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清照词
论词敢作惊人语，恤纬常怀忧国思。
谁似乙庵具真赏，能从“神骏”识奇姿。
平生伉俪兼知己，铭刻研寻万古情。
一序能传《金石录》，更因离乱见坚贞。
寻常言语谱新声。皎洁芙蓉出水清。
从此流传“易安体”，稼轩会孟总心倾。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齐州章丘县明水镇（今山东章丘县治所，西距济南市中心五十公里）人，旧说谓清照为济南人，非是。（据于中航《（廉先生序〉石刻考释——兼谈李格非、李清照里居问题》，载《文物》1984年第5期。）她生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卒年约在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或稍后，年约七十馀岁。（参看王学初《李清照集校注》附录《李清照事迹编年》）她兼长诗、文、词，而词的造诣尤为超卓，对后世影响亦大。她不仅是宋代杰出的女词人，而且也是中国三千年文学史中有奇光异彩的女作家，是值得重视而加以研究的。
但是研究李清照并不容易，其故有二：一是资料零散，一是众议纷纭。《宋史》未为李清照立传，仅于其父《李格非传》附载云：“女清照，诗文尤有称于时，嫁赵挺之之子明诚，自号易安居士。”南宋人亦无有为李清照作传记者。而《苕溪渔隐丛话》、《碧鸡漫志》诸书中捏造不实之辞，辗转流传，徒滋困惑，只有李清照自撰的《金石录后序》，可以算是一篇切实可靠的自传。至于李清照的著作，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李易安集》十二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漱玉集》一卷，又云“别本分五卷”；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称李易安有《漱玉集》三卷；《宋史·艺文志》著录《易安居士集》七卷，又《易安词》六卷。这些集子均已失传。李清照诗文流传至今者，仅有数篇以及一些零章断句。其《漱玉词》全书失传，其词作仅见于诸选本中。清《四库全书》著录之《漱玉词》乃采自毛晋汲古阁本，仅十七首。清末以还，王鹏运增辑至五十首，李文裿又续有辑补，然抉择不精，时有他人之作而误入者。此资料零散之情况也。自南宋以后，迄今千年。评论李清照词者，虽多称赞之言，亦偶有贬抑之语。建国以后，1959—1962年间，曾展开对于李清照及其词的讨论，其中固有正确意见，然因受“左”倾思潮之影响，亦不乏偏颇之论。读者迷惑，无所适从。此众说纷纭之情况也。
现在评论李清照及其词作，有了便利的条件。在资料方面，王学初编辑的《李清照集校注》、黄墨谷编辑的《重辑李清照集》两书先后出版，对于李清照的作品，搜集完备，别择谨严，辨误存疑，并加注释（王本）；王本附录《李清照事迹编年》、《著作考》、《参考资料》；黄本有《李清照评论》、《李清照易安居士年谱》、《历代评论》等。另外，褚斌杰、孙崇恩、荣宪宾等编辑的《李清照资料汇编》，搜集甚为详备。以上诸书的问世，使研究者可省检索之劳。在评论方面，自拨乱反正以后，学者可以摆脱“左”倾思想之束缚，发抒己见，少所顾忌。唐圭璋、潘君昭合撰的《李清照评传》（《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三卷）、黄墨谷《为李清照“改嫁”再辩诬》（《齐鲁学刊》1984年第6期）、施议对《李清照的〈词论〉及其“易安体”》、裴斐《别是一家词——纪念李清照诞辰九百年》（施、裴两君之文都是寄给我的稿本），诸篇文章，论证深入细致，切实可信，对我有很多启发，足供采获。
如果想评论李清照及其词作，首先需要求得其特点。其特点是什么呢？私意以为，就是沈曾植所说的“神骏”。沈氏《菌阁琐谈》云：
易安跌宕昭彰，气度极类少游，刻挚且兼山谷。……才锋太露，被谤殆亦因此。自明以来，坠情者醉其芬馨，飞想者赏其神骏。易安有灵，后者当许为知己。
所谓“神骏”者，就是说，如同骏马一样，摆脱羁绊，千里飞驰，过都历块，不畏险阻。先从李清照的为人来看：她生于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按当时礼教的规定，女子只应当严守闺范，既不许过问政治，亦不得显露才华。但是李清照有胆、有识、有魄力，独能冲破封建藩篱，以一弱女子而关心国家大事，纵论文学，臧否人物，发抒己见，无所顾忌，这是很难能而可贵的。李清照少时所作《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借咏唐事而隐讽北宋末年朝政；当汴京沦陷，宋室南渡之初，君主赵构及大臣汪伯彦、黄潜善等畏缩逃避，不敢抗敌，而李清照自身当颠沛流离之时，独能发为歌咏，谴责朝廷之苟安，抒写抗战之希望，如《乌江》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又如断句云：“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又云：“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绍兴三年，朝廷遣韩肖胄、胡松年赴金议和，李清照作《上枢密韩肖胄诗》，诗中说：“闾阎嫠妇亦何知，沥血投书于记室。