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与理学家
——兼论朱熹诗词
两宋三百年是词的盛世。这种配合音乐的曲子词，为当时人所传唱传诵，风气所被，遍于朝野。因此，宋代各种人士，如帝王、卿相、武夫、文士、方外、隐逸、名媛、歌妓，以及市侩、走卒、野叟、村夫都有能作词者。宋代理学家讲正心诚意之学，在理论上当然是反对这种“侧艳”之词的，但是事实上却也不能不受其沾染。如果研究一下宋词与理学家的微妙关系，也是一个有趣味、有意义的课题。
宋代理学家是反对作诗的。钱钟书先生说：“程颐说‘作文害道’，文章是‘俳优’，又说‘学诗用功甚妨事’，像杜甫的写景名句都是‘闲言语，道他做甚！’轻轻两句话变了成文法律，吓得人家作不成诗文。”（《宋诗选注》第171页“刘子翚”条）理学家既然连作诗都反对，那么，酒筵歌席间的“侧艳”之词，更是应在排斥之列了。
不过，理学家中，即便是最为严峻的程伊川（颐），有时也接触到词，但是他对词的理解与批评是很特别的。请看袁文《瓮牖闲评》记载的一段故事：
程伊川一日见秦少游，问：“‘天若有情，天也为人烦恼。’是公词否？”少游意伊川赏之，拱手逊谢。伊川云：“上穹尊严，安得易而侮之！”少游惭而退。
程伊川对于秦少游词句的这种理解与批评，实在是使人啼笑皆非。《诗经·小雅》伤乱之篇什中有许多怨天责天之辞，如《节南山》云：“昊天不佣（均也），降此鞠汹。昊天不惠，降此大戾。”《正月》云：“民之方殆，视天梦梦（不明也）。”《雨无正》云：“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小旻》云：“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这些辞句不都是“易侮”“上穹”吗？如果按照程伊川的评论标准，这些曾被先儒肯定的《小雅》诗人，岂不是也应当受到谴责吗？本来，兴起于唐五代的合乐歌词，是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它摆脱了文“载道”诗“言志”的传统规范，而自由抒写作者的真情实感，所谓“期以自娱，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晏幾道《小山词自序》）不须顾及道德的、政治的规范；而词的特质则是“要眇宜修”，要有烟水迷离之致，抒写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所以凡用道德标准或政治标准来衡量词，则必至于方凿圆枘，格格不入。晏幾道监颍昌府许田镇时，曾手写自作的“狂篇醉句”小词献给上司知颍昌府韩维。韩维报书曰：“得新词盈卷，盖才有馀而德不足者。愿郎君捐有馀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胜门下老吏之望。”（邵伯温《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九。韩维是晏幾道之父晏殊的门生故吏，故称晏幾道为“郎君”，而自称“门下老吏”。）韩维也是以道德、政治的标准来衡量晏词的。像程伊川、韩维这种批评意见，当然是秦观、晏幾道所不能接受的。《瓮牖闲评》所谓“少游惭而退”，大概是作者袁文揣测之辞，决非少游之本心也。
有趣的是，这位力主“上穹尊严”而贬斥秦少游词的伊川先生，有时也不免为词的艺术魅力所吸引。《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九记载了一个故事：
程叔微云：“伊川闻诵晏叔原‘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长短句，笑曰：‘鬼语也。’意亦赏之。程、晏二家有连云。”
晏叔原（幾道）这两句词是其所作《鹧鸪天》的末二句。原词是：“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宫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这首词也是所谓“狂篇醉句”，其内容当然是理学家所否定的；不过，“梦魂”二句写思念这个侑酒歌女“玉箫”（“玉箫”并不一定是这个侑酒歌女的真名，或是借用唐代韦皋情人之名，此故事见范摅《云溪友议》）以至于梦魂相觅之痴情，而用笔又极灵警，确是能“动摇人心”（黄庭坚评晏词之语）。所以程伊川亦不免刮目相看，所谓“鬼语”之评，其辞若有所不满，而其实乃“赏之”也。可见好词有时亦可以引起严正理学家的青睐。
