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义山诗
李义山诗，具有特美，自北宋以还，即为世人所爱诵。但义山诗情辞虽美，而义旨渊微，不易索解。元好问论诗，已有“独恨无人作郑笺”之叹。近三百年，治义山诗者近十家，大抵皆以论世为逆志之具，进而探求其托意之所在。就中以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及张孟劬先生《玉谿生年谱会笺》两书，旁搜远绍，精密详核，用力最勤，成绩最佳，而张书尤为后来居上，于义山诗中微辞深旨，十得七八。吾人今日读义山诗，关于知人论世方面，多可凭借成书，无劳再多作艰苦之探索，至于李义山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应据如何之地位，则尚可阐论也。
欲论李义山诗，须先明李义山之为人。李义山盖灵心善感，一往情深，而不能自遣者。方诸曩哲，极似屈原。昔之论诗者，谓吾国古人之诗，或出于《庄》，或出于《骚》，出于《骚》者为正，出于《庄》者为变。斯言颇有所见。盖诗以情为主，故诗人皆深于哀乐，然同为深于哀乐，而又有两种殊异之方式，一为入而能出，一为往而不返，入而能出者超旷，往而不返者缠绵，庄子与屈原恰好为此两种诗人之代表。庄子持论，虽忘物我，齐是非，然其心并非如槁木死灰，其书中如：“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山木》篇）又如：“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知北游》篇）诸语忧乐无端，百感交集，在先秦诸子中最富诗意。惟庄子虽深于哀乐，而不滞于哀乐，虽善感而又能自遣。屈原则不然，其用情专一，沉绵深曲，生平忠君爱国，当遭谗被放之后，犹悱恻思君，潺湲流涕，忧伤悼痛，不能自已。“退静默而莫余知兮，进号呼又莫吾闻，申侘傺之烦惑兮，中闷瞀之忳忳。”（《惜诵》）最足以自状其心境之郁结，不能排遣，故卒至于自沉。盖庄子之用情，如蜻蜓点水，旋点旋飞；屈原之用情，则如春蚕作茧，愈缚愈紧。自汉魏以降之诗人，率不出此两种典型，或偏近于庄，或偏近于屈，或兼具庄、屈两种成分，而其分配之比例又因人而异，遂有种种不同之方式，而以近于屈者为多，如曹植、阮籍、谢灵运、谢朓、张九龄、杜甫、柳宗元等皆是，故论者谓吾国诗以出于《骚》者为正。李义山之心情，苟加以探析，殆极近屈原。“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此义山自道之辞，亦即屈原之心理状态。故就此点而论，李义山固为中国文学史上正宗之诗人也。
凡读李义山诗者，无不注意其与令狐绹之关系。义山集中佳诗，多为此事而发。义山少时受知于令狐绹之父令狐楚，其后登进士第，又赖令狐绹推荐之力，受恩两世，渊源深厚。唐代新及第进士，往往为达官贵人东床之选，故义山进士登第后，娶泾原节度使王茂元之女。此事本无足异。唯当时李德裕与牛僧孺两党相争，分立门户，令狐氏父子党于牛僧孺，而王茂元乃李德裕所厚，义山以孤寒书生，与牛李两人均无关涉，其娶王茂元之女，或亦未尝思及党争门户之事，然因此为令狐绹所怨。谓义山背恩，情好渐乖，其后义山又应桂管观察使郑亚之辟，为使府掌书记，郑亚亦李德裕之党，令狐绹益不悦。宣宗时，令狐绹为相十年，威权震烁，干进者率趋其门，义山与令狐氏有两世交谊，本应受其沾溉，乃因曾依王茂元及郑亚之故，为绹所怨，绝不汲引，义山遂蹭蹬终身。在义山之意，以为娶王茂元女本新进士联姻显贵之常事，而依郑亚幕，亦为贫所迫，皆非有意背恩，故屡次陈情，以明心迹，望能为令狐绹所谅。令狐绹以旧谊之故，仍与义山往还，形迹亦颇亲密，而心中则深怨义山负恩事雠，放利偷合，不肯再援于仕途。此种不即不离之关系，复杂难明之隐情，使义山深感痛苦。如陶潜、苏轼处此，必有以放怀自遣，而义山对于此事，则深怨沉忧，如春蚕自缚，牢固而不可解，愈望之而愈怨之，愈怨之而又愈不忍舍去。其怨令狐绹之冷淡也，则曰：“欲就麻姑买沧海，一杯春露冷如冰。”（《谒山》）其自慨心迹不明也，则曰：“不辞鹈鴂妒年芳，但惜流尘暗烛房。昨夜西池凉露满，桂花吹断月中香。”（《昨夜》）其望令狐绹之援引也，则曰：“闻道神仙有才子，赤箫吹罢好相携。”（《玉山》）又曰：“人间桑海朝朝变，莫遣佳期更后期。”（《一片》）及至陈情不省，援引望绝，而犹不能舍去，则曰：“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无题》。以上所引诸诗，皆本冯注之说。）义山之于令狐绹，与屈原之于楚王，情事虽殊，所感相似，故义山诗之沉绵往复，幽忆怨断，亦极近《离骚》也。
义山之心情，固近于屈原，而其作诗之方法，亦多取自《离骚》。屈原借美人香草之辞，发抒忠爱，芳馨悱恻，为中国文学开一美境，后世诗人多承其风，而义山尤喜用其法，故集中多艳体诗。其中一部分或即闲情之什，无更深之托意，而有一部分则确系借男女之情以喻他事，尤多寄意于令狐者。义山《有感》诗云：“非关宋玉有微辞，却是襄王梦觉迟。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此诗无异自作笺注，说明自己作诗之法，使后世读者勿以辞害意也。