夷虏从来性虎狼，不虞预备庸何伤。”又说：“不乞随珠与和璧。只乞乡关新信息。……遗氓岂尚种桑麻，残虏如闻保城郭。”指出和议之不可恃，而故土之不应忘。绍兴四年冬，淮上多警，李清照避地金华，作《打马赋》云：“佛狸定见卯年死，贵贱纷纷尚流徙。满眼骅骝杂騄耳，时危安得真致此？木兰横戈好女子，老矣谁能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癸已类稿》卷一五《易安居士事辑》引此赋，“老矣”句上有“木兰横戈好女子”句，他本所无。）则俨然有渡江杀敌之壮怀矣。在南宋时，对金抗战或议和（即是投降），是国事的重大问题。士大夫身任要职，而附和和议，苟且偷安者，不乏其人；李清照以一弱女子，未食朝禄，无有官守，独能惓怀国事，谴责投降，力主抗战，其风节为何如哉！而南宋士人对此鲜加称扬，独津津乐道其传闻不实的“改嫁”之说，士风颓靡，岂不可悲！至于李清照评论词学，针对时弊，独抒所见，对于北宋著名词人如晏、欧、苏、柳、晏（幾道）、贺、秦、黄等，皆肯定其所长而指摘其所短，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亦足见其卓尔不群之胆识。下文将详论之。
理解李清照之为人，然后可以研究其词的造诣，其作品与其为人的特质是一致的。李清照有《词论》，又有词作，下文将分论之。
李清照《词论》见于《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兹节录其要旨如下：
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馀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耶？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
这篇《词论》是针对当时词坛形势而发的。李清照首先说明词体中文辞与音乐的密切关系，所谓“乐府声诗并著”。词是要配乐歌唱的，所以必须在协合音律上有严格的要求，不仅如诗之但调平侧而已。当然，除去音律的要求之外，词的风格意境也还有其特色，不尽同于诗，所以说，词“别是一家”。用此标准衡量诸家，柳永“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晏、欧、苏诸公词是“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王介甫、曾子固“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显然是外行；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诸人是知词者，但又各有所短，如“无铺叙”、“少典重”、“少故实”等，借以说明词体在风格艺术上的特殊要求。当北宋初年，晏、欧所作，均为小令，对音律的要求不严，柳永大作慢词之后，音律严密，苏轼“以诗为词”，虽有拓新领域之功，但是也带来流弊，即是不严守音律及词的诗化。李清照这篇《词论》中特别阐述词的特质，提出词“别是一家”，这“是针对苏轼的‘以诗为词，而发的”。（夏承焘语，见所撰《评李清照的词论》，收入《月轮山词论集》。）
后人对于李清照的《词论》，提出不同的评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认为李清照论词苛求太甚，持论不公，蚍蜉撼树，未免狂妄。胡仔说：“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清裴畅说：“易安自恃其才，藐视一切，语本不足存。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词苑萃编》卷九）按评价李清照《词论》，应当看其所论是否切合实际。据我们研究，她评论诸家词的长短得失，大都是中肯的，不能说“此论未公”。（《词论》中亦偶有持论不当者，如谓晏、欧两家词“句读不葺之诗”。实际上，晏、欧词的意境风格是符合词的标准的，其所作都是小令，对音律的要求并不严格。）至于说“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而加以贬责，这更是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狭隘观念作祟。妇人为什么就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呢？当南宋初年，朝廷君臣对金人投降以求苟安，而李清照独发为诗篇，主张抗战，这难道也要以“妇人开此大口”而加以责难吗？
