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词平议
活色生香情意真，莫将“侧艳”贬词人。
风骚体制因时变，要眇宜修拓境新。
固多儿女柔情语，亦有风云感慨辞。
红藕野塘亡国泪，残星金甲戍边思。
淮海清真晏小山，发源同是出《花间》。
滥觞一曲潺湲水，万里波涛自不还。
所谓《花间》词，即是指《花间集》所选的曲子词。《花间集》十卷是五代后蜀赵崇祚所辑，有后主广政三年（940）欧阳炯序文。集中辑录温庭筠、皇甫松、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毛文锡、牛希济、欧阳炯、和凝、顾敻、孙光宪、魏承班、鹿虔扆、阎选、尹鹗、毛熙震、李珣十八家词五百首。其中温庭筠、皇甫松为晚唐人，和凝仕于中原梁、唐、晋、汉、周五代，孙光宪仕于南平高氏，其馀十四人都是仕于西蜀者。（有人认为薛昭蕴即是晚唐之薛昭纬，张泌是南唐人，仕于李后主时。这都是误解。）
词是唐代开元以后新兴的一种文学体裁，是配合燕乐而歌唱的曲子词。最初创始于民间，如《敦煌曲子词集》所录者；自中唐以后，文人刘禹锡、白居易等按拍填词，晚唐温庭筠更大力创作（其词传世者七十馀首），提高词的艺术风格，遂为此新兴的文学体裁之奠基者。五代十国时，分裂割据，战乱频繁，不利于文学事业的发展，但是新兴的词体是富有生命力而不可扼止的，所以它还是能够在适当的土壤如西蜀、南唐这两个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的地区滋生起来，出了不少词人与词作，其中颇有杰出者。南宋王灼、陆游都指出这一现象。王灼说：“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极矣，独乐章可喜，虽乏高韵，而一种奇巧，各自立格，不相沿袭。”（《碧鸡漫志》卷二）陆游也说：“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渭南文集》卷三○《跋花间集》）可见五代词上承唐代，下开南宋，是不可忽视的。
《花间集》就是选录晚唐、五代（尤其是西蜀）曲子词的第一部总集，所以陈振孙谓其为“近世倚声填词之祖”（《直斋书录解题》），对后世影响很大。因为《花间集》中多是叙写男女之情的艳词（当然也有其他方面的作品，详下文），所以古人或评其为“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刘熙载《艺概》卷四）而今人则更多加以责难，如有人说：“作为晚唐、五代词人代表作的《花间集》，几乎千篇一律都是抒写绮靡生活中的艳事闲愁，在他们的词里很难看到时代的影子。”（胡云翼《宋词选·前言》）又有人说，《花间集》所录是“专以描写女人为能事的词”，又说：“绝大部分都是蹈袭温庭筠香软词风的后尘，而内容却显得更加颓靡，风骨也尤见苒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第531页）这些评论虽然说出一些表面现象，但是缺乏深入细致的全面分析。现在我们根据词史发展的具体情况加以讨论。
《花间》词为什么多是写艳情呢？为什么没有或很少写到国事民生呢？这是因为，在晚唐、五代词体初兴时，它只是一种为应歌而写的乐府新辞，当“朋僚亲旧或当燕集”之时，词人有作，使唱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遣兴”（陈世修《阳春集序》）。又因为当时唱词者都是女子，词人填词时取材于当前情事，于是多是叙写歌女的容貌、才艺以及词人与歌女的欢聚爱慕、伤离怨别之情，正如晏幾道自序其《小山词》所谓“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这样做，作者与歌者都会感到亲切，而其相应的风格则是清丽婉约。