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白石之文学批评及其作品
姜白石为南宋重要词人，与辛稼轩风格殊异，而平分词坛，南宋诸词人，大抵不入于辛，即入于姜，此世人所共知者。惟姜白石非仅工词，其古近体诗及论诗之见解，均卓尔可称述，今合而论之，庶可以见白石才情造诣之全也。
白石论诗，重自然，贵独得，用力之方，则在精思，而以学涵养之。南宋时，江西诗派，风靡宇内，学诗者多蒙其影响。平庸者局促辕下，而颖异者深造独悟之后，辄思抉藩篱而有以自拔。白石自述学诗经过：“异时泛阅众作，已而病其驳如也，三薰三沐，师黄太史氏，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始大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虽黄诗亦偃然高阁矣。”（《白石道人诗集自序》）是白石初学江西，而后摆脱之。南宋名诗人多如此。杨诚斋亦谓其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学之愈力，作之愈寡。后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荆溪集自序》）是诚斋亦自江西入而不自江西出者，故白石与诚斋论诗颇相合也。江西诗派奉黄山谷为宗，自有其生新瘦劲戛戛独造之特长，惟束于窠臼，流弊始滋。白石初学山谷，至于一语噤不敢吐，足见其用心之苦，其后虽以此为学之病，而束黄诗于高阁，然既经此训练，则运思深透，无浮滑浅易之失，观白石之诗自知，故白石仍自有其得力于江西诗派之处，然非可以貌相也。白石既摆落黄诗，不守江西途辙，而发抒其所自得，于是论诗贵自然，不拘于一种体派，尝曰：“诗本无体，‘三百篇’皆天籁自鸣，下逮黄初，迄于今人异韫，故所出亦异，或者弗省，遂艳其各有体也。”（《诗集自序》）又谓，作者初求与古人合，继求与古人异，最后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其来如风，其止如雨，如印印泥，如水在器。”（《诗集自序二》）盖求与古人合，拘促模拟，固不足道，即求与古人异，亦犹有作诗之念存，惟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始为体物写志，纯本自然。白石称道杨诚斋之诗曰：“箭在的中非尔力，风行水上自成文。”即此自然境界最妙之形容。然白石所以能悟此自然高境，仍由于其早岁学黄诗，用力至苦，至于一语噤不敢吐，然后覃思独悟，蝉蜕而出也。
白石对于诗之悟入，既在用苦功而济以深思，故其论诗，极重精思，其所著《诗说》曰：“诗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虽多亦奚为。”常人作诗所以不能工者，患在陈言俗调，洋溢篇幅，如能精思，则吐弃凡近，立意能深透，而措辞得活法。白石《诗说》论立意之方，谓：“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碍而实通，曰理高妙。出于意外，曰意高妙。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此四种高妙，如“碍而实通”、“出事意外”、“写出幽微”，言立意之贵新奇、超远、深邃，皆由苦思得来，至于“自然高妙”，则由奇而返于常，用思而不见痕迹，乃炉火纯青之境界矣。白石《诗说》论措辞之法，谓：“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又谓：“学有馀而约以用之，意有馀而约以尽之，乍叙事而间以理言。”又谓：“难说处一语而尽，易说处莫便放过，僻事实用，熟事虚用，说理要简切，说事要圆活，说景要微妙。”又谓：“波澜开阖，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是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而法度不可乱。”其所标示者，皆在避去恒蹊，自求新法，此亦非苦思不能得也。至于思有窒碍，白石以为此乃“涵养未至，当益以学”。