二、晚近有的论者认为：“在李清照那个时代，词的发展趋势已进入与诗合流的阶段，不合流将没有词的出路。”因此，《词论》中提出词“别是一家”的口号，要求保持其传统风格，对宋词的发展起阻碍作用。但是也有的论者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清照的《词论》是全面地反映了北宋时代慢词发展的繁荣面貌”，“不能够说它是违背当时词的发展规律”。又说：“词要合乐，词要歌唱，这是词体形式的特点。提出取消词的音律，取消合乐歌唱使合于诗，这是取消词的独立性。”（《参看夏承焘《评李清照的词论》，载《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第261期；黄墨谷《谈“词合流于诗”的问题——与夏承焘先生商榷》，载《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第284期；黄墨谷《对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理解》，载黄编《重辑李清照集》）我同意后一种说法。李清照《词论》是针对当时宋词发展的情况而提出补偏救弊的意见，主张词必须协合音律，词“别是一家”，不能成为“句读不葺之诗”。这种见解，正是保持了词的独立性，推动词的发展，并非阻碍。事实证明，南宋一百五十馀年中，著名词人如辛弃疾、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等，都是注重协律的，而且保存、发扬了词体风格艺术的特美，并没有合流于诗。因为任何一种文学艺术都有其特质，各种文学艺术之间，可以互相交流渗透，取长补短，但绝不能合流，合流则等于取消某种文学艺术。譬如，小说与剧本可以互相渗透，小说可以改写成剧本，但二者绝不能合流。所以“词与诗合流”的说法，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而在事实上也是从未出现过的。自宋至清，词从来没有与诗合流。苏轼之“以诗为词”，不过是运用诗法于词中而已。其实苏词之佳者，如“春花散空，不著迹象”，“如天风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音”（夏敬观评语），充分体现了词体的特美，与其所作诗篇是很不同的，二者并未合流。苏词中绝大部分是协律的，偶有不协律处，是一时疏忽，也并非故意要破除音律。
三、有的论者认为，李清照《词论》中提出作词的要求，如“铺叙”、“典重”、“尚故实”等，与她的创作实践是矛盾的。她的某些名篇，都不尽合于典重、尚故实、擅长铺叙的要求。按李清照《词论》中所提出的几点要求，是针对晏幾道、贺铸、秦观诸家词的缺点而发的，并非要提出一个完整的填词艺术的理论。李清照在填词的实践中，其词学观不断地得到丰富与发展，而不一定局限于以上几点，这是完全合理的，并非矛盾。所以施议对君说：“李清照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是互相统一的。”他又加以阐述说：“高雅典重却未必尽合合乐歌词的本质特性。”合乐歌词应当“以旖旎近情之辞，应合管弦冶荡之音，浅俗清新，这才是它的本质特性”。因此，李清照“对于词的认识，包括高雅典重与浅俗清新两个方面”，举例如《永遇乐·元宵》。同时，李清照也看到，尚故实与情致二者不可偏废，她的词作能够融合二者，举例如《多丽·咏白菊》。（以上所引施君的意见，俱见于上文提到的他寄示的文稿中。）我认为，施君的话是很有见地的，所以李清照的《词论》与其创作实践并不矛盾。
李清照《词论》中还有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就是，她历评北宋词人，何以独未提到同时极负盛名的大词人周邦彦。有的论者认为，李清照的《词论》历评诸家，皆摘其短，而周邦彦妙解声律、浑厚典雅之词作，大概李清照认为是够得上标准的，所以“并无贬语及之”（唐圭璋、潘君昭《李清照评传》）。此说也颇言之成理。叶嘉莹教授与我通函讨论此问题时则认为，李清照《词论》所以未曾提到周邦彦，“是因为周的功力确实精工博大，难以指其疵病。不过，李清照却也并不见得就完全同意于周，所以她也未对之加以赞美。盖因周词较重人工，李词则较自然，其作风亦不完全一致也。这种矛盾心情才是使她不提周词的缘故”。这个解释似乎更为细致。
北宋一百六十馀年，正是词的茁壮成长的时代，在词的创作方面，名家辈出，佳什如林，姹紫嫣红，百花争艳，但是在词的评论方面则不能与创作相称。当时词人论评，多是伫兴而发。虽谈言微中，可供玩味，而只言片语，不成系统。况周颐说：“余尝谓北宋人手高眼低，其自为词诚夐乎弗可及，其于他人词，凡所盛称，率非其至者，直是口惠，不甚爱惜云尔。……北宋词人声华藉甚者，十九巨公大僚。巨公大僚之所赏识，至不足恃，词其小焉者。”（《蕙风词话》卷一）况氏之言，虽是有激而发，但亦有相当道理，说明北宋词论的弱点。李清照以一女子，生当北宋末年，独能撰“词论”一篇，虽仅数百字，然体制完整，提出系统的词学观，阐述流变，指明特质（因合乐应歌而重视音律），并针对时弊，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历评北宋词人，肯定其所长而摘发其所短。高瞻远瞩，开径独行，这也是李清照“神骏”风格的一种表现。
下面我们将讨论李清照的词作。1941年，我曾写过一篇《论李易安词》的文章，先在期刊发表，后收入拙著《诗词散论》中。这虽是四十馀年前的旧作，但是我现在仍然保持其中的主要论点。兹略加补充修订，阐述于下。（凡加引号的词句而不注明出处者，都是引用我的旧作《论李易安词》的原文。）
我的旧作中曾提出：“易安词超卓之处，应分三点论之。一、为纯粹之词人；二、有高超之境界；三、富创辟之才能。”以下分论之。