欧阳炯《花间集序》也说出这种情况：“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手，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王灼也说：“今人独重女音，不复问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词亦尚婉媚。”（《碧鸡漫志》卷一）这是晚唐、五代词人填词时特定的情况。至于对国事民生关怀之情，则发抒于古今体诗中，而不放在词中。譬如温庭筠，史称其“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旧唐书》本传）。所谓“侧艳”者，即是不合雅正之意也。但是温庭筠诗集中却也并不乏雅正之作。其中有同情人民疾苦者，如《烧歌》“谁知苍翠容，尽作官家税”；有忧念边防者，如《山中与诸道友夜坐闻边防不宁因示同志》“韬钤岂足为经济，岩壑何尝是隐沦。心许故人知此意，古来知者竟谁人”；有凭吊古迹以寄慨者，如《过陈琳墓》、《蔡中郎坟》、《过孔北海墓》、《过五丈原》；有歌咏本朝杨贵妃事而隐寓讽刺者，如《华清宫二十二韵》、《洞户二十二韵》、《华清宫和杜舍人》；至于发抒怀才不遇之感愤者，如《寓怀》、《秋日》、《郊居秋日怀一二知己》之类的诗篇就更多了。但是，这些内容在其词作中都无所反映，其词作如《菩萨蛮》、《更漏子》等，都只是写绮怀闺怨。（张惠言谓温词《菩萨蛮》有感士不遇之意，乃穿凿附会之说，不可信，论者多已辨之。）再如晚唐另一位诗人韩偓，其出仕当唐、梁易代之际，他尽忠王室，痛嫉强藩（朱全忠），因此遭谗被贬。他借诗篇以抒写悲愤，所作如《冬至夜作》、《故都》、《有瞩》、《感事三十四韵》、《安贫》、《八月六日作四首》等，既发抒忠愤，又反映现实，沉郁苍凉，无愧诗史；但他的词作如《生查子》、《浣溪沙》，所写者仍不外闺情绮怨。就温、韩二人的事例看来，当时人认为曲子词其文小，其体卑，只是酒筵遣兴的唱辞，而不宜用以抒写忧国忧民之情，而这种情怀应在古今体诗中反映。西蜀词人大概也是这个态度。这是词体发展在特定时期的特定情况。我们如果了解这一点，怎么还能责难《花间》词人都是写“艳事闲愁”，“很难看到时代的影子”呢？
不过，事物总是经常发展变化的。词体发展初期的“花间”词虽有其局限性，但是它是新生之物，有生命力，在以后的两宋三百年中，词的内涵与风格不断地开拓创新，于是词可以写边塞将帅报国之情（范仲淹），可以写仕途升沉寥落之感（柳永、周邦彦），可以咏史吊古（苏轼），可以发抒政治感愤（苏轼、黄庭坚、秦观、贺铸）。南渡之后，强敌侵陵，忠义之士如岳飞、张元幹、张孝祥、辛弃疾、陆游以至于文天祥之伦，皆以词作发抒其抗战报国的雄心壮志。及乎宋室倾覆，故国沦亡，遗民故老又以词作写其《黍离》、《麦秀》之悲（刘辰翁、王沂孙、张炎）。这许多词作已经不是歌筵酒席娱宾遣兴的小曲，而成为志士仁人抒怀言志的鸿篇，可以上与《风》、《骚》同流，而承继六朝、三唐诗歌的优良传统。时会迁移，境界各异，我们不能将这种造诣要求晚唐温、韩诸词人，当然也不能要求五代西蜀诸词人。运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方法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实事求是，避免公式化，乃是我们研治文史所应遵循的原则。
下面我们将评论《花间集》中的具体作品。
《花间集》词人以温庭筠、韦庄为冠冕。温词秾丽，韦词清疏，各有其独自的特色。其馀诸词人大抵无有显著的个性。《花间集》中所录艳词最多，其中固然有伤于浅露，格调不高者，如“兰麝细香闻喘息，绮罗纤缕见肌肤。此时还恨薄情无”（欧阳炯《浣溪沙》）、“山枕上，私语口脂香”（顾敻《甘州子》）之类，但是着笔淡雅，含蓄蕴藉，意境较高之作还是不少的。
