不受当时词坛之影响。南宋末年词坛，为姜夔、吴文英所笼罩。当时著名词人中，张炎以清空为主，是宗法姜夔的，周密以丽密见长，是仿效吴文英的，而王沂孙则是兼取姜、吴两家之长的。汪元量似乎与张、周、王诸词人均无来往，其词作也不受他们的影响。在《湖山类稿》及张、周、王诸家词集中，找不到汪元量与他们之间互相往还的痕迹；张炎《词源》中述及南宋末词人，周密《浩然斋雅谈》中记录了不少南宋末以及元初的词人之作，但是两书中均未提到过汪元量。按，周密生于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张炎生于理宗淳祐八年（1248），王沂孙生年不可确考，大约与张炎相近。汪元量生于理宗淳祐元年（1241），小于周密九岁，大于张炎七岁（王沂孙可以类推）。当1276年元兵入临安时，周密四十五岁，汪元量三十六岁，张炎二十九岁，王沂孙年岁谅亦相近。但是在宋亡之前，汪元量与周、张、王诸人似乎未曾相识。及至元二十五年（1288），汪元量南归，游历江浙，至元三十一年（1294），定居于杭州西湖之畔。这时周、张、王诸人都还健在。周卒于1298年，张卒于1321年之后（吴则虞校辑《山中白云词》附“传记”），至于王沂孙，其卒年不能确考，后人推断，说法不同。据叶嘉莹教授考证，王沂孙卒年当在1306年至1321年之间。（见所著《王沂孙评传》，收入《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续编二。）即使王沂孙卒于1306年，汪元量于至元二十五年南归后三年之中，王沂孙仍在世也。两浙一带，本是周、张、王诸人游居之地，但是汪元量南归之后，往还于此，仍不见与周、张、王诸人交游之迹。
汪元量的词，不多用典故及藻彩，常用比兴而不流于隐晦，着笔疏淡而不失于枯寂。就上文所录《传言玉女》、《水龙吟》、《满江红》、《莺啼序》诸词，可以看出其艺术特色。论其词的风格，与当时人刘辰翁的《须溪词》相近。况周颐曰：“近人论词，或以须溪为别调，非知人之言也。须溪词多真率语，满心而发，不假追琢，有掉臂游行之乐。其词多用中锋，风格遒上，略与稼轩旗鼓相当。”（《餐樱庑词话》，转引自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况氏对于刘辰翁词的评语，如果转用以评汪元量的词，也颇为恰当，盖两人词的风格甚相近也。汪元量约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访刘辰翁于庐陵（据孔凡礼《汪元量事迹纪年》），两人一见如故，刘为汪之《湖山类稿》作序，情辞真挚，盖两人均抱遗民之痛，怀故国之思，而其作品亦如笙磬之同音也。
（《四川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收入《词学古今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