白石论诗之极诣，固重自然，而其所以能达自然之妙境，则在用苦功，以学养思，精思入神，真积力久，能与自然相合，故曰：“沉著痛快，天也。自然与学到，其为天一也。”白石论诗之见解，盖亦受江西诗派宗师黄山谷、陈后山等之启示。黄陈等作诗，皆贵立新意，用活法，而由精思悟入。后山作诗，用思至苦，暇日常与诸生徜徉林下，或愀然而归，径登榻引被自覆，呻吟久之，矍然而兴，取笔疾书，则一诗成矣。因揭之壁间，坐卧哦咏，有窜易至旬月乃定，有终不如意者，则弃去之。故黄山谷称之曰“闭门觅句陈无己”，而后山亦自谓“平生精力尽于诗，末岁心存力已疾”。后山之诗，力避常径，论者谓其“大似参曹洞禅，不犯正位，切忌死语”。黄山谷论诗人之涵养，亦谓“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观黄陈诸人作诗之方法态度，及论诗之意见，则白石得力所自，可考见矣。
白石作诗不多，在南宋不能为大家，然亦自有其独诣，故当时诗人如萧千岩、杨诚斋、范石湖等，皆推重之。白石之诗，气格清奇，得力江西，意境隽澹，本于襟抱，韵致深美，发乎才情。受江西诗派影响者，其末流之弊为枯涩生硬，而白石之诗，独饶风韵。盖白石为词人，其诗亦有词意，绝句一体，尤所擅长。清王渔洋论诗主神韵，作诗工绝句，故极赏白石，尝谓“余于南渡后诗，自陆放翁外，最喜姜夔尧章”（《香祖笔记》），又谓其“能参活句”（《带经堂集》），盖两人于此点颇有相近者也。录白石绝句数首为例：
细草穿沙雪半销，吴宫烟冷水迢迢。
梅花竹里无人见，一夜吹香过石桥。
（《除夜自石湖归苕溪》）
沙尾风回一棹寒，椒花今夕不登盘。
百年草草都如此，自琢春词剪烛看。
（《除夜自石湖归苕溪）））
笠泽茫茫雁影微，玉峰重叠护云衣。
长桥寂寞春寒夜，只有诗人一舸归。
（《除夜自石湖归苕溪）））
苑墙曲曲柳冥冥，人静山空见一灯。
荷叶似云香不断，小船摇曳入西陵。
（《湖上寓居杂咏》）
我家曾住赤栏桥，邻里相过不寂寥。
君若到时秋已半，西风门巷柳萧萧。
（《送范仲讷往合肥》）
白石诗虽极自然，而其自述心得，乃由苦思而进于浑成，其《送项平甫倅池阳》诗曰：“我如切切秋虫语，自诡平生用心苦。神凝或与元气接，屡举似君君亦许。”则仍与其论诗之意相合也。
白石在文学上最大之成就，不在诗而在词。白石之诗，在南宋仅为名家，而其词在南宋则为大家。此点正与陆放翁相反。放翁才情，宏放踔厉，故诗胜于词；白石才情，精细深美，故词胜于诗。此乃才性自然发展之结果，而非有意抑扬轻重于其间。古人学术文章之成就，莫非其才性最适宜之表现，鹤长凫短，难以互易，陆姜二人亦一证也。白石词之特点，即在以江西派诗人作诗之法作词。白石早年学黄山谷诗，用心甚苦，所入颇深，既得其法，而移以作词，遂开新境。盖江西派诗人如黄山谷、陈后山等，作诗能创新法，而不工词，运用此种新法以作词，则白石之功，故白石亦可谓词中之江西派也。何以明之？沈伯时评姜词曰：“姜白石清劲知音，亦未免有生硬处。”（《乐府指迷》）此语虽简而极中肯綮。江西诗派之长在“清劲”，而其短在“生硬”，白石用江西诗法作词，故长短亦相同。所谓清者，即洗尽铅华，屏弃肥浓，所谓劲者，即用笔瘦折，气格紧健，黄陈之诗如此。白石之词如：
为春瘦，何堪更绕西湖，尽是垂柳。
自看烟外岫。记得与君，湖上携手。
君归未久。早乱落、香红千亩。
一叶凌波缥缈，过三十六离官，遣游人回首。
（《角招》）
渐吹尽、枝头香絮，是处人家，绿深门户。
远浦萦回，暮帆零乱向何许。
阅人多矣，谁得似、长亭树。
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
（《长亭怨慢》）
迤逦剡中山，重相见、依依故人情味。
似怨不来游，拥愁鬟十二。一丘聊复尔。
也孤负、幼舆高致。
水葓晚，漠漠摇烟，奈未成归计。
（《徵招》）
雁怯重云不肯啼。画船愁过石塘西。
打头风浪恶禁持。
春浦渐生迎棹绿，小梅应长亚门枝。
一年灯火要人归。
（《浣溪沙》）
诸作皆清空如话，一气旋折，辞句隽澹，笔力遒健，细玩味之，与黄陈诗有笙磬同音之妙。（周尔镛曰：“白石小令，独不肯朦胧逐队，作《花间》语，所谓豪杰之士。”盖《花间》秾艳。白石以清劲易之，白石小令之于《花间集》，如黄陈七律之于大历十子也。）此在当时为新风格，与传统之仅贵婉媚幽约者有殊，若以传统之标准衡之，则“亦未免有生硬处”，然其生硬，正其独诣也。白石深通音律，作词精美，与周清真相近，故论者或以白石上拟清真。然周词华艳，姜词清澹，周词丰腴，姜词瘦劲，周词如春圃繁英，姜词如秋林疏叶。姜词清峻劲折，格澹神寒，为周词所无，黄昇谓白石词“其高处有美成所不能及”，殆指此欤。