一、为纯粹之词人。我昔年论词时，曾说：
抑词之所以别于诗者，不仅在外形之句调韵律，而尤在内质之情味意境。外形，其粗者也；内质，其精者也。……诗之所言，固人生情思之精者矣，然精之中复有更细美幽约者焉，诗体又不足以达，或勉强达之而不能曲尽其妙，于是不得不别创新体，词遂肇兴。兹所谓别创新体者，非必一二人有意为之，乃出于自然试验演变之结果。词之起源，上已言之，不过由于中唐诗人，就乐谱之曲折，略变整齐之诗句，作为新词，以祈便于歌唱而已。故白居易、刘禹锡诸人之词，其风味与诗无大异也。及夫厥端既开，作者渐众，因尝试之所得，觉此新体有各种殊异之调，而每调中句法参差，音节抗坠，较诗体更为轻灵变化而有弹性，要眇之情，凄迷之境，诗中或不能尽，而此新体反适于表达。一二天才，专就其长处利用之，于是词之功能益显，而其体亦遂确立。
（拙著《诗词散论·论词》）
词这种文学体式，最能表达幽约细美之情，而具有幽约细美之情的人，也更适宜于填词。然人生禀赋不同，情思各异，“有虽具另一种深情高韵，而不与此细美之境相合，于是能诗而不工词，如王安石是也。有雄姿英气，卓跞不群，而有时偶与此细美之情相契者，此其人率于学术事功别有树立，间作小词，亦极精工，如范仲淹、文天祥是也。有深具此种细美之情，而仍有他种襟怀抱负者，此其人于词可卓然名家，而兼有他方面之成就，如欧阳修、苏轼是也。至于悱恻善怀，灵心多感，其情思常回翔于此种细美凄迷之域者，则为纯粹之词人，如李煜、晏幾道、秦观、周邦彦、姜夔、吴文英之伦皆是，而李易安亦其选也”。词之为体，要眇宜修，本以妍媚生姿，贵阴柔之美，李清照为女子，尤其能得其天性之所近。李清照承父母两系之遗传，灵襟秀气，超越恒流，察物观生，言哀涉乐，常在妍美幽约之境，感于心，出诸口，不加矫饰，自合于词，所谓自然之流露，虽清照或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如《点绛唇》词：
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
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
倚遍阑干，只是无情绪。
人何处。连天衰草，望断归来路。
又如《如梦令》词：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这大概都是少时所作，虽无深意，而婉美灵秀之致，非用力者所能及。
裴斐同志寄示所撰《别是一家词》的文稿中，曾以李清照的两首词与她以前以后的两位男性大词人李煜与辛弃疾的各一首内容相似之词对照，说明李清照词的女性特色，很有见地。兹转述裴同志之说如下：
裴文中首先举出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词，然后又举出李清照《武陵春》词：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
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裴文认为，这两首词都是写国破家亡之感，但风格迥别。前者直泻，后者婉转；前者沉重，后者轻灵；前者粗犷（所谓粗服乱头），后者细柔（伤痛中仍不失其矜持）。婉转、轻灵、细柔，自是女性美。裴文中又举出辛弃疾《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词，然后举出李清照《永遇乐》词：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
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
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
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
铺翠冠儿，拈金雪柳，簇带争济楚。
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
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两相对照，裴文认为，这两首词均写元宵，但从整体结构、用辞遣句和情调上看，则有霄壤之别。稼轩词豪，易安词悲，情调自不同。易安之词，情实激越，而妙在不著一字，含蓄委婉，全用铺叙，此亦足见女性之细。
二、有高超之境界。凡是第一流的诗人，多是有理想，能超脱，用情而不溺于情，赏物而不滞于物，沉挚之中，有轻灵之思，缠绵之内，具超旷之致，言情写景，皆从高一层着笔，使读之者如游山水，于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之中，常见秋云数片，缥缈天际。下边我们看李清照的《渔家傲》词：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勘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篷舟吹取三山去。
这首词能将屈原《远游》（或谓《远游》非屈原作，乃西汉人所依托，这里姑从旧说）中的情思意境融纳于数十字的小词之中，体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有姑射神人吸风饮露之致，这种境界在宋词中是罕见的。