宋代理学家之所以难以与词接触，还有一个原因。在宋代，词是要歌唱的，而唱词者大都是妙龄歌女，所谓“十七八女郎，执红牙版，歌‘杨柳岸、晓风残月’”（俞文豹《吹剑录》）。严正的理学家是不肯见歌妓的，即便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偶尔相见，也必须是“目中有妓，心中无妓”。所以理学家是很少听唱词的，更不要说作词了。
至于作诗，宋代理学家从理论上虽然反对，但是在实际行动上却还是要作诗。钱钟书先生说：“道学家还是手痒痒的要作几首诗的，前门撵走的诗歌会从后窗里爬进来，只添了些狼狈的形状。”（《宋诗选注》第172页）不过，理学家的诗大多是劣作，正如刘克庄所说：“近世贵理学而贱诗，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后村大全集》卷一○《吴恕斋诗稿跋》）只有极少数理学家能作出好诗，朱熹就是一位。他不但能作诗，而且还作了十几首词，这在理学家中是很特殊的。所以我们要对他进行讨论，作为研究《宋词与理学家》这个课题中的一个典型。
在宋代理学家中，朱熹是最为学识渊博、思想通达的。他一方面主张明心见性，而一方面又要格物致知；一方面主张深研义理，而一方面也从事文献考证，曾著《楚辞集注、辨证、后语》、《韩文考异》；他作《诗集传》，驳斥了自汉代相传下来的《毛诗小序》之说，对于《国风》中男女言情之作，破除汉儒曲附政治的美刺之论，肯定其为“男女相说(同悦）之词”。正因为如此，朱熹是了解文学情趣的，所以他喜欢作诗，而且其成就也在其他作诗的理学家之上。
在朱熹的《朱文公文集》中，诗作占了十卷，约一千一百五十首，从数量上说，不可谓不多。从质量上说，在他的全部诗作中，虽然也不免偶有少数类似“语录讲义之押韵者”，但是绝大多数是具有诗的意境韵味的，并且有少数诗特别精彩，不可不注意。
刘熙载推重朱熹的《感兴》诗，其言曰：“朱子《感兴》诗二十首，高峻寥旷，不在陈射洪下，盖惟有理趣而无理障，是以至为难得。”（《艺概》卷二）但是我细读这二十首诗，觉得并没有像刘氏所说的那样好。如其中第十八首云：
童蒙贵养正，孙（同逊）弟乃其方。鸡鸣咸盥栉，问讯谨暄凉。
奉水勤播洒，拥彗周室堂。进趋极度恭，退息常端庄。
劬书剧嗜炙，见恶逾探汤。庸言戒粗诞，时行必安详。
圣途虽云远，发轫且勿忙。十五志于学，及时起高翔。
（《朱文公文集》卷四）
这俨然是一篇用韵语写成的教子家训，没有诗的情趣。所以我认为，朱熹诗的佳作并不在此。请看下面所引的这两首诗：
上山采薇蕨，侧径多幽兰。
采之不盈握，欲寄道里艰。
沉忧念故人，长夜何漫漫。
芳馨坐销歇，徘徊以悲叹。
（《拟古八首》之三，见《朱文公文集》卷一）
夫君沧海至，赠我一箧珠。
谁言君行近，南北万里馀。
结作同心花，缀在红罗襦。
双垂合欢带，丽服眷微驱。
为君一起舞，君情定何如。
（《拟古八首》之七）
这些诗岂不是楚《骚》的韵味、《古诗十九首》的风格吗？如果说，这是拟古之作，乃模仿古人者，那么，让我们来看看朱熹自己咏怀写物之作。如《秋兰已悴以其根归学古》诗：
秋至百草晦，寂寞寒露滋。
兰皋一以悴，芜秽不能治。
端居念离索，无以遗所思。
愿言托孤根，岁晏以为期。
（《朱文公文集》卷二）
又如《秋夜听雨奉怀子厚》诗：
悄悄窗户暗，青灯读残书。
忽听疏雨落，稍知凉气初。
披襟聊自适，掩卷方踌躇。
亦念同怀人，怅望心烦纡。
鸣琴爱静夜，乐道今闲居。
岑岑空山中，此夕知焉如。
（《朱文公文集》卷二）
前一首是魏晋诗的风格韵味，后一首诗仿佛盛唐王维、孟浩然的清远之作。以上所举引者都是五古，现在再看他的一首七律。《九日登天湖，以“菊花须插满头归”分韵赋诗得归字》诗云：
去岁潇湘重九时，满城风雨客思归。
故山此日还佳节，黄菊清樽更晚晖。
短发无多休落帽，长风不断且吹衣。
相看下视人寰小，只合从今老翠微。
方回《瀛奎律髓》卷一六选了这首诗，评云：“予尝谓文公诗深得后山三昧，而世人不识。”又云：“后四句尤意气阔远，时以去年冬除枢密院编修官，犹待阙于家。”纪昀批云：“一气涌出，神来兴来，宋五子中，惟文公诗学功候最深。”这首诗旷逸宕折，通首浑成，确是杰作。所谓“深得后山三昧者”，指其瘦劲宕折之致也。
