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炎词
江湖流落旧王孙，卅载华堂一梦存。
剩水残山凭吊尽，万花吹泪掩闲门。
夜渡黄河记壮游，玉关踏雪脆貂裘。
南人词有幽并气，未许人间第二流。
美成以下论妍媸，两卷《词源》见卓思。
骚雅清空尊白石，无妨转益更多师。
凄怆缠绵是所长，田荒玉老语堪伤。
中仙去后无词笔，此意人间费较量。
张炎是宋末、元初的著名词人，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对后世亦很有影响。论述张炎词需要注意下面几个问题：
一、张炎著《词源》二卷、《山中白云词》八卷，约三百首，在词的理论与创作方面均有贡献，而他的创作就是他的理论的实践，所以论述张炎时必须兼顾这两个方面，否则将不能完整。
二、张炎生当宋末、元初的数十年中，他的《词源》成于晚年，其中历评两宋诸词人之长短得失，而提出自己的主张，其词作亦是转益多师。亲从张炎受业之陆行直云：“周清真之典丽，姜白石之骚雅，史梅溪之句法，吴梦窗之字面，取四家之所长，去四家之所短，此翁（按，指张炎，张炎号乐笑翁）之要诀。”（《词旨》）所以论述张炎词时，必须在纵的方面结合两宋三百年词的发展流变。
三、张炎在继承其先人张镃、张枢的家学之外，又得力于其师杨缵，并与当时著名词人吴文英、王沂孙、周密等往还，获得切磋琢磨之益，所以论述张炎时又必须在横的方面涉及当时词坛诸家。
四、自元初至清，对于张炎词之评价褒贬悬殊。誉之者或谓其词“意度超玄，律吕协洽……方之古人，当与白石老仙相鼓吹”（元仇远《玉田词题辞》）。或谓“南宋词人，姜白石外，惟张玉田……脱尽蹊径，自成一家”（清楼敬思语，《词林纪事》卷一六引）。贬之者则谓其“积谷作米，把缆放船，无开阔手段”（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甚至或斥之曰“乡愿”、“玉老田荒”（王国维《人间词话》）、“枯槁”、“肤浅”（《人间词话删稿》）。评论比较折衷者，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谓：“张玉田词如并剪哀梨，爽豁心目……惟精警处多，沉厚处少，自是雅音，尚非白石之匹。”（关于诸家对张炎词的评论，下文还将详细引述，此处只略言之。）论述张炎词时，对于这些褒贬悬殊的各种评价，如何明辨是非，作出公允的判断，也是一件必不可少的工作。
张炎（1248—1322年左右）字叔夏，号玉田，又号乐笑翁。祖籍秦州成纪（今甘肃天水市），六世祖张俊，为南宋大将，封清河郡王，遂居杭州，富贵煊赫，盛极一时；曾祖张铉（功甫），工诗词，善画，家有园亭之胜，结识当时名流，与姜夔交谊尤笃，著有《南湖集》、《玉照堂词》；父亲张枢（斗南），晓音律，善填词，有《寄闲集》，旁缀音谱（已失传）。张炎生长在这样一个累世富贵而又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官宦家庭，从小就受到熏陶。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三月，元军入临安，掳帝后等北去，这时张炎二十九岁，其家亦遭籍没。宋帝昺祥兴二年（1279年，即元世祖至元十六年）二月，元将张弘范攻陷崖山（今广东新会县南），南宋覆灭，这时张炎三十二岁。
宋朝灭亡，家产籍没，张炎由贵公子而变成破家亡国之人，于是隐居浙东西之间者十年。至元二十七年（1290）九月，张炎以缮写泥金字藏经之役被召赴大都（今北京），似有试探求进之意，但当时政治情况复杂，未能得官。次年（1291），复归江南，这时张炎四十四岁。此后，他漫游吴越各地，历时二十馀年。仁宗延祐二年（1315），张炎六十八岁，归隐西湖之滨，直到死去，年约七十五岁。张炎在宋亡之后，虽然曾经一度被召赴大都写经，似乎没有像郑思肖、谢翱、刘辰翁诸人那样坚守遗民的峻节，但是在大都一年，未受元朝官职，南归之后，浪游江湖三十年，过着贫困的生活，甚至于在四明设肆卖卜。遗民郑思肖、邓牧均为张炎《山中白云词》题辞作序，亦可见其气味之相投。其词集中百分之九十是宋亡后之作，充满故国之思与身世之感。
