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清照词
李清照（易安）词应当如何评价，是一个复杂细致颇费研究的问题。1959年，国内学术界曾对此问题展开讨论，意见仍多分歧。《文学评论》1961年第2期中刊载郭预衡先生的《李清照词的社会意义与艺术价值》一文，分析深细，其中有些意见我是赞同的，但是有两个问题，还可以商榷。
第一个就是李清照词的社会意义问题。
郭先生认为，在北宋亡国之后，“李清照和许多士大夫阶层的人物同样遭受了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痛苦。”“可以说，李清照的词到这时候已经不仅是个人悲欢的反映，而是代表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阶层的情绪了。”因此，郭先生就以当时士大夫的标准去衡量李清照，认为李清照词的社会意义是较小的，“它不是事变当中那种昂扬的积极的时代精神的反映，而是一种比较低沉和消极的时代精神的反映”。所以郭先生又说：“有的论者把这样的词看作是‘忠愤之语’或‘爱国的情感’，我以为不然。”（引文均见《文学评论》1961年第2期第74、第75、第76诸页）
我们知道，李清照是宋代的一位女词人。我们评论她的作品时，不应该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以当时士大夫的标准去衡量她是否可以呢？我想这也是不妥当的。所谓“士大夫”，当然都是男子。在封建社会中，男子和女子在社会上的地位是很悬殊的。一个地主阶级的士大夫，可以参与政治，并且按儒家传统的要求，他应当抱济世之志，有忧国之怀，以天下为己任。但是女子怎么样呢？地主阶级家庭中的女子，照例是关在闺中，料理家务，对她最高的要求，不过是相夫教子，做一个贤妻良母而已；国家大事是不许她参与的，她也无权过问的。试问，在这样的封建制度之下，我们是否可以用士大夫的标准去衡量李清照？当南宋之初，如果有一个士大夫，所作词中总是“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或是“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那当然是消极低沉，要不得的。但是李清照的情况不同。李清照是一个女子，既不能从政，更不能参军。“旌旗拥万夫”以抗击金兵，她是绝对做不到的；上“万字平戎策”以条陈政见，也是不允许的（所引皆辛弃疾词语）。如果她的词中出现了类似下列的壮语：
耳畔风波摇荡，身外功名飘忽，何路射旄头？
（张元幹词）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
（张孝祥词）
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辛弃疾词）
那倒是很不相称的，我们当然也不能这样要求她。况且李清照除去国破家亡之外，还有一件极痛心之事，就是她的丈夫赵明诚死去了。文学应该写生活的实践。李清照是封建社会中的一个女子，对于国家大事，她不能直接参与，她仅能把希望寄托在旁人身上，“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李清照诗句）以表示她对于时事的感愤、对于国家的关怀。虽然她在宋高宗绍兴四年金兵南攻时所作的《打马赋》（“打马”是一种赌博）中也曾说：“佛狸（北魏太武帝小名，此处用来比况进攻南宋的女真统治者）定见卯年死，贵贱纷纷尚流徙。满眼骅骝兼騄耳，时危安得真致此？老矣谁能致千里，但愿将相过淮水。”（《说郛》卷一九李清照《打马图经》颇有北上抗战的壮志，也不过只是一种假想而已。至于她自己凄苦的身世，感受亲切，使她发为长短句时，不能不哀怨感伤，如《声声慢》、《永遇乐》、《武陵春》等，这倒是自然而真实的。郭先生贬责李清照词“哭哭啼啼”。我认为，如果南宋初的一个士大夫，作词时总是哭哭啼啼，那当然是很不好的，而李清照词中的哭哭啼啼，则是可以理解的。在封建社会中，一个国破家亡、暮年丧偶、飘泊无归的女子，作词时还不许她哭几声，未免太苛求于古人了。
李清照对于封建礼教是有相当的反抗精神的。她打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规条，她要讲学问，作文章，作诗，作词，在词中大胆写出自己的思想感情，“肆意落笔，无顾藉”（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她有见解，敢说话，批评当时文人，讥弹以前词家。她也相当地关心国家命运，愤慨南宋初统治者逃避畏缩，不敢抗战，而作诗讽刺。李清照冲决封建藩篱的限度也就到此为止，这在当时已经是难能而可贵的。如果以士大夫的标准去衡量李清照这样一个女子，要求她能像辛弃疾、陆游那样积极昂扬，壮怀激烈，未免有点脱离实际了。