即便寻常写景言情之作，李清照都是能从空际着笔，含蓄幽淡，造境清超，不滞于迹象。如《如梦令》云：“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又如《南乡子》上片云：“天上星河转，人间帘幕垂。凉生枕簟泪痕滋。起解罗衣，聊问夜何其。”又如《浣溪沙》下片云：“远岫出云催薄暮，细风吹雨弄轻阴。梨花欲谢恐难禁。”都可以做为例证。
三、富创辟之才能。凡是第一流之诗人，都能感自己之所感，写自己之所怀，其读古人之作，亦不过是取精用宏，以资借鉴。其所作偶尔像古之某家，则是因为他们的才情本来相近，发为作品，自然相似，并不一定是有意模仿，而主要的表现则是在开径独行，自创风格。李清照生于北宋末年，在她之前，名家辈出，佳作如林，但是李清照以高瞻远瞩之眼光，评论诸家，掎摭利病，不稍假借，上文已经论及。至于她的词作，亦自有其精神面目，晏殊之和婉，欧阳修之深美，张先之幽隽，柳永之绵博，苏轼之超旷，秦观之凄迷，晏幾道之高秀，贺铸之瑰丽，周邦彦之华赡，举不足以限之。大抵于芬馨之中，有神骏之致，适足以表现其胸怀襟韵，而早期灵秀，晚岁沉健，则又因年、因境而异。兹录其最足以表现创辟之才能者，如《声声慢》词：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这是一首千古传诵、极受称赞的杰作，最足以见出李清照创辟的才能。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善用叠字；二是能以寻常语度入音律。
关于善用叠字，南宋张端义即说，此词“寻寻觅觅”三句：“乃公孙大娘舞剑手，本朝非无能文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叠字者。……后叠又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又使叠字，俱无斧凿之痕。”（《贵耳集》卷上）罗大经也称赞此词：“起头连叠七字。以一妇人，乃能创意出奇如此。”（《鹤林玉露》卷一二）清万树亦谓李清照此词：“遒逸之气，如生龙活虎，非描塑可拟。其用字奇横而不妨音律，故卓绝千古。”（《词律》卷一○）按，此词开头连用七个叠字，下片又用两个叠字，通首共用九个叠字，确是“用字奇横”。夏承焘先生指出，在这些叠字中，“寻寻”、“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都是齿声，“点点滴滴”是舌声。此外，这首词中用舌声的共十五字，用齿声的共四十二字，“全词九十七字，而这两声却多至五十七字……这应是有意用啮齿叮咛的口吻，写自己忧郁惝怳的心情。不但读来明白如话，听来也有明显的声调美，充分表现乐章的特色。”（《月轮山词论集·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所论甚为细密，这也充分体现出李清照填词在用字组合与音律调配方面的创辟才能。
关于以寻常语度入音律，也是张端义首先提出的。他说：“易安居士李氏，赵明诚之妻。……晚年赋元宵《永遇乐》词云：‘落日熔金，暮云合璧’，已自工致。至于‘染柳烟轻，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气象更好。后叠云：‘于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皆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调者难。且秋词《声声慢》……更有一奇字云：‘守定窗儿，独自怎生得黑。’‘黑’字不许第二人押。妇人中有此文笔，殆间气也。”（《贵耳集》卷上）在晚唐、五代词的创始时期，温庭筠喜用藻彩，韦庄则善于白描，亦即是用寻常言语，李煜亦是如此。到北宋末年，词人运用典故、藻彩之风渐盛，贺铸、周邦彦可为代表。李清照填词，很少借助于典故、辞藻，而大多是用寻常口语度入音律，所谓“平淡入调”者。除上文所引张端义举出诸例之外，如：“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凤凰台上忆吹箫》）又如“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等等皆是。此类例证尚多。填词运用寻常口语，如能恰到好处，并非易事。这需要精心洗练，既能曲达情思，又要巧合音律。创作这种清空如话、纯洁无滓的佳词，有时比运用辞彩典故还要难一些。但李清照在这方面是很擅长的。
由于李清照词有这些突出的特长，所以她能在词坛上独树一帜，形成所谓“易安体”。侯寘《孏窟词》中有《眼儿媚·效易安体》词；辛弃疾《稼轩词》中亦有《丑奴儿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词。南宋灭亡之后，遗民刘辰翁作《永遇乐》词，题序云：“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从以上这些事例，都可以看出李清照词对后世之影响。