张炎《词源》两卷是于晚年成书的〔张炎《词源》卷下的序言谓“生平好为词章，用功四十年”。《词源》有钱良祐跋，作于丁巳岁，乃元仁宗延祐四年（1317），时张炎七十岁〕，也可以说是他研究词学的“晚年定论”。此书上卷论词的音律，下卷论词的作法兼评论以前诸家的短长。其中，下卷的序言，兹节录于下：
美成负一代词名，所作之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而于音谱且间有未谐，可见其难矣。作词者多效其体制，失之软媚而无所取。此惟美成为然，不能学也。所可仿效之词，岂一美成而已！旧有刊本《六十家词》，可歌可诵者，指不多屈。中间如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吴梦窗，此数家格调不侔，句法挺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词，自成一家，各名于世。作词者能取诸人之所长，去诸人之所短，精加玩味，象而为之，岂不能与美成辈争雄长哉！
要想阐释这段话，必须对于三百多年宋词的流变作一鸟瞰。在北宋初期，晏殊、欧阳修两家之词虽然都有深远之致，但是大体上还是继承西蜀、南唐之遗风。此后对于宋词有开拓之功者数人，就是柳永、苏轼、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其中柳、周、姜三人属于婉约派，而苏、辛则属于豪放派。在宋代大多数词人看来，婉约派是正宗，而豪放派则是别调，张炎也是这种见解。所以他论词从周邦彦谈起，因为周词是婉约派大宗，对南宋影响很大，姜夔、史达祖、高观国、吴文英都是周的继承者。张炎称赞周词“浑厚和雅”，而又讥其“失之软媚”，认为作词不应专取法于周，而应该跳出来，秦、高、姜、史、吴诸家亦各有特长，如能取诸家之所长而去其所短，自创新格，则可“与美成辈争雄长”。这是张炎论词的标准，也是他创作的实践。
张炎论词主张“清空”，认为“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因此盛称姜夔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而贬责吴文英词“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均见《词源》卷下《清空》节）后人往往据此认为张炎论词独尊姜夔而低估吴文英，而其论吴词之语亦常被引用，视为定论。这种看法实际上是片面的。张炎在比较清空与质实时虽有贬低吴文英之语，但这只是论其一端而已，其实张炎作词亦有受吴词沾溉者。据陈邦炎先生考证，吴文英卒于度宗咸淳八年（1272）到恭帝德祐二年（1276）之间（《梦窗生卒年管见》，载《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与张炎时代是相及的。《山中白云词》中有《甘州·饯梦窗西归》词，大概是张炎二十馀岁时所作，可见他们是有往还的，词中有“烟波远，笔床茶灶，何处逢君”之句。张炎《声声慢·题梦窗遗笔》词有“回首曲终人远，黯消魂忍看，朵朵芳云”之句，可见他对梦窗词还是很称赞的。张炎《西子妆慢》题序云：“吴梦窗自制此曲，余喜其声调妍雅，久欲述之而未能。甲午春寓罗江，与罗景良野游江上，绿阴芳草，景况离离，因填此解。惜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可见他也曾想仿效吴词。张炎这首词中，如：“杨花点点是春心，替风前、万花吹泪。残山剩水。有谁识、朝来清气。自沉吟，甚流光轻掷，繁华如此。”其沉挚处很近似吴梦窗。陈廷焯评此词亦云：“景物苍茫，出以雄秀之笔，固自不减梦窗。”（《词则·大雅集》卷四）张炎《词源》中亦不乏称赞梦窗词的辞句，如谓吴梦窗《登灵岩》、《闰重九》诸作“平易中有句法”（《句法》节）；又谓吴梦窗“善于炼字面”（《字面》节）；又谓，作令曲“吴梦窗亦有妙处”。可见张炎对吴词亦多肯定之处，而且作词时兼取梦窗之长，仅据《词源》卷下《清空》节中数语看问题，未免是一隅之解。