温庭筠、韦庄所作艳词，如温的《菩萨蛮》、《更漏子》等，能叙写精美物象，引人遐思，韦的《荷叶杯》、《女冠子》等，能发抒真挚感情，沁人心脾，而其《菩萨蛮》五首，则兼有身世家国之感，又不仅以艳情限矣。对于这两家词的特长，叶嘉莹教授在其所撰《论温庭筠词》、《论韦庄词》中有精到的评述，这里不再复述。下面专论温、韦两家以外西蜀词人的艳词。（孙光宪祖籍陵州贵平县，今四川仁寿，也是西蜀人；他出仕的南平与西蜀接壤，他与西蜀词坛是关系密切、声气相通的，所以《花间集》选录其词六十首，数量之多仅次于温庭筠。因此，我们也可以把他算做西蜀词人。）先看牛峤的《望江怨》：
东风急。惜别花时手频执。罗帷愁独入。马嘶残雨春芜湿。倚门立。寄语薄情郎，粉香和泪泣。
这是一首写女子送别其情侣的短词。起二句点出春天花时惜别的依恋之情。别后就将孤寂了，所以说“罗帷愁独入”。下边不写情，突然接一个写景之句“马嘶残雨春芜湿”，短短七个字中，写出数种景物，残雨之中，春芜沾湿，征马嘶鸣，行人将发，借景衬情，笔力奇横，别意凄凉。末三句写不忍分离的缠绵之情。况周颐评云：“昔人情语艳语，大都靡曼为工。牛松卿《望江怨》云……繁弦促柱间有劲气暗转，愈转愈深。此等佳处，南宋名作中间一见之，北宋人虽绵博如柳屯田，顾未克办。”（《餐樱庑词话》，转引自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下文引况氏语，均出此书。）
再看张泌的《浣溪沙》：
枕障熏炉隔绣帏。二年终日两相思。杏花明月始应知。
天上人间何处去，旧欢新梦觉来时。黄昏微雨画帘垂。
这大概是张泌怀念其所爱女子之词。词中不多从正面写情，而是以景语衬托。不说两年相思之情如何深切，而说“杏花明月始应知”。“天上”两句点出相念之情，但不再说下去，而以“黄昏微雨画帘垂”作结。着笔极淡而含蕴无尽。
再看毛文锡的《醉花间》：
休相问。怕相问。相问还添恨。
春水满塘生，鸂鶒还相趁。
昨夜雨霏霏，临明寒一阵。
偏忆戍楼人，久绝边庭信。
这是写女子怀念戍边远人者。开头三句一句一折，点出“添恨”，但未明说所恨者为何事。“春水”二句用景语寓离情，鸂鶒可以雌雄相趁，反衬人之孤独。“昨夜”二句写孤寂情况。末二句始点出怀人，章法灵活。况周颐评此词云：“余只喜其《醉花间》后段，情景不多，写出政复不易。语淡而真，亦轻清，亦沉着。”
再看牛希济的《生查子》：
春山烟欲收，天淡稀星小。
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
语已多，情未了。
回首犹重道。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这是一首送别之词。上片写清晨送别，情景凄凉。下片“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二句，是男子临别时对其所爱女子说的话，表示离别之后，怀念不忘，因为记得女子常穿着的绿罗裙，以后随处见到碧色的芳草亦将发生怜爱之意，情思甚为缠绵。因碧草而联想到罗裙，古人诗句中曾有之。江总妻《赋春草》诗：“雨过草芊芊，连云锁南陌。门前君试看，是妾罗裙色。”杜甫《琴台》诗也有“蔓草惜罗裙”之句。不过，牛希济这两句词是否即是有意运化以上诸诗句呢？恐怕不见得。因为在五代时，还没有北宋末年贺铸、周邦彦有意运化古人诗句入词以逞工巧的那种风气。
再看顾敻的《醉公子》：
漠漠秋云淡。红藕香侵槛。
枕倚小山屏。金铺向晚扃。
睡起横波慢。独望情何限。
衰柳数声蝉。魂销似去年。