白石性情孤高，襟怀冲淡，故于花中最喜梅与莲，屡见于词，盖二花能象征其为人也。白石咏梅之词，有《小重山令》、《玉梅令》、《夜行船》、《一萼红》、《清波引》、《暗香》、《疏影》诸阕，咏莲之词，有《念奴娇》、《惜红衣》诸阕。《暗香》、《疏影》，人所共知，兹不再引。《小重山令》咏梅云：
人绕湘皋月坠时。
斜横花树小、浸愁漪。
一春幽事有谁知。东风冷、香远茜裙归。
《念奴娇》咏莲云：
三十六陂人未到，水佩风裳无数。
翠叶吹凉，玉容销酒，更洒菰蒲雨。
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
又云：
日暮。青盖亭亭，情人不见，争忍凌波去。
只恐舞衣寒易落。愁入西风南浦。
高柳垂阴，老鱼吹浪，留我花间住。
非从实际上写其形态，乃从空灵中摄其神理，换言之，白石词中所写之梅与莲，非常人所见之梅与莲，乃白石于梅与莲之中摄取其特性，而又以自己之个性融透于其中，谓其写梅与莲可，谓其借梅与莲以写自己之襟怀亦无不可，故意境深远，不同于泛泛写物之什。然白石所以独借梅与莲以发抒，而不借他花者，则以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其品最清，梅花凌冰雪而独开，其格最劲，与自己之性情相符，而白石之词格清劲，亦可谓即其性格之表现也。
如再进而研究白石词之特长，则应先论南宋人作词普通之风气。举其大者，约有三端。
一、凡一种文学体裁之演变，大抵初起时多浑成自然，生新活泼，其后渐重技术，渐重雕琢，以人巧掩天机，遂流为匠气。晚唐五代词天机多，无意求工，而自然美好，北宋词天机人巧各半，如周清真词，虽极经意，而尚能浑成，不伤于雕琢，至南宋则弥重技术，人巧胜而天机减矣。张玉田《词源》一书，对于句法、字面、虚字、用事、咏物，皆特加讨论。陆韶《词旨》亦云：“造语贵新，炼字贵响。”又云：“史梅溪之句法，吴梦窗之字面。”其书中于属对、警句、词眼，皆特别标出。此皆可见南宋人论词作词，注重字句之琢炼。夫雕琢日精，则性情日浅，南宋词之所以衰敝，此其一因也。
二、词虽可歌，而作词时过重音律，反妨情辞之美。北宋作者，多疏于音律。李易安谓欧阳永叔、苏子瞻：“作小歌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又往往不协音律。”晁补之评苏词亦曰：“居士词，人谓多不协音律。”陆游亦曰：“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词多不协。”惟其如此，故能畅所欲言，所谓“横放杰出，自是曲子内缚不住者”。张玉田《词源》论词之音律，谓：“美成负一代词名，而于音谱且间有未谐，可见其难。”余谓以美成之精通乐律，非不能尽协音谱，盖不欲以声律害其情辞之美，遇情辞与声律二者不得兼顾之时，宁牺牲音律而保全情辞，惜乎张玉田之不足以知此意也。南宋人作词，则极重音律。杨守斋论作词五要，第一要择腔，第二要择律，第三要句韵按谱，第四要推律押韵，第五要立新意。五要之中，关于音律者四。张玉田《词源》曰：“先人（按，谓其父张枢）晓畅音律，有《寄闲集》，旁缀音谱，刊行于世。每作一词，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协，随即改正。曾赋《瑞鹤仙》一词云：‘卷帘人睡起，放燕子归来，商量春事。芳菲又无几。减风光都在，卖花声里。吟边眼底，被嫩绿移红换紫。甚等闲，半委东风，半委小桥流水。还是苔痕湔雨，竹影留云，做晴犹未。繁华迤逦。西湖上，多少歌吹。粉蝶儿扑定花心不去，闲了寻香两翅。那知人，一点新愁，寸心万里。’此词按之歌谱，声字皆协，惟‘扑’字稍不协，遂改为‘守’字乃协。始知雅词协音，虽一字亦不放过，信乎协音之不易也。又作《惜花春起早》云：‘琐窗深’，‘深’字音不协，改为‘幽’字，又不协，再改为‘明’字，歌之始协，此三字皆平声，胡为如是，盖五音有唇齿喉舌鼻，所以有轻清重浊之分，故平声字可为上入者此也。”夫易“扑”为“守”，意尚相近，而“守”字已不如“扑”字之生动。至于“明”字，与“深”字“幽”字意正相反，此则拘牵音律，而不惜牺牲原意，音乐之价值虽存，而文学之价值则失，盖志在应歌，非所以言情寄兴矣。故周济论词，谓“南宋盛于乐工而衰于文士”。南宋词之所以衰敝，此又一因。