张炎《词源》论词虽以婉约为宗，但是他对于被称为豪放派开山者的苏轼却是称赞备至。如谓东坡中秋《水调歌头》、夏夜《洞仙歌》诸词“皆清空中有意趣，无笔力者未易到”（《意趣》节）；又谓东坡《永遇乐》词用张建封事，“用事不为事所使”（《用事》节）；又谓“东坡次章质夫杨花《水龙吟》韵，机锋相摩，起句便合让东坡出一头地，后片愈出愈奇，真是压倒千古”（《杂论》节）。不过，张炎欣赏苏词，取其“清丽舒徐，高出人表”（《杂论》节），亦即是苏词中清旷超逸、深美蕴藉之作，而其激昂排宕，如“大江东去”之类，殆非张炎之所喜也。
《词源》中对于苏词虽甚多好评，但对于另一位被目为豪放派词人的辛弃疾，则不免忽视。张炎对古人名作举例时，仅提到辛的《祝英台近》“景中带情，而有骚雅”（《赋情》节），这是辛词中深婉蕴藉之作，是合乎张炎的口味的。在《杂论》节中，张炎说：“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这大概是因为看到刘过等学辛稼轩而流于粗犷叫嚣，及至南宋末年，又变本加厉，如仇远所讥：“陋邦腐儒，穷乡村叟，每以词为易事，酒边兴豪，即引纸挥笔，动以东坡、稼轩、龙洲自况。”（《玉田词题辞》）张炎因末流之弊而遂轻视稼轩，实未为公允之论。辛弃疾词表面上虽以豪放见称，而其内涵丰富，情思深挚，温婉悲凉，各极其至，虽变化万端，而终不失词之本色，论其造诣，“豪放”二字不足以尽之。其在宋词中之地位可比唐诗中之杜甫。（我与叶嘉莹教授论词，同持此见。）惜乎张炎之见不足以及此。
张炎《词源·杂论》中以周邦彦与姜夔比较，说：“美成词只当看他浑成处，于软媚中有气魄，采唐诗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长，惜乎意趣却不高远，致乏（此二字，据夏承焘先生说，从许氏娱园本）出奇之语。以白石骚雅句法润色之，真天机云锦也。”这段话意味着什么呢？大概周词虽然风格浑成，言情体物，穷极工巧，但是缺乏深远的意趣以兴发读者的遐思，如姜夔的《暗香》、《疏影》以及《翠楼吟》之“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八归》之“最可惜、一片江山，总付与啼鴂”等等。至于提到姜词的“骚雅”，则正是因为据张炎看来，词中写男女恋慕之情不宜过于浅露直率，柳永固无论矣，周词中亦有“为情所役”而“失其雅正之音”者，如“为伊泪落”，如“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如“天便教人，霎时得见何妨”，如“又恐伊寻消问息，瘦损容光”，如“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饷留情”等等，“所谓淳厚日变成浇风也。”（《词源·杂论》）按姜夔写男女恋情之词，不用浅露的直说，而是或用柳、梅寄兴，借以烘托，如《琵琶仙》、《醉吟商小品》、《长亭怨慢》、《小重山令》、《江梅引》诸词；或出以雅澹蕴藉之笔，如“恨入四弦人欲老，梦凭千驿意难通。当时何似莫匆匆”（《浣溪沙》），又如“夜长争得薄情知，春初早被相思染”（《踏莎行》），又如“问后约、空指蔷薇，算如此溪山，甚时重至”（《解连环》）等等。（参看夏承焘先生《姜白石词编年笺注》）这大概也是张炎所谓“骚雅”的一种表现。
以上约略阐释张炎《词源》中论词的主张以及他据此标准对以前诸词人的评论，从而可以进一步了解其词作。
现在让我们先欣赏张炎几首上乘的作品。
接叶巢莺，平波卷絮，断桥斜日归船。
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
东风且伴蔷薇住，到蔷薇、春已堪怜。
更凄然。万绿西泠，一抹荒烟。
当年燕子知何处，但苔深韦曲，草暗斜川。
见说新愁，如今也到鸥边。
无心再续笙歌梦，掩重门、残醉闲眠。莫开帘。
怕见飞花，怕听啼鹃。
（《高阳台·西湖春感》）