这是一首女子怀人之词。上片写初秋深闺凄凉景况，设色艳丽，饶有画意，仿佛一幅精美的仕女图。下片“睡起”二句略点怀人。“衰柳”二句宕开，因听见衰柳蝉声而联想到去年的“魂销”（指离别之感，用江淹《别赋》“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亦即是去年的离别之情，极有远韵远神。郑文焯评此词云：“极古拙，亦极高淡，非五代不能有是词境。”（转引自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况周颐评顾敻词云：“顾太尉，五代艳词上驷也。工致丽密，时复清疏，以艳之神与骨为清，其艳乃益入神入骨。其体格如宋院画工笔折枝小帧，非元人设色所及。”（《餐樱庑词话》，转引自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
再看孙光宪的《谒金门》：
留不得。留得也应无益。
白纻春衫如雪色。扬州初去日。
轻别离，甘抛掷。江上满帆风疾。
却羡彩鸳三十六。孤鸾还一只。
这是孙光宪与其所爱女子离别之词。起二句深折沉痛，言无论如何亦不能留住也。“白纻”二句回忆从前。下片写乘舟远去。末二句以“彩鸳”、“孤鸾”作比兴以衬托自己离别情侣后孤寂之苦。通首用笔峭拔顿折，虽是艳词而有清刚之致。
综观以上所标举的几首词，再加以温庭筠的《菩萨蛮》、《更漏子》，韦庄的《荷叶杯》、《女冠子》、《菩萨蛮》诸词，可以看出，《花间集》中许多艳词的佳作，大抵都是清婉蕴藉，情景相生，笔法灵变，有远韵远神，而无尘下浅露之弊，诚如南宋晁谦之所谓“情真而调逸，思深而言婉”者（宋绍兴本《花间集》晁跋，转引自李一氓同志《花间集校》），大大提高了敦煌曲子词的艺术风格，而对后世很有影响。北宋晏殊、欧阳修、张先、柳永、晏幾道、秦观、贺铸、周邦彦诸词人均受其沾溉，绝不可因为是“侧艳”之词而低估其作用。
上文说过，《花间》词人在当时填词的特定环境中所作多属艳词，但也绝不是说他们就没有其他方面的词作。当他们凭吊古迹，涉想边塞，羁旅行役，看到异乡风土景物，甚至于感伤亡国之时，也不免偶尔将这些内容写入词中，不过数量不多而已。其中有凭吊怀古者，如：
十二高峰天外寒。竹梢轻拂仙坛。宝衣行雨在云端。画帘深殿，香雾冷风残。欲问楚王何处去，翠屏犹掩金鸾。猿啼明月照空滩。孤舟行客，惊梦亦艰难。（王国维谓此词“有轩翥之意”，见《人间词话·附录》。）
（阎选《临江仙》）
莺啼燕语芳菲节。瑞庭花发。
昔时欢宴歌声揭。管弦清越。
自从陵谷追游歇。画梁尘黦（音郁，色坏也）。
伤心一片如珪月。闲锁宫阙。
（王国维爱此词，谓其“不独意胜，即以调论，亦有俊上清越之致”，见《人间词话·附录》。）
（毛熙震《后庭花》）
有写边塞者，如：
紫塞月明千里，金甲冷，戍楼寒。
梦长安。
乡思望中天阔。
漏残星亦残。画角数声呜咽。雪漫漫。
（牛峤《定西番》）
有写羁旅行役兼及异乡风土景物者，如：
岸远沙平。日斜归路晚霞明。
孔雀自怜金翠尾。临水。认得行人惊不起。
（欧阳炯《南乡子》）
棹举。舟去。波光渺渺，不知何处。岸花汀草共依依。雨微。鹧鸪相逐飞。天涯离恨江声咽。啼猿切。此意向谁说？倚兰桡。独无憀。魂销。小炉香欲焦。（况周颐评此词云：“毫不著力，自然清远。”）
（顾敻《河传》）
渔市散，渡船稀。
越南云树望中微。
行客待潮天欲暮。
送春浦。
愁听猩猩啼瘴雨。
相见处，晚晴天。
刺桐花下越台前。
暗里回眸深属意。
遗双翠。
骑象背人先过水。
（李珣《南乡子》二首）
有痛伤故国者，如：
金锁重门荒苑静，绮窗愁对秋空。翠华一去寂无踪。玉楼歌吹，声断已随风。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据《十国春秋》卷五六“后蜀”九“列传”记鹿虔扆事，谓其后蜀时历官至检校太尉。按，《花间集》结集于后蜀广政三年，则此词不可能是伤痛后蜀灭亡之作，大概鹿虔扆也曾仕官于前蜀，此词盖伤痛前蜀之灭亡者。）
（鹿虔扆《临江仙》）