总之，朱熹的诗深有得于魏晋人醇美的韵味以及北宋人疏宕的笔法，所以颇多佳作，读者可自得之，我们就不再标举了。下边我们举出另外两位理学家的诗来对照一下，优劣自见。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尘。
陋巷一生颜氏乐，清风千古伯夷贫。
客求《易》妙多携卷，天为诗豪剩借春。
尽把笑谈亲俗子，德容犹足畏乡人。
［程明道（颢）《和尧夫打乖吟》］
孔训元无实对名，只言为己与求人。
能知管仲不为谅，便识殷贤都是仁。
义利两途消处长，古今一理屈中伸。
自从圣学寥寥后，千百年谁信得真。
［魏鹤山（了翁）《次韵和常德袁尊固监丞送别（第二首）》］
这两首诗分别见于方回《瀛奎律髓》卷三九与卷二四。对于第一首，纪昀批云：“诗有理足而词不入格者，此类是矣。”对于第二首，方回称赞说：“大儒德言，非区区小诗人可企及也。”纪昀批驳云：“大儒原不必定以诗见，以其大儒而引以自重，不复计诗之工拙，所见殊陋。”程、魏两位理学家的诗，真是所谓“语录讲义之押韵者”，毫无诗意，这就更显出朱熹诗的高明。
附带谈一个问题。方回编选《瀛奎律髓》，为什么要选录理学家这些劣诗呢？因为方回人品不佳，想依附理学以自重。在《瀛奎律髓》卷四二所选杨龟山（时）一首诗之后，纪昀批云：“板实乏韵，宋儒诗格多如斯，究非风雅的派。徒以大儒而选之，未免依草附木之见。”“依草附木之见”这句话，说出了方回的内心。
从上文所论述的看来，朱熹平生作诗一千一百多首，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也好，情韵深美，有时富于楚《骚》意味。（朱熹曾作《楚辞集注》，他对《楚辞》是用过功的。）按说，他是应当善于填词的了，但其实不然。他生平作词仅十余首。（《朱文公文集》卷一○载词十六首，唐圭璋辑《全宋词》，辑录朱熹词十八首，谓以上俱见《宋元十五家词》本《晦庵词》，较《朱文公文集》增《忆秦娥》二首。）数量既然很少，而质量也不算很高，与诗作不相称。
朱熹词中亦有佳作，如下列两首：
已分江湖寄此生。长蓑短笠任阴晴。鸣桡细雨沧洲远，系舸斜阳画阁明。奇绝处，未忘情。几时还得去寻盟。江妃定许捐双佩，渔父何劳笑独醒。
（《鹧鸪天·江槛词》）
长记与君别，丹凤九重城。归来故里，愁思怅望渺难平。今夕不知何夕，得共寒潭烟艇，一笑俯空明。有酒径须醉，无事莫情。寻梅去，疏竹外，一枝横。与君吟弄风月，端不负平生。何处车尘不到，有个江天如许，争肯换浮名？只恐买山隐，却要炼丹成。
（《水调歌头·次袁机仲韵》）
（以上二首均见《朱文公文集》卷一○）
这两首都有清逸空灵之致。如“鸣桡细雨沧洲远，系舸斜阳画阁明”，写景清丽如画。又如“今夕不知何夕，得共寒潭烟艇，一笑俯空明”，颇有苏东坡词之意境，确是佳句。不过，可惜《晦庵词》中这类作品甚少。至于《水调歌头》中之“富贵有馀乐，贫贱不堪忧。谁知天路幽险，倚伏互相酬”，《西江月》中之“身老心闲益壮，形臞道胜还肥”，则都不免像“语录讲义之押韵者”，有些头巾气。朱熹词中还有个别不合律之处。如《满江红·刘知郡生朝》起句云：“秀野诗翁，念故山、十年乖隔。”“山”字不合律，此处应用仄声字，不可用平声“山”字。譬如柳永《满江红》词起句：“暮雨初收，长川静、征帆夜落。”岳飞《满江红》词起句：“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辛弃疾《满江红》词起句：“家住江南，又过了、清明寒食。”此三词中，与朱词“念故山”句相应之句，句末“静”字、“处”字、“了”字都是仄声。