这首词的撰写年代，张惠言认为是临安沦陷前一年，即是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张炎二十八岁时所作（吴则虞校辑《山中白云词》所引）；近来论词者则认为是作于临安沦陷后帝昰、帝昺之时（1277—1279）。就词意推寻，前说似乎较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词中虽透露了国家亡危之感，但是张炎还能游览西湖，“断桥斜日归船”，还能很从容地“掩重门、残醉闲眠”，不像是临安沦陷后的情况。据史载，宋恭帝德祐二年三月，元兵入临安，“以独松关守将张濡尝杀奉使廉希贤，斩之，籍其家。”（《元史》卷九《世祖纪》）按，张濡即是张炎的祖父。张炎遭受了这种沉重的国难家祸之后，还能有心情从容游西湖么？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六月，元兵大举侵宋，自襄阳分道东下，攻陷汉阳、鄂州。次年，恭帝德祐元年（1275）正月，宋黄、蕲以下沿江诸州军多望风降元；二月，贾似道督师十馀万抗元军于池州，大败，溃不成军；三月，元军攻陷建康，平江、滁州、广德皆降于元。这就是德祐元年春天的形势。元兵南下，势如破竹，临安岌岌可危，张炎《高阳台》词就是在这时作的。他在游湖时，心情当然是非常凄楚的。“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明年能不能再看花呢？“东风且伴蔷薇住”三句，借以托喻，希望残春留住，即是说临安可以幸保，然而转念一想，即便如此，这种局面就像花开到蔷薇，也是“春已堪怜”了。意极沉痛，而语极深婉。下边接着说：“更凄然。万绿西泠，一抹荒烟。”春还是要去的，那就更可悲了。下片仍是借慨时事。据《续资治通鉴》卷一八一《宋纪》记载，恭帝德祐元年三月，元兵既迫，临安戒严，同知枢密院事曾渊子、签书枢密院事文及翁、左司谏潘文卿以及朝官季可、许自、王霖龙、陈坚、何梦桂、曾希贤等数十人皆遁，朝中为之萧然。词中“当年燕子知何处”句，殆即慨叹此事。因此，临安西湖一片荒凉，只有“苔深”、“草暗”而已。鸥本是闲适的水鸟，但是“见说新愁，如今也到鸥边”，加倍写法，弥见沉痛。最后写自己无可奈何的悲怆心情。陈廷焯评此词云：“凄凉幽怨，郁之至，厚之至，与碧山如出一手。”（《白雨斋词话》卷二）按，此词凄凉幽怨则有之，而“郁”与“厚”尚嫌不足。虽是内心真情之流露，无有安排做作之迹，但词意衔接转折，一句挨一句说下去，无有腾天潜渊的跌宕之笔与沉着之力，这正是张炎词的弱点，也是他不如王碧山之处，下文还要讨论。
元世祖二十七年庚寅（1290），张炎四十三岁。这年秋九月，他北行赴大都，途中夜渡黄河，作《壶中天》词：
扬舲万里，笑当年底事，中分南北。须信平生无梦到，却向而今游历。老柳官河，斜阳古道，风定波犹直。野人惊问，泛槎何处狂客。迎面落叶萧萧，水流沙共远，都无行迹。衰草凄迷秋更绿，惟有闲鸥独立。浪挟天浮，山邀云去，银浦横空碧。扣舷歌断，海蟾飞上孤白。
这首词在《山中白云词》中是独具特色的。张炎这时大概受了北方山河雄伟气势的启发，所作的词，一变其平日“清远蕴藉、凄怆缠绵”（刘熙载评语）之风格而为雄浑豪壮。陈廷焯评此词云：“奇情壮采，如太原公子裼裘而来，结句跟前景，写得奇警。”（《词则·大雅集》卷四）另外，张炎还有一首《凄凉犯·北游道中寄怀》词，也是这时所作。词的上片云：“萧疏野柳，嘶寒马、芦花深见游猎。山势北来，甚时曾到，醉魂飞越。酸风自咽。拥吟鼻、征衣暗裂。正凄迷、天涯羁旅，不似灞桥雪。”下片结句云：“且行行、平沙万里尽是月。”词笔豪健，写出北方苍莽的气象。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辛卯（1291），张炎自大都还至杭州。次年（1292），追忆北游情事，又作了一首《甘州》词，题序云：“庚寅岁（按，四印斋本作“辛卯岁”，应从之），沈尧道同余北归，各处杭、越。逾岁，尧道来问寂寞，语笑数日，又复别去。赋此曲，并寄赵学舟。”词云：
记玉关、踏雪事清游。寒气脆貂裘。
傍枯林古道，长河饮马，此意悠悠。
短梦依然江表，老泪洒西州。
一字无题处，落叶都愁。
载取白云归去，问谁留楚佩，弄影中洲。
折芦花赠远，零落一身秋。
向寻常、野桥流水，待招来、不是旧沙鸥。
空怀感、有斜阳处，却怕登楼。
