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辛词与《庄》、《骚》
超旷豪雄各不同。苏、辛词境树新风。
黄流九曲寻源去，都在《庄》、《骚》孕育中。
我昔年论诗，曾提出过一种见解，大意是说：
吾国古人之诗，或出于《庄》，或出于《骚》。盖诗以情为主，故诗人皆深于哀乐；然同为深于哀乐，而又有两种殊异之方式，一为入而能出，一为往而不返。入而能出者超旷，往而不返者缠绵。庄子与屈原恰好为此两种诗人之代表。……庄子虽深于哀乐，而不滞于哀乐，虽善感而又能自遣。屈原则不然，其用情专一，沉绵深曲，生平忠君爱国，当遭谗被放之后，犹悱恻思君，潺湲流涕，忧伤悼痛，不能自已。……盖庄子之用情，如蜻蜓点水，旋点旋飞；屈原之用情，则如春蚕作茧，愈缚愈紧。自汉、魏以降之诗人，率不出此两种类型。
（拙著《诗词散论·论李义山诗》）
如果按照这个观点来看宋词，我认为，苏东坡词出于《庄》，而辛稼轩词则出于《骚》。（这只是就其大的倾向而言，不可以沾滞求之。）下边，各举两人的代表作以说明之。
先看苏东坡的一首词：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丙辰是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这时苏东坡正知密州（山东诸城县）。上半阕写中秋之夜在月下饮酒时的逸兴遐思，因望月而欲乘风上天，又恐高寒不可及，于是自作宽慰，认为在月色澄明中翩翩起舞，顾影自喜，这种境界已是仿佛天上，又哪像在人间呢？情思意境极为超旷。（按，“何似在人间”句，论释宋词者有不同的理解，还曾展开过讨论。我之所以这样解释，应当说明理由。为了避免行文支蔓，我将解释的理由写成“附注”，置于本篇之末。）这首词的下半阕，因望月而怀念其远方的弟弟子由（这时苏子由在济南），虽怅恨不能见面，但是转念一想，悲欢离合是人生之常，只要能够“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也就足以自慰了。
这首词，向往天上的琼楼玉宇，怀念远方的胞弟子由，虽皆不能如愿，但并不陷于忧郁，而是善自宽慰，充分表现了其超脱旷远的襟怀。这种入而能出，寓意于物而不留滞于物，正是庄子的思想。苏东坡一生仕途坎坷，屡遭挫折，其境遇有非常人所能堪者。而东坡则始终处以达观，未尝憔悴忧伤，不能自拔，这也是他平生的素养所致，亦即是他有得于《庄子》之哲理者。刘熙载亦谓，东坡诗“出于庄者十之八九”（《艺概》卷二）。其词也有类似情况。
至于这首词是否有寄托呢？据《岁时广记》卷二一《复雅歌词》说，东坡作这首《水调歌头》之后八年的元丰七年（1084），“都下传唱此词”，内侍录呈神宗。神宗读至“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按，上文引此词，作“惟恐”，盖当时所传诵有作“又恐”者），曰：“苏轼终是爱君。”乃命量移汝州。（按，东坡于元丰三年贬居黄州。）据此所记，宋神宗曾认为苏东坡是以向往天上隐喻其向往君主之心的。但是，这不过只是神宗的推测，至于苏东坡作此词时是否有这种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之思，那就很难断定了。本来古代名家填词，其中的寄托，大都是“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已，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况周颐语，见《蕙风词话》卷五），不可以沾滞求之的。苏轼本是有政治抱负而且曾寄希望于神宗的。他因为反对新法，由中朝官外放为杭州通判，又徙知密州，他在中秋望月向往天上之时，偶尔寄托其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之思，也未尝无此可能。但这只是可能，而难以断定。读者应当用不即不离的看法，而不可以胶柱鼓瑟以求之。
下边，再看辛稼轩的一首词：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阑，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摸鱼儿·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
“淳熙己亥”，是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稼轩由湖北转运副使调任湖南转运副使时作此词。
辛稼轩是一位具有壮怀伟志文武全才的人。他是济南人，生长于女真贵族统治的北方，即所谓金朝。当宋高宗末年，金主完颜亮举兵南下攻宋之时，辛稼轩与耿京在山东同举义兵，后来，叛将张安国杀耿京降金，辛稼轩又杀张安国，率兵南下，献俘行在（建康）。这时是高宗绍兴三十二年，稼轩仅二十三岁，已经表现出非凡的智勇。孝宗初年，有志恢复，辛稼轩奏进《美芹十论》，条陈大计，又被孝宗召对延和殿，陈述保淮、练民守边诸议，似乎颇得到孝宗的欣赏。但是孝宗并非坚持抗金的英主，而辛稼轩以北人南归，又不免受到歧视，所以孝宗并未委以恢复重任。淳熙五年，辛稼轩以大理少卿出为湖北转运副使（管漕运的官）。次年，改任湖南转运副使。这时稼轩已经四十岁了。他看到南宋国势衰微，自伤怀才不遇，救国无从，故作此词以发抒愤懑。