综观以上所举诸词，题材广泛，风格变化，或激昂悲壮，或清疏淡远，已经突破了艳词的范围，对北宋词也都很有影响。即如今人所珍视的苏、辛词中写农村生活的作品，在《花间集》中也可以找到先例，如孙光宪《风流子》：“茅舍槿篱溪曲。鸡犬自南自北。菰叶长，水葓开，门外春波涨绿。听织。声促。轧轧鸣梭穿屋。”可见《花间》词人也能在写绮罗香泽之外，偶尔运用词体抒写其他方面的内容，不过他们在这方面用力不多，所作尚少，但是这也总算是一个开端而不容忽视的。如果看到这一方面，我们怎么能说《花间集》都是“千篇一律”的抒写“艳事闲愁”呢？又怎么能说它“内容却显得更加颓靡，风骨也尤见苒弱”呢？
若进而论之，《花间》词之所以可贵，尤其在于它的情思真挚，风格新鲜。正因为当时作者把词看做是应歌的曲子，所以写作时态度真率，称心而言，伫兴而就，不必装门面，摆架子，而都是由衷之言，无有客气假话，正如陆游《跋花间集》（《渭南文集》卷三○）所说：“会有倚声填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这就符合古人所谓修辞立诚之旨。至于风格，也都是创新的，因为词是新兴的文学体裁，尚未出现过众所尊奉的权威作者，也没有固定宗派的约束，因此词人可以互相观摩，而不必模仿依傍。正如王灼所说的“各自立格，不相沿袭”。这时的词如同在大自然中自生自长的繁花众卉，品种虽然高下不同，但都是活色生香，既不是绢制的假花，也不是盆中的“病梅”，使人读起来有一种生意盎然的清新之感，而没有后来宋词（尤其是南宋词）中晦涩、雕琢、矫揉造作之弊。
词的创作始于民间，如《敦煌曲子词集》所录者。《花间》词人则在词的格律方面使之规范化，而在文辞、风格、意境方面更有所提高，增强其艺术性，摆脱原始民间词的粗糙率直之弊，遂奠定了以后词体发展的基础。吴世昌先生说：
但如《花间》所收，则几乎首首在格律方面已有定型，趋于规范化，而在文字的艺术性方面则珠圆玉润，无懈可击。这些“诗客”都有高度的艺术修养，本来就能做很好的诗，现在把民间新兴的和前代遗传下来的乐府歌辞重加修饰整理，使之格律化、规范化，同时他们自己也创作了许多堪为模范的这种新兴词曲——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花间》、《尊前》集中的作品，大部分是他们的贡献。
（《花间集简论》下，载《文史知识》1982年第11期）
吴先生又说：
在北宋文人看来，《花间集》是当时这一文学新体裁的总集与范本，是填词家的标准与正宗。一般称赞某人的词不离《花间》为“本色”词，这是很高的评价。陈振孙称赞晏幾道的词“在诸名胜中，独可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由此可见，南宋的鉴赏家、收藏家或目录学家以《花间》一集为词的正宗，词家以能上逮《花间》为正则，《花间》作风成为衡量北宋词人作品的尺度，凡不及《花间》者殆不免“自郐以下”之讥。
（《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载《文史知识》1983年第9期）
吴先生的论断精辟中肯，切合实际。近三十年来，在“左”倾思想影响之下，故意贬低《花间》词人，吴先生之言给《花间》词人作出了公允的评价。
刘熙载说：“五代小词，虽好却小，虽小却好。”（《艺概》卷四）《花间》词人的作品正处于词体发展的初期，如同幼年花树，虽生意盎然，而尚未壮大。宋代三百年是词体的成长壮大时期，枝叶扶疏，繁花似锦，在内涵与风格两方面较《花间》词都大有拓展与创新，但《花间》词精美的艺术则为宋代词人提供了无穷的营养，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巴蜀书社1992年版。收入《灵谿词说》）
〖注释〗