这首词起数句是追忆当年北游时的豪情胜慨，苍莽雄浑。“短梦依然江表”二句，突然折到现在，笔力劲健。“一字无题处，落叶都愁”，蕴含着无限家国之痛，为传诵的警句。俞陛云评“短梦”以下四句“能用重笔、力透纸背，为《白云词》中所罕。”（《玉田词选释》）下片换头三句言沈尧道别去。“折芦花”以下数句自写亡国遗民凄寂之怀，极为悲怆。陈廷焯评此词云：“苍凉悲壮，盛唐人悲歌之诗不是过也。‘折芦花’十字警绝。”（《词则·大雅集》卷四）
南宋词人大抵足迹不过淮水，没有见到过黄河、太行、燕山等北方山川的雄伟气象，故词中也少有与此相称的风格、境界。元好问生长云朔，其词有苍莽雄壮之气；张炎本是南人，而这次北游，受山川启发，故写出了上文所引《壶中天》、《甘州》诸词，能有幽、并之气，而且通体浑成，并无安排之迹，可谓神来之笔，应是《山中白云词》中的珍品。
张炎在漫游吴、越数十年中，凭吊山川，感怆家国，朋友往还，互相赠答，这类词占《山中白云词》的绝大部分，其风格大体都是“清远蕴藉，凄怆缠绵”。兹举一首为例：
万里孤云，清游渐远，故人何处。
寒窗梦里，犹记经行旧时路。
连昌约略无多柳，第一是、难听夜雨。
谩惊回凄悄，相看烛影，拥衾谁语。
张绪。归何暮。半零落依依，断桥鸥鹭。
天涯倦旅。此时心事良苦。
只愁重洒西州泪，问杜曲、人家在否。
恐翠袖，正天寒，犹依梅花那树。
（《月下笛·孤游万竹山中，闲门落叶，愁思黯然，因动〈黍离〉之感。时寓甬东积翠山舍。》）
按大德二年（1298），张炎游甬东（据吴则虞校辑《山中白云词》附《传记》。甬东即今宁波），此词盖是时所作。这首写“《黍离》之感”的词，比起上文所引《高阳台·西湖春感》一词更为沉痛苍挚。因为《高阳台》词是临安将沦陷时所作，张炎只是对亡国之痛的预感，到大德二年，张炎游甬东时，已经五十一岁，经过二十年国破家亡的流落生涯，对于沧桑之痛的体会就深刻多了，所以能写出这首感人很深的词。
有的论者说：“张炎的《月下笛》，题序说是动了‘《黍离》之感’，可是词里抒发的却是个人身世之感、凄凉哀怨之情，只是字里行间隐约地含有故国之思。”（胡云翼《宋词选·前言》）言外之意似乎认为张炎这类词写《黍离》之悲不够明显。按，古代词人填词时，其艺术手法是灵活多变的，写《黍离》之悲可以明写，也可以隐喻。明写者如张元幹《贺新郎》（梦绕神州路）、《石州慢》（雨急云飞）、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隐喻者可以借咏物以寄托，如王沂孙的咏物诸词，也可以写自己身世之感而暗喻宗社之恸，如张炎这首词，其中说到“连昌约略无多柳”，及“只愁重洒西州泪，问杜曲、人家在否”，都是伤痛南宋之沦亡。善读词者正贵在能于此处探索词人之用心，而不可以皮相之见求之也。
张炎这类词作还有很多，譬如《甘州·和袁静春入杭韵》云：“总休问、西湖南浦，渐春来、烟水接天流。清游好，醉招黄鹤，一啸清秋。”《台城路·送周方山游吴》云：“荒台只今在否，登临休望远，都是愁处。暗草埋沙，明波洗月，谁念天涯羁旅。”《长亭怨·旧居有感》云：“恨西风、不庇寒蝉，便扫尽、一林残叶。”等等皆是。
下边我们讨论张炎的咏物词。
南宋末年，词人咏物之风甚盛，并有结社作词以咏物者，如《乐府补题》所录诸作。张炎是重视咏物词的，其所著《词源》中有《咏物》一节，说：“诗难于咏物，词为尤难。”下边列举史邦卿《东风第一枝》咏春雪，《绮罗香》咏春雨，《双双燕》咏燕，以及姜白石《暗香》、《疏影》咏梅，《齐天乐》咏促织，而称之曰：“此皆全章精粹，所咏瞭然在目，且不留滞于物。”可见他对于作咏物词的甘苦是很有体会的。张炎词集中有咏物词数首，而以《南浦》咏春水、《解连环》咏孤雁两首为最出名，当时有“张春水”、“张孤雁”之称。下边我们看他的《南浦》咏春水词（《山中白云词》以此首压卷）：
波暖绿粼粼，燕飞来、好是苏堤才晓。
鱼没浪痕圆，流红去、翻笑东风难扫。
荒桥断浦，柳阴撑出扁舟小。
回首池塘青欲遍，绝似梦中芳草。
和云流出空山，甚年年、净洗花香不了。
新绿乍生时，孤村路、犹忆那回曾到。
馀情渺渺。茂林觞咏如今悄。
前度刘郎归去后，溪上碧桃多少。