李清照以一个女子，不能参与国家军政大事，她作词时，通过自己凄苦身世的亲切感受，抚今思昔，以寄托缅怀故国之情，这是自然而真实的。正因为如此，所以还是有感人之力。南宋灭亡后，刘辰翁说：“余自乙亥上元（按，乙亥是宋帝㬎德祐元年，是岁元兵大举攻宋；次年，元兵入临安，俘宋帝北去。）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须溪词》，《永遇乐》词序。所以如果说李清照词中有“忠愤之语”，固然有点过誉，但是完全否定其中有爱国的情感，恐怕也是不公允的。
第二个就是李清照词中运用语言的问题。
郭先生论李清照词的艺术特点，是“直抒胸臆和用语的朴素自然”。又认为：“只有前代的李煜，和她有共同的特点。”这个意见很正确，我完全赞同。郭先生又加以发挥说：“李清照的语言艺术是由苦心锤炼而达到自然朴素的境界的。但这并非全由个人主观努力上的结果，这也由于生活变化和时代变革的影响。我们知道，在词的理论上，李清照并没有标榜过自然朴素，她是既反对村俗，又鄙薄尘下的，既主张用典，又看重学问的。……一个追求典雅的作家，在时代变动、生活变动的时刻，在经历了痛苦悲哀的时刻，再去数典用事是不可能的了，于是直抒胸臆就成了本色。”（以上引文均见《文学评论》1961年第2期，第77页）这段意见在理论上固然讲得通，但是与李清照论词作词的情况似乎并不符合。
我认为，李清照并不是一个追求典雅的作家，她论词也不主张用典，而作词用语朴素自然是她一贯的作风，并非由于时代变革、生活变动而有所改易。
李清照论词的意见，见于《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文长不备引。其中并无主张作词要用典的话。李清照批评柳永“词语尘下”。据我的理解，并不是因为柳词多用通俗的语言，而是指责柳词中写男女爱情过于露骨，有低级趣味，格调不高。李清照又批评贺铸词“苦少典重”。“典重”二字，似乎也不是指的用典故。因为贺铸的词，无论他自己的估计或是旁人的评论，都认为是喜欢用典、善于锤炼字面的。贺铸自己说：“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宋史·文苑·贺铸传》）张炎也说：“贺方回、吴梦窗皆善于炼字面，多于温庭筠、李长吉诗中来。”（《词源》卷下）所以像贺铸这样的词，李清照也不至于还认为它是缺少典故的。至于李清照自己作词，一贯的是喜欢运用朴素自然的语言，少时所作，即是如此。例如：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一剪梅》）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醉花阴》）
都是以寻常言语度入音律，并不是晚年由于时代变革、生活变动而运用语言才趋于朴素自然的。国破家亡之痛，流离颠沛之苦，使李清照词的风格意境变了，由婉约轻倩而变为激楚苍凉，至于运用语言方面，似乎并没有什么大变化。
我对于李清照词论的解释，郭先生可能还不同意，我不妨再补充一点意见。照郭先生的说法，李清照早年论词，主张典雅，反对村俗，晚年由于时代变动、生活变动，于是作词时运用朴素自然的语言。这种说法如果能够成立，必须有一种先决的条件，就是肯定李清照词论是早年所作。但是这件事是无法肯定的。《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引李清照词论，并没有说它是李清照早年作品，此外，在其他书中也找不到任何资料来说明这一点。所以李清照词论可能是早年所作，也可能是晚年所作。如果是晚年所作，郭先生的说法就讲不通了。李清照不可能在同一个时候论词是主张典雅，反对村俗，而自己作词则大量运用通俗语言。同一个作家，所持理论与创作实践这样矛盾，是不合情理的。照我的说法，李清照论词并未主张用典，而她作词喜欢运用朴素自然的语言，是由早年到晚年一贯的作风，那么，李清照的词论无论是早年所作或者是晚年所作，解释起来都没有窒碍了。
以上两点意见，未必正确，姑且提出，以供商讨。
（1962年2月15日《成都晚报》。收入《冰茧庵丛稿》）
〖注释〗
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一五《易安居士事辑》中引《打马赋》“时危安得真致此”句下有“木兰横戈好女子”一句。有此一句，意义似乎更好一些。我所引《说郛》（涵芬楼据明钞本排印）本中无此句。俞氏所据，不知何本。
陆游《渭南文集》卷三五《夫人孙氏墓志铭》：“夫人幼有淑质。故赵建康明诚之配李氏以文辞名家，欲以其学传夫人，时夫人始十馀岁，谢不可，曰：才藻非女子事也。”孙氏之言可以代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般拘守礼法的女子的思想，而由此也正可以看出李清照的出类拔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