南宋人书中评论李清照者甚多，除去有几种书中传述关于其曾经“改嫁”的诬蔑不实之辞以外，大都皆是称赞的。除上文所引之外，再举其著者。朱弁说：“赵明诚妻，李格非女也。善属文，于诗尤工。晁无咎多对士大夫称之。”（《风月堂诗话》卷上）朱熹云：“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李有诗，大略云‘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云云。中散非汤、武得国，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朱子语类》卷一四○）朱熹是理学大师，评论人物，不轻许可，而对李清照称赞如此。理学家是向来重视封建礼教与名节的，如果李清照确有改嫁之事，理学大师朱熹是不会这样称赞她的。胡仔、王灼都是南宋的词论家，两人评论李清照，有褒有贬。胡仔不满意李清照的《词论》，认为“此论未公”，是“蚍蜉撼树”。这个问题，上文已讨论过，兹不赘述。但是胡仔仍然说：“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曾指出：“‘绿肥红瘦’，此语甚新。”又认为“九日”词“帘卷西风”数句，“亦妇人所难到”。（《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灼的意见。他说：“易安居士……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搢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碧鸡漫志》卷二）王灼说李清照“才力华赡……若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又说她“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可谓奖誉备至，评论也很中肯。但是接着他又贬抑李清照，说她“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搢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在我们今天看来，王灼贬责李清照的话，正是她的优点。李清照不但有才，而且有胆、有识，她作词，不但“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而且敢于“肆意落笔”，“无顾藉”，以发抒其内心深处之真情实感。在今传《漱玉词》中，并找不出所谓“闾巷荒淫之语”，她抒写怀念赵明诚的词作，无保留地发抒了夫妇间真挚之情，这又有什么不对呢？大概在封建礼教的约束之下，是不允许女子这样写诗写词的，这就是王灼所以既称赞李清照的词才而又加以贬责的缘故。这也正可以看出李清照是敢于冲破封建藩篱的。
总之，李清照的为人及其文学理论与创作，都表现出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有才学、有胆识，敢于冲击世俗的网罗，这就是所谓“神骏”。她论词，讥弹名家，不稍假借；她论政，主张抗战，反对投降；她填词，肆意落笔，无所顾藉。当时人既震惊于其作品的奇光异彩，又畏忌她论文、论政的锐利锋芒，于是称赞者有之，贬抑者有之，甚至于捕风捉影，造作谰言，诬蔑其“改嫁”者亦有之。于是李清照遂成为一个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人物。我们今天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给这位中国文学史上旷世绝伦的女词人作出一个公允的评价。
（《四川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收入《灵谿词说》）
〖注释〗
南宋人书中曾记载李清照有“改嫁”之事。明徐渤《笔精》开始为李清照“改嫁”说辩诬。清人卢见曾、吴衡照、俞正燮、陆心源、李慈铭、况周颐诸人均继续撰文为李清照辩诬。当代学者夏承焘、唐圭璋诸先生亦进行考辨，认为所谓李清照“改嫁”之说是不可信的。但是也有的学者撰文认为李清照确有改嫁之事。
最近黄墨谷先生作《为李清照“改嫁”再辩诬》一文（载《齐鲁学刊》1984年第6期），对于记载所谓李清照“改嫁”之事的所有资料做了全面的考查，进行了详明精核的论证，辨明所谓李清照“改嫁”之事，纯属南宋人诬蔑之辞与传闻之误。
黄文首先查明南宋人书最早记载李清照改嫁之事者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作于绍兴十八年）及王灼《碧鸡漫志》（作于绍兴十九年）。此二人是有意谤伤。其后洪适、赵彦卫、李心传诸人所记，则是误信传闻。至于李清照《投内翰綦公崇礼启》，本是谢其解救“颁金通敌”案者，而谤伤者加以窜改，增以“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诸语，作为李清照自认“改嫁”之证据。
黄文又例举了十数位南宋学者在谈到《金石录》与《后序》及清照其他著作时，均毫无微词，并均称赵明诚妻，易安居士。可见李清照并无改嫁之事。
我认为黄文论证详明精核，可称定论。我以上所举，只是其文中要点，读者请参看其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