这首词从各个方面描写春水。上片先写春水浮花，继写春水移舟，又用池塘春水作陪，渲染青碧之色。下片“和云”句写春水来源，接着慨叹水流花放，年复一年。“新绿”以下以感旧作结，情景交融。（据俞陛云《玉田词选释》）这首词描写春水，细致工巧，可以说也做到了“所咏瞭然在目”。但是仔细玩诵，终觉得它是正如周济所指责的“逐韵凑成，毫无脉络”（《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缺乏深远之致、感发之功。
下边我们选录王沂孙一首咏物词《摸鱼儿·莼》与张炎咏物词对比一下：
玉帘寒、翠痕微断，浮空轻影零碎。碧芽也抱春洲怨，双卷小缄芳字。还又似。系罗带相思，几点青钿缀。吴中旧事。怅酪乳争奇，鲈鱼谩好，谁与共秋醉。江湖兴，昨夜西风又起。年年轻误归计。如今不怕归无准，却怕故人千里。何况是。正落日垂虹，怎赋登临意。沧浪梦里。纵一舸重游，孤怀暗老，馀恨渺烟水。
王沂孙这首词上片描绘莼菜，也很工细，但是下片却离开莼菜，暗用晋张翰因秋风起而思莼鲈以避世乱之故事，借以寄慨自己的家国身世之感，既融合无迹，而又凌空跳宕，感怆深至，使人读起来觉得心魂震荡，有感发兴起之功。陈廷焯所谓“郁之至、厚之至”者，王沂孙此类作品始足以当之。张炎之作虽描绘工巧，然用意与用笔都不能向深远方面发展，此其所以蒙“积谷作米、把缆放船”（《介存斋论词杂著》）之讥也。
张炎与王沂孙交情很好，他对于王沂孙是很佩服的。王沂孙卒后，张炎作了一首《琐窗寒》词，题序云：“王碧山又号中仙，越人也。能文工词，琢语峭拔，有白石意度（别本作“其诗清峭，其词闲雅，有姜白石意趣”），今绝响矣。余悼之玉笥山，所谓长歌之哀，过于痛哭。”词中云：“自中仙去后，词笺赋笔，便无清致。”又云：“那知人、弹折素弦，黄金铸出相思泪。”大有钟子期卒后俞伯牙绝弦不复鼓琴之恸，可见张炎对于王沂孙赏契之深。
最后，我们要对张炎词作一个总评价。
自宋、元之际到清朝末年，对于张炎词的评价高下悬殊。与张炎同时诸文人对张炎词大抵是称赞的。或谓其“意度超玄，律吕协洽，方之古人，当与白石老仙相鼓吹”（仇远《玉田词题辞》），或谓其“诗有姜尧章深婉之风，词有周清真雅丽之思”（舒岳祥《赠玉田序》）。这些评论，其中含有朋友的情谊，虽大体说出张炎词的优点，但并不深刻。清初朱彝尊选辑《词综》，其《发凡》中谓：“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朱氏既推崇南宋，又独尊姜夔，而张炎词，自宋末、元初以来即被认为是“当与白石老仙相鼓吹”者，当然也要受到尊崇。朱彝尊《解佩令·自题词集》亦云：“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表示其蕲向所在。自朱氏倡导之后，“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静志居词话》），衍为浙西词派。此后，张炎词声价顿高，极获好评。楼敬思说：“南宋词人，姜白石外，惟张玉田能以翻笔、侧笔取胜，其章法、句法俱超，清虚骚雅，可谓脱尽蹊径，自成一家。迄今读集中诸词，一气卷舒，不可方物，信乎其为‘山中白云’也。”（《词林纪事》卷一六引）可为此派评论之代表，对于张炎词推崇备至。
清朝中叶，常州派词论家周济开始对张炎词提出有褒有贬的批评。他说：“玉田，近人所最尊奉。才情诣力，亦不后诸人，终觉积谷作米，把缆放船，无开阔手段。然其清绝处，自不易到。”又说：“叔夏所以不及前人处，只在字句上著功夫，不肯换意。若其用意佳者，即字字珠辉玉映，不可指摘。近人喜学玉田，亦为修饰字句易，换意难。”（《介存斋论词杂著》）又说：“玉田才本不高，专恃磨砻雕琢，装头作脚，处处妥当，后人翕然宗之。……笔以行意也，不行须换笔，换笔不行，便须换意。玉田惟换笔，不换意。”（《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清末王国维更进一步贬低张炎。他说：“玉田之词，余得取其词中一语以评之，曰‘玉老田荒’。”又说：“苏、辛，词中之狂，白石犹不失为狷。若梦窗、梅溪、玉田、草窗、中（按，当作西）麓辈，面目不同，同归于乡愿而已。”（《人间词话》）又谓玉田词“枯槁”、“肤浅”（《人间词话删稿》），甚至斥之为“乞人”（《人间词话·附录》），可谓贬斥已极。