为《花间集》作序之欧阳炯与《宋史》卷四七九《西蜀孟氏世家》中有传的欧阳迴，是一人抑是二人，后世论者意见不同。吴任臣《十国春秋》“后蜀”卷中为欧阳炯与欧阳迴分别立传，认为是二人但是亦有人认为应是同一人者。我曾与友人谈及此问题。杨伟立同志撰《欧阳迴、欧阳迥、欧阳炯》一文见示，文中谓，《宋史》之“欧阳迴”，“迴”字应是“迥”字之误，中华书局标点本《宋史》校勘记中已指出。《宋史·西蜀孟氏世家》中欧阳迴传谓其于广政十二年后任翰林学士，二十四年拜相。黄休复《益州名画录》与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记广政十六年、十七年翰林学士欧阳炯事，与《宋史·欧阳迴传》所记时间吻合。《宋史·欧阳迴传》又谓：“迴性坦率，无检操，雅善长笛，太祖常召于偏殿，令奏数曲。”此条史料盖取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长编》原文正作“欧阳炯”。杨同志进一步断定，《宋史》之“欧阳迴”，应作“欧阳迥”，欧阳迥与欧阳炯应是一人，“迥”与“炯”以形近音同而致误，应以“欧阳炯”为是。我认为，以上的说法是可信的。《宋史·欧阳迴（即迥）传》谓其“开宝四年（971）卒，年七十六”。上推其生年应在唐昭宗乾宁三年（896），而后蜀广政三年（940）欧阳炯为《花间集》作序时年四十五岁，则《花间集》所录欧阳炯词十七首皆是四十五岁以前所作。《尊前集》录欧阳炯词三十一首，其中无有与《花间集》重复者，此三十一首词中可能有其四十五岁以后之作。
《花间集》中之薛昭蕴，王国维认为即是新、旧《唐书》中所载乾宁中为礼部侍郎之薛昭纬。（《庚辛之间读书记·跋覆宋本〈花间集〉》）俞平伯先生疑其非是，谓：“史载昭纬卒于唐末，而《花间集》列昭蕴于韦庄、牛峤之间，当为前蜀时人。”（《唐宋词选释》上卷）这个意见是对的。《花间集》中之张泌，有人认为即是《十国春秋》卷三○“南唐”十六所载之张泌，后主朝，仕为内史舍人，随后主入宋，及见后主之卒。（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按，南唐后主在位为公元960—975年，较《花间集》结集时（940）晚二十至三十馀年，仕南唐后主之张泌，其词不可能选入《花间集》。俞平伯先生亦谓，南唐时之张泌，“及见李煜之死，则已在978年之后，距《花间集》成书迟约四十年。且《花间》不收南唐词，自非一人也。”（《唐宋词选释》卷上）其说甚是，故《花间集》中之张泌应是仕于西蜀者，非南唐之张泌也。又按，《尊前集》选录西蜀词，亦选录南唐词，但是《集》中将张泌放在西蜀词人韦庄之后，毛文锡之前，而不放在南唐词人李王（指李煜，李煜降宋后封吴王）、冯延巳一起，可见《尊前集》的编者（宋初人）也认为填词的张泌是西蜀人，非南唐人。
在《花间集》之外，还有一个唐五代词的总集，名《尊前集》，不著编选者姓名，朱彝尊认为是“宋初人编辑”（《曝书亭集》卷四三《书尊前集后》），其说可信。《尊前集》选录唐、五代三十六家词，其中有西蜀词人韦庄、张泌、毛文锡、欧阳炯、魏承班、阎选、尹鹗、李珣、薛昭蕴诸人词共七十一首，只有李珣《西溪子》（金缕翠钿浮动）、薛昭蕴《谒金门》（春满院）两首见于《花间集》，其馀六十九首皆《花间集》所无者。读《花间集》时可以参看《尊前集》。
吴世昌先生《花间集简论》下（《文史知识》1982年第11期）：“再从《敦煌曲子词》来看，其词调大都与《花间集》和《尊前集》等传世调名相同，但因出自民间传抄，写法也有歧异……其中文字也有参差。如《菩萨蛮》之六，其三、四、八句添了一、二字不等：“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这首《菩萨蛮》还未脱民歌粗糙而富于热情精力的原始形式。但《花间集》中即没有这种长短不合规格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