这首词纯用比兴之法，上半阕借伤春、惜春以慨叹南宋国势之微弱，下半阕用汉武帝与陈皇后的故事，以夫妇喻君臣，说孝宗最初虽似器重自己，但是后来又不能信任，使自己感到失望。篇末“休去倚危阑，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三句，借喻国势之可危，志士之悲愤，极为沉痛。
梁启超《稼轩词疏证》卷一评此词云：“先生本功名之士，惟专阃足以展其骥足，碌碌钱谷，当非所乐。此次去湖北任，谓当有新除，然仍移漕湖南，殊乖本望。故曰‘准拟佳期又误’也。本年《论盗贼札子》有云：‘臣孤危一身久矣，荷陛下保全，事有可危，杀身不顾。’又云：‘生平则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则‘蛾眉曾有人妒’，亦是实情。盖归正北人，骤跻通显，已不为南士所喜；而先生以磊落英多之姿，好谈天下大略，又遇事负责任，与南朝士大夫泄沓柔靡风习尤不相容，前此两任帅府皆不能久于其任，或即缘此。诗可以怨，怨固宜矣。”按梁氏之言，分析深细，故征引于此，以备参考。
辛稼轩抗金报国的志向是非常坚定的，情感也是极为激昂的。尽管他一生屡受挫折，但始终不消极，真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黄幹说：当时“黑白杂糅，贤不肖混淆，佞谀满前，横恩四出”，对稼轩“抑遏摧伏，不使得以尽其才”。（《与辛稼轩侍郎书》。转引自邓广铭《辛稼轩年谱》）但是稼轩并不灰心。宁宗嘉泰四年（1204），稼轩已六十五岁矣，知镇江府，认为金国必乱亡，积极准备北伐。次年，以言者论列，罢官。直到开禧三年（1207），临死时，“还大呼‘杀贼’数声而止。”（邓广铭著《辛谱》引《康熙济南府志·人物志·稼轩小传》）
辛稼轩这种坚凝执著、往而不返的精神与屈原所谓“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极为相似。屈原最初得到楚怀王信任，委以国政，后来怀王信谗而疏屈原。屈原虽怨君而仍忠于楚国，他说：“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离骚》）在这一点上，辛稼轩与屈原有同样的遭遇和心情。屈原借美人香草之辞发抒其政治上的感愤，芳馨悱恻，成为千古绝唱，而辛稼轩这首《摸鱼儿》词也是这样。昔姚鼐评张九龄《望月怀远》诗“是五律中《离骚》”，我认为，辛稼轩这首《摸鱼儿》词则是宋词中的《离骚》。
苏东坡《水调歌头》词，向往天上，怀念胞弟，所期不能得，则勉自宽慰，付诸达观。辛稼轩《摸鱼儿》词，借陈皇后事怨孝宗不能信任自己。下边两句：“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就是说，像杨玉环、赵飞燕那样深受君主赏爱之人，最后也是归于黄土，似乎也是勉自宽解，但是下边紧接着又说，“闲愁最苦”，仍然是不能排遣，结处烟柳斜阳之句，更是表达了沉忧深怨，据说，还曾引起宋孝宗的不悦。（《鹤林玉露》卷一）
近些年来，苏、辛词颇为论者所重，然而真正理解苏、辛词却也并不容易，仅仅以所谓“豪放”推崇他们，实在是皮相之论。陈廷焯提出苏词“极超旷”而辛词“极悲郁”，其所以能造此境者，由于本人之胸襟气概。这确是造微之论。兹引其言以作本篇之总结。
东坡心地光明磊落，忠爱根于性生，故词极超旷而意极和平。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机会不来……故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苏、辛两家，各自不同，后人无东坡胸襟，又无稼轩气概，漫为规模，适形粗鄙耳。
（《白雨斋词话》卷六）
（《四川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收入《灵谿词说》）
〖附记〗
对东坡《水调歌头》词“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两句，我的解释是，在月色澄明中翩翩起舞，顾影自喜，这种境界已是仿佛天上，又哪像在人间呢？清黄蓼园《蓼园词选》中解释这两句词时说：“仿佛神魂归去，几不知身在人间也。”我的解释即是采用黄蓼园的说法的。但是近来有些论者认为“何似在人间”不是“哪像在人间呢”的疑问之意，而是“何如在人间”的肯定之意，就是说，苏东坡认为，天上还不如人间，这是他对现实人生的热爱。我认为，从全词来玩味，这样解释不符合东坡的原意。东坡兼有老庄和佛家的思想，他向往天上，或者以天上境界寄托其理想，这是很自然的，并无须勉强加给他以“热爱现实”之意，况且以向往天上寄托其理想，也并不妨碍其热爱现实。此外，宋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三说：“歌者袁绹，乃天宝之李龟年也。宣和间供奉九重，尝为吾言，东坡公尝与客游金山，适中秋夕……俄月色如画，遂共登金山山顶之妙高台，命绹歌其《水调歌头》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歌罢，坡为起舞，而顾问曰，‘此便是神仙矣。’”由此节所记，亦可旁证坡词所谓“何似在人间”，即是“此便是神仙矣”之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