亦有为持平之论者。如《四库提要》评《山中白云词》云：“所作往往苍凉激楚，即景抒情，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非徒以剪红刻翠为工。至其研究声律，尤得神解，以之接武姜夔，居然后劲，宋、元之间，亦可谓江东独秀矣。”刘熙载说：“张玉田词清远蕴藉，凄怆缠绵，大段瓣香白石，亦未尝不转益多师，即《探芳讯》之次韵草窗，《琐窗寒》之悼碧山，《西子妆》之效梦窗可见。”（《艺概》卷四）陈廷焯说：“张玉田词如并剪哀梨，爽豁心目，故诵之者多，至谓可与白石老仙相鼓吹（原注：“仇仁近语”），惟精警处多，沉厚处少，自是雅音，尚非白石之匹。”又说：“玉田词感伤时事，与碧山同一机轴，只是沉厚不及碧山。”（《白雨斋词话》卷二）
考查了前人对于张炎词这些高下悬殊的评论，我们如何对张炎词做一个总评价呢？
张炎生当宋、元之际，在词的理论与创作两方面，既承继家学，又有师友助益，他一生尽力于词，撰《词源》两卷，精研词的音律、作法，并评论诸家得失，甚多胜解（当然亦偶有偏见），又作《山中白云词》约三百首，创作实践之功也很深。他不愧为两宋三百年词家之殿军。但是，尽管如此，而后世论者，褒贬悬殊，张炎终不能成为宋词中第一流作者，其故何在呢？这正是我们所要深入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
要想说明这个问题，需要先考查一下宋词三百年发展的情况。北宋初期诸重要词人，如晏殊、欧阳修等，大抵承继唐、五代遗风，所作都是小令，对音律要求不严，许多句子的平仄配合与律诗格律相同或相近，又因为篇幅短，用凝缩笔法，故通体浑成，无故意安排之迹，亦不很注意琢炼辞句，所以浑涵自然，纯任天机，易于感发读者。自柳永出，大作慢词，用铺叙之法抒写情事，篇幅加长，于是不得不作层次安排。周邦彦继承柳永而加以发展，音律更趋于精密（周本人即是精通乐律，能制新调者），言情体物，穷极工巧，叙写情事，深微曲折，人巧胜而天机渐减矣。一切文学艺术，其初起时多是浑朴自然，以后逐渐变为工巧琢炼，这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工巧琢炼标志着艺术性的提高，是有好处的，但是流宕忘返，则又有文胜于质之弊。能在二者之间调和得当，很不容易。例如作慢词，既有层次安排，而又浑融无迹，如柳永《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诸作，都是格高千古的神来之笔，是很不易企及的。周邦彦生于北宋末期，上承前修，下开南宋，为宋词转折之一大关键。南宋词人，除辛稼轩一派之外，莫不受其影响。举其著者，则有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等，而且当时人认为这是主流。张炎《词源》中即承认了这一事实，说“美成负一代词名……作词者多效其体制”。但是，他又认为周词“意趣却不高远”，不应为他所局限；于是他推尊姜夔。姜词比周词是有所发展的，他的峭劲的笔致、疏冷的风格、既能凌空又能沉着的特点，如《扬州慢》、《翠楼吟》、《永遇乐》等等，却是周词所无者。但是姜词亦未能真正做到“意趣高远”，兴发读者的远慕遐思。北宋的晏殊、欧阳修、苏轼，南宋的辛弃疾诸家之词，足当“意趣高远”之选，可惜张炎又见不及此。
张炎就是在这一种指导思想之下进行词的创作的，眼光不免有所局限；同时，张炎尽管在填词的艺术方面有精湛的体会与训练，但是一位大词人，除去掌握艺术技巧之外，还需要有高才、真情、伟抱、卓识，这是真本领，张炎在这方面也是有所不足的。因此，当机缘凑合、才情坌涌时，他也能写出很精彩的作品，如上文所举有关北游的《壶中天》、《甘州》诸篇，即便在他漫游吴越期间，亦偶因兴会飙举而写出奇警之作，如《迈陂塘》下片云：“休重省。莫问山中秦晋。桃源今度难认。林间却是长生路，一笑原非捷径。深更静。待散发吹箫，鹤背天风冷。凭高露饮。正碧落尘空，光摇半壁，月在万松顶。”陈廷焯评此词云：“飘飘有凌云之志，‘振衣千仞冈’，无此超远。”（《词则·大雅集》卷四）但是，以上所举的这类词作，在《山中白云词》中不过是偶一遇之。