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范仲淹词
平生忧乐关天下，经略边疆赋壮词。
别有深情流露处，眉间心上耐寻思。
范仲淹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并非专业词人。他出将入相，功业显著，偶尔填词，但所作甚少，传世者仅寥寥数首。（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在范仲淹的“传记”中说：“仲淹词传作甚少，《彊村丛书》所刻《范文正公诗馀》，只得六首，而《忆王孙》一首为李重元作，见《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七，不知何以竟行辑入也。”）但在宋词发展史上，范仲淹是应当特别受到重视的。
任何一种文学体裁，都应当不断地开拓与革新，才有生命力，而在这方面有贡献的作者，是值得称赞的。世之论者，多以宋词的开拓与革新归功于苏轼。胡寅说：“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皁隶，而耆卿为舆台矣。”（《酒边词序》）这段话点出苏轼在填词方面开拓新境之功，是很中肯的。但是范仲淹已经在这条道路上先走了一步，不过他作词甚少，影响不大而已，所以我们要特别阐述一下。
下面是他的一首《渔家傲》词：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首词是范仲淹镇守西北边疆时的作品。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西夏主元昊称帝，进攻宋边，宋军屡败，丧师失地，形势危急。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受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陕西省延安市），次年庆历元年（1041）五月，又徙知庆州（甘肃省庆阳县），时四路置帅，仲淹任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至庆历三年（1043），始内召为枢密副使，又改参知政事。范仲淹守卫西北边疆凡三年，筑城要害，训练士卒，号令明白，屡挫敌兵。《宋史》本传说：“贼亦不敢辄犯其境。”边上谣曰：“军中有一韩（按指韩琦，时为秦凤路经略安抚使），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五朝名臣言行录》七之二）其声威远震如此。
《渔家傲》词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词中上半阕描写边塞荒凉、大军戍守的艰苦情况，“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诸句写得非常逼真；而“燕然未勒归无计”，则道出了自己灭敌报国的雄心壮志；至于“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则是对于久戍将士的同情。正是因为范仲淹有这样的襟怀抱负与生活实践，同时又有文学才华与修养，所以才能写出这首词，并创造了相应的沉雄激壮的风格，在宋词的发展上是一个大突破；也当得起“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的评语。
在词体兴起的初期，晚唐、西蜀作者的《花间》词，虽有一定的艺术特色，温庭筠、韦庄在造境精美、抒情深婉方面均各有所贡献，但是也有相当大的局限。南唐词人冯延巳、李煜都作出新发展。冯延巳词能写出感情的境界，使词的体式有更多的含蕴。李煜亡国后诸作，“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人间词话》），更是对《花间》词的一个突破。北宋前期，晏、欧诸公在意境深远，融入哲理方面有新贡献，但风格仍沿南唐之旧。范仲淹《渔家傲》词的确又是一个突破传统的杰作，而可以下开苏、辛。欧阳修谓范仲淹这首词为“穷塞主词”（《东轩笔录》），似有不满之意。大概欧阳修在词的创作上，仍不免还有些拘守传统的思想，故未能充分认识范词之特长也。
范仲淹作这首词，只是很自然地抒写自己真诚的感受与襟抱，并未尝有创造新格、自矜得意以与专业词人争长短的想法。同时，他还写了另外一种风格的词，如《御街行》：
纷纷坠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又如《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
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山映斜阳天接水。
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读去声）。
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
明月楼高休独倚。
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这两首词又与《渔家傲》词之沉雄激壮者不同，而是“柔情”、“丽语”（邹祗谟评语，见《远志斋词衷》），仍是沿袭《花间》词的婉约风格，但是也有所发展。譬如《苏幕遮》上半阕写秋日倚楼远望之景，如“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御街行》上半阕写夜景，如“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都是气象阔远。至于言情者，如“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又如“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又非常柔婉、缠绵、沉挚。李清照的名句：“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一剪梅》）就是从范词中脱化出来的。
范仲淹既能作壮词，也能作绮语，既能豪放，也能婉约。他作词时，都是抒写真实的感受与情思，配合其内容，而产生相应的风格，纯是自然流露，并未尝有意要如何作，也未尝考虑到这两种风格有什么高下的差异。范词之所以可贵，正在于此。
其实苏轼作词也是这样的。苏轼的豪放词为后人所推重，认为可以开拓新境，矫《花间》之弊，这固然是对的；但是苏轼自己似乎并未尝矜心作意，要以此标新。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中有这样一段话：
陈后山谓“子瞻以诗为词”，大是妄论。……盖诗词只是一理，不容异观。自世之末作，习为纤艳柔脆，以投流俗之好，高人胜士，亦或以是相胜，而日趋于委靡，遂谓其体当然，而不知流弊之至此也。文伯起曰：“先生虑其不幸而溺于彼，故援而止之，特立新意，寓以诗人句法。”是亦不然。公雄文大手，乐府乃其游戏，顾岂与流俗争胜哉！盖其天资不凡，辞气迈往，故落笔皆绝尘耳。
王若虚的话很有见地，所以吴衡照说：“此条论坡公词极透彻，髯翁乐府之妙，得滹南而论定也。”（《莲子居诗话》）王若虚认为苏轼“天资不凡，辞气迈往，故落笔皆绝尘”，因此，他创作豪放词，纯是出于自然，并无“与流俗争胜”之意。按，创作诗文出于自然，是苏轼的一贯态度。他在《答谢民师书》中主张作文要“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又在《江行唱和集叙》中说：“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所以苏轼虽然开创了豪放词，但也写过许多婉约的词，如《少年游》（去年相送）、《洞仙歌》（冰肌玉骨）、《贺新郎》（乳燕飞华屋）、《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记得画屏初会遇、蝶懒莺慵春过半）、《江城子》（凤凰山下雨初晴、腻红匀脸衬檀唇）等等。这也说明苏轼作词纯任自然，亦如陶渊明作诗是“写胸中之妙”而已。
范仲淹并非专业词人，他少以天下为己任，常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入仕以后，感激论事，奋不顾身，主持正义，不畏权贵。《宋史》本传说：“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他镇守西北边疆时，则能抗御强敌，后来入为参知政事，提出十项主张，想整顿吏治，精选人才，发展农桑，减轻徭役，训练军队，增强武备，以矫宋朝积弱、积贫之弊。他平生所关心者是国计民生的大事，并不想在文墨上与人争短长；不过，诚于中者形于外，正因为他有这样的襟怀抱负，所以馀事填词，也是很精彩的。
在宋词的发展中，形成婉约与豪放两派，但是这两派并非水火不相容的。婉约派词人也偶作壮词，而豪放派词人也常有婉约之作，甚至于有能融合豪放与婉约为一者，如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词。这两派词也各有流弊，学婉约词者，其弊为纤艳柔靡；学豪放词者，其弊为粗野质直。今之论古人词者，有一部分人惯用这样一种标准，很简单地认为凡是豪放词就比婉约词好，于是看到豪放词即加以称赞，看到婉约词则加以贬抑，或置而不论。这种简单化的评论方法是不妥当的，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马列主义向来主张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马克思说：“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166页）其实，不仅是历史科学如此，研究任何科学，都不能很简单地“专靠一些公式”。余久蓄此意，因论范仲淹词而附及之。
（《四川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收入《灵谿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