李义山一往情深而又复灵心善感，对于人事，对于自然，莫不如是。上文所述义山与令狐氏恩怨亲疏之故发为篇章者，皆与自己有密切之关系，其感深而怨切，固无论矣。而与自己无关之事，义山亦极易枨触。义山一生四十馀年，历宪穆敬文武宣六宗之世，值晚唐多故之秋，阉寺擅权，藩镇跋扈，牛李两党，倾轧甚烈，当时之事，多可悲慨。先就帝王言之。敬宗童昏即位，荒于嬉戏，一夕之间，为宦官刘克明等所弑。自古弑君者，或由权臣主使，或由奸党阴谋，其事非易，酝酿须时，若敬宗于仓卒之间，死于狎昵之手，弑君大变，竟同儿戏，征诸往史，尚不多见。文宗有心图治，思去宦官，乃以任用非人，致有甘露之祸，宰相族灭，朝堂一空，文宗虽未遭废黜，亦几同囚禁，曾赋诗云：“辇路生春草，上林花满枝。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帝王哀怨，同于骚人。文宗崩后，复因立嗣之事，平生所爱之杨妃，竟蒙赐死。以帝王之尊，生时不能保全宰相，死后复不能保全爱妃，亦可悯矣。武宗英明，任李德裕为相，外拒回鹘，内平泽潞，有中兴之象，乃好女色，信方士，饵金丹受毒，在位六年而崩，年仅三十三，功业辉煌，倏然而灭。此诸帝王之情形也。再就大臣论之。当义山之时，最有才具德望之大臣，推李德裕。李德裕相武宗六年，内修外攘，政绩粲然，会昌之世，号为中兴。宣宗立，李德裕为群小所媒孽，两载之中，由宰相贬为崖州司户，功高未赏，反罹罪罚。凡此诸事，皆深感义山之心。其伤敬宗也，则曰：“莫恃金汤忽太平，草间霜露古今情。”又曰：“长乐瓦飞随水逝，景阳钟堕失天明。”（《览古》）其伤甘露之事也，则曰：“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谁螟衔冤目，宁吞欲绝声。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有感》）其伤杨妃之赐死也，则曰：“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又曰：“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曲江》）其伤武宗也，则曰：“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内苑只知含凤觜，属车无复插鸡翘。玉桃偷得怜方朔，金屋修成贮阿娇。谁料苏卿老归国，茂陵松柏雨萧萧。”（《茂陵》）其伤李德裕也，则曰：“绛纱弟子音尘绝，鸾镜佳人旧会稀。今日致身歌舞地，木棉花暖鹧鸪飞。”（《李卫公》）诸作均感怆深至，而其事有未便明言者，则借古事以映衬之，托意婉曲，而韵味渊厚，固义山之所长也。
义山对于自然，亦观察精细，感觉锐敏。如《咏蝉》云：“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凉思》云：“客去波平槛，蝉休露满枝。”《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云：“露如微霰下前池，风过回塘万竹悲。浮世本来多聚散，红蕖何事亦离披。”均体验入微，照物如镜，遗其形迹，得其神理，且联想丰富，能于写物写景之中，融入人生之意味。
李义山以善感之心，生多故之世，观当时帝王之尊，宰相之贵，生死不常，荣衰倏变，己身复牵于党争恩怨之间，心事难明，所遇多迕，故对人生为悲观，其作品中充满哀音。例证多不胜举，标其显著者，如：
万里重阴非旧圃，一年生意属流尘。
（《回中牡丹为雨所败》）
悠扬归梦惟灯见，濩落生涯独酒知。
（《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
莫恨名姬中夜没，君王犹自不长生。
（《华岳下题西王母庙》）
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
（《无题》）
读之使人荡气回肠，凄然欲绝。义山虽受杜甫之影响，而毫无杜诗诙谐之趣，此则禀性之不同也。
义山虽亦云：“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楼》）又云：“如何匡国分，不与夙心期。”（《幽居冬暮》）而其在政治上之抱负，自不如屈原之伟大，然有一往之深情，善感之灵心，对外物观察细微，对人生体验深刻，故终不失为第一流之诗人也。
兹再进而研寻义山诗之渊源，并论其特殊之贡献。前人论义山诗者，率谓其善于学杜，是固然矣。然非仅如此之简单也。唐诗自杜甫出，开一新局面，中唐诗人多受其影响，而发展之途径又不同。白居易极赏杜甫新乐府诗，承其风而光大之，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其风格贵平易，元稹、李绅、张籍等辅之。韩愈则承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之作风，以文为诗，硬语盘空，风格奇险。当