张炎绝大部分词作，大抵都是布局完密，辞句清疏，时出警句，且蕴藉有情韵，读起来确如“并剪哀梨，爽豁心目”，可以引起人的爱好。但是仔细揣摩，总觉得不够高超深远，味道不足，不能启发读者的远慕遐思。还有，张炎词中承接转折处，多是一句挨一句说，痕迹太露，不能多用跳宕之笔，潜气内转，亦是一病。苏辙《栾城三集》卷八《诗病五事》条云：“老杜陷贼时有诗曰：‘少陵野老吞声哭……’予爱其词气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如白乐天诗（按，指《长恨歌》），词甚工，然拙于记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张炎的词也正是有“寸步不遗，犹恐失之”之弊。周济批评张炎词“积谷作米，把缆放船，无开阔手段”，正是指出其短处之所在。王国维论词，尊北宋而贬南宋，重天机感发而轻人巧安排，于北宋推崇欧、秦，于南宋独取稼轩，因此就更贬低张炎了。
周济说，张炎作词，“只在字句上著功夫”，确实不错。陆行直《词旨》举出“乐笑翁奇对”凡二十三则，如“断碧分山、空帘剩月”（《琐窗寒》悼王碧山）；“款竹门深，移花槛小”（《一萼红》周草窗新居）；“浅草犹霜，融泥未燕”（《庆清朝》韩亦颜隐居）等。又举出“乐笑翁警句”凡十三则，如“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解连环·孤雁》）；“茂树石床同坐久，又却被、清风留住”（《真珠帘·近雅轩即事》）；“几日不来，一片苍云未扫”（《扫花游·赋高疏寮东墅园》）等等。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又补摘张炎词警句若干条。从这些“奇对”与“警句”，确实能看出张炎词艺的工夫，但是一首词的高下，主要的还不完全取决于此。陈廷焯说：“玉田警句极多，不可枚举，然不及碧山处正在此。盖碧山几于浑化，并无警奇可喜之句令人悦目，所以为高，所以为大。”（《词则·大雅集》卷四）陈氏之说是很有见地的。即就炼句而论，张炎虽极用心，但仍偶有败笔。况周颐曾指出：“宋人词亦有疵病，断不可学。……张玉田《水龙吟·寄袁竹初》云：‘待相逢、说与相思，想亦在、相思里。’尤空滑粗率。”（《蕙风词话》卷二）此外，如《渡江云·山阴久客》云：“常疑即见桃花面，甚近来、翻笑无书。书纵远，如何梦也都无。”亦未免空滑。又《清平乐》（候蛩凄断）词，乃赠陆行直家妓卿卿之作，下片“可怜瘦损兰成，多情应为卿卿”（见《珊瑚网》），吐属亦浅俗。别本作“暗教愁损兰成，可怜夜夜关情”，吐属较大方，殆后来所改也。
有一种情况，还需要提出讨论一下。许多初学填词的人往往喜读张炎的词，这大概是因为张词意思既不深隐难懂，辞句又清疏爽洁，布局匀净，脉络清楚，容易学步，有阶可登。（我十几岁初学填词时，也喜读张炎词，大概也是这个缘故。）对于这个问题，戈载有一段话，很值得玩味。他说：“盖世之词家，动曰能学玉田，此易视乎玉田而云然者，不知玉田易学而实难学。玉田以空灵为主，但学其空灵而笔不转深，则其意浅，非入于滑，即入于粗矣。玉田以婉丽为宗，但学其婉丽而句不炼精，则其音卑，非近于弱，即近于靡矣。”（《宋七家词选》卷七）可见学张炎词也并不容易，往往遗其所长而得其所短。上文曾引清朱彝尊自题词集说：“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这可能是一时兴到之言，其实朱彝尊词，风格意境颇多变化，其所师法者并不局限于玉田一家。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二云：“竹垞自云：‘倚新声、玉田差近。’其实，玉田词疏，竹垞谨严，玉田词淡，竹垞精致，殊不相类。窃谓小长芦（按，朱彝尊晚年自号小长芦钓鱼师）撮有南宋人之胜，而其圆转浏亮，应得力于乐笑翁耳。”这个分析是很有见地的。
（《四川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收入《灵谿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