三、诗词所以抒情言志，应伫兴而作，纯出自然，若牵率酬应，则失其真价。词之初兴，世人尚卑视之，以为不登大雅。文人以馀事作词，称心而言。及流行既久，蔚成风尚，词渐为世人所重视，于是可作应酬之具，而寿词遂兴。北宋中叶以前，尚无作寿词之风气。孔毅夫《野史》云：“文潞公守太原，辟司马温公为通判，夫人生日，温公献小词，为都曹唐子方峻责。”徽宗时，士大夫始好为献寿之词，南渡以后，其风尤盛。南宋人词集中寿词甚多，虽贤者亦不免。（稼轩词中亦多寿词）词之妙处，本在以清超凄迷之境，达要眇深折之情，而作寿词，则尘俗谀媚，虽有高才，亦难出色。故张玉田《词源》曰：“难莫难于寿词，倘尽言富贵，则尘俗，尽言功名，则谀佞，尽言神仙，则迂阔虚诞，当总三者而为之，无俗忌之词，不失其寿可也。”中国各体文学，其末流往往坏于酬应，文章中如空格调之墓志铭、寿序，诗中如江湖游士之标榜唱酬，皆为文事之蠹。词亦如是。故南宋寿词盛行，适足使词道日下。南宋人作无谓之词者，除贺寿外，尚有咏物之作。北宋人偶作咏物词，如苏东坡《水龙吟》之咏杨花，周清真《花犯》之咏梅，《六丑》之咏蔷薇，皆托物寄怀，以抒身世之感。南宋人喜结社填词，于是咏物之风大盛，拈题限韵，夸多斗靡，极有天才之词人，固亦可因小寓大，发为美制，然多数作者，则皆有意堆砌，勉强刻画，如周济所谓“就题寻典，就典趁韵，就韵成句，堕落苦海”。故南宋人或不免视词为酬应消遣之工具，失抒怀言志之本旨。此亦南宋词所以衰敝之一因。
以上所言尚雕琢、重音律、供酬应三端，为南宋人作词普通之风气，南宋词之所以衰者，即由于此。姜白石虽在风气之中，而独能超出风气之外，此其所以卓也。白石长于音律，能自度曲，其斟酌研讨之细，于所作《满江红》、《徵招》、《凄凉犯》、《湘月》诸词序中犹可概见。但白石守律虽谨，然能不以声律妨情辞之美。白石自述作词之法曰：“予颇喜自制曲，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长亭怨慢》小序）盖白石先作词，然后以律协之，乃以律就词，而非尽以词就律，调和二者之间，使各得其所。故其所作，音律极协，而又不至损及情辞之美也。白石词集中寿词极少，仅有三首，《阮郎归》、《鹧鸪天》皆寿张平甫，《石湖仙》寿范石湖。张平甫与范石湖皆白石至交，此三词述交亲，记游好，与泛泛贺寿者不同，酬应尘俗之词，盖非白石所肯为也。白石亦有咏物之词，如《齐天乐》之咏蟋蟀，《暗香》、《疏影》之咏梅，皆不即不离，托意深远，张玉田谓其“全章精粹，所咏了然在目，且不留滞于物”。（《词源》）至于铸辞造语，白石亦极经意，精美新颖，而不流于匠气，例不胜举，读白石词者可自得之。故在南宋人作词尚雕琢、重音律、供酬应之风气中，白石独能无其流弊也。
白石与辛稼轩同时，且相倡和，其词中《永遇乐》、《汉宫春》皆次稼轩韵者。但白石才情与稼轩殊异，譬之音乐，稼轩如钟鼓铿锵之声，白石则箫笛悠扬之韵。白石词中亦有感时伤事之篇，然皆出以叹喟，如《扬州慢》云：“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又云：“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八归》云：“最可惜一片江山，总付与啼鴂。”与稼轩之雄豪悲壮者不同。至于《永遇乐》词云：“有尊中酒，差可饮，大旗尽绣熊虎。”又云：“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长淮金鼓。”乃有意仿稼轩者，非白石自然之致也。
白石作词，亦用精思。《庆宫春》词序日：“因赋此阕，盖过旬涂稿乃定，朴翁咎予无益，然意所耽，不能自已也。”作百馀字之词，改窜费时，至逾旬日，友人劝之，白石答以“意所耽，不能自已”。可见其用心之专精，态度之忠实。
总之，姜白石对于文学批评与创作，皆由深思独悟而得，不肯依傍模仿，故能卓然为一代词宗。黄晦闻先生《寒夜读白石道人集题后》云：“每从闲处深思得，讵向人前强学来。”颇能道出白石作诗词之精神与态度也。
（《思想与时代》第32期，1944年3月。收入《诗词散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