朱熹作诗很多，也有才情，为什么在作词方面没有能表现出来呢？我想做如下的解释。程颐虽然发出鄙视作诗的偏激之论，但是儒家圣人孔子是重视诗的。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对于《诗》三百篇很重视。他曾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诗有兴、观、群、怨的政治、社会效益，并常与弟子论诗。《毛诗序》也强调了诗的重要作用，认为：“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被后人推尊为“光焰万丈”。在这种思想影响之下，作为理学家的朱熹，虽然不便于公然反驳程氏之论，但是本着“诗言志”的古训，大作其诗，是无悖于儒门之教，可以心安理得的。至于词则不然。长短句之曲子词，在唐代是“胡夷里巷之曲”，经文人尝试后，又成为歌筵酒席间的遣兴娱宾之作，原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北宋时，词风甚盛，一时名公巨卿如晏、欧、范、韩诸人都喜欢作词，但是在文坛舆论上，词仍然是受到轻视的。柳永（初名“三变”）因为在浅斟低唱中作歌词出了名，以至于应举与入仕时都受到挫折，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欧阳修对于其所作古文、诗歌，都很重视保存（《居士集》篇目即欧公自定者），独对于所作词则不自珍惜收拾，听其流传散落，故后人所揖《六一词》多混入他人作品，而欧词亦有混入他家词集中者。苏轼天性爱好文学，自少时即善为古文、诗歌，独未尝填词，直到三十七岁（熙宁五年）为杭州通判时才开始填词。黄庭坚作诗态度严肃认真，而作词则很随便，有时“故以生字俚语侮弄世俗”（刘熙载评语），为后人所诟病。由此可见，北宋词风虽盛，而词在文坛中之地位仍是受到轻视的。（北宋末年李清照著论独标词“别是一家”之说，承认词体的独立性，不是诗的附庸，可谓有胆有识之论。）在这种风气之下，作为理学家的朱熹，不便于多作词以发挥其才情，也就可以理解了。
下边，我们再看看另外几位理学家的词。据《全宋词》所辑录，我们选取了三位理学家的词作例子：《全宋词》录刘子翚词四首、真德秀词一首、魏了翁词八十首。刘子翚是理学家中善于作诗者（参看钱钟书《宋诗选注》中对刘氏的评语），故其词亦颇有韵致，可惜所作太少。真德秀只有一篇，可以置之不论。魏了翁作词相当多，然其中许多篇是贺人生日的应酬词，所谓羔雁之具者。魏词中亦偶有抒怀佳什，如《贺新郎·九日席上呈诸友》，笔致爽健，但此类作品甚少。其词中有拙句，如“欲往从之空怅望，潜虽伏矣莫藏遮”（《浣溪沙》）。有理学语，如“日用处，浑无凝滞，无机纯熟”（《满江红》）。都是劣作。
就上文所论述的看来，宋代理学家中，作诗出色的尚有其人，而作词出色的几乎无有。是不是理学家与作词无缘呢？其实也不并尽然。在元代，就出了一位著名理学家而又擅长填词者，即是刘因。刘因讲求程、朱的正心诚意之学，是元代著名理学家，但是他的诗词都作得很好，自成风格，无有语录讲义的习气。他的词能得到后人的好评。刘熙载曾说，刘因的词，亦如东坡评陶诗所谓“臞而实腴，质而实绮”者。（《艺概》卷四）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三中称赞刘因的词“寓骚雅于冲夷，足秾郁于平淡，读之如饮醇醪，如鉴古锦，涵泳而玩索之，于性灵怀抱，胥有裨益”。又引王鹏运之言，说刘因的词：“朴厚深醇中有真趣洋溢，是性情语，无道学气。”这些评语都能说出刘因词的特长。刘因在填词方面，总算给理学家争了一口气。关于刘因的词，我曾撰专文《论刘因词》，加以评述，载1983年11月《四川大学学报》丛刊《唐宋文学论丛》，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在宋代，词很昌盛，理学也很昌盛。理学家讲正心诚意之学，在理论上是鄙视“侧艳”之词的，但是在词风弥漫之时，又不能与词隔绝，总会要相接触，甚至于理学家也不免偶尔填几首词。如果研究一下理学家与词的关系，他们对词是如何理解与评论的，他们作词的态度如何，他们中间也有富于才情能作好诗的，但是为什么不能作出好词来等问题，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文化史课题，本文只不过略发端绪而已。
（《四川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收入《词学古今谈》）
〖注释〗
陈鹄《耆旧续闻》：“前辈谓，伊川尝见秦少游词‘天还知道，和天也瘦’之句，乃曰：‘高高在上岂可以此渎上帝！’”这段记载与《瓮牖闲评》所记，可能是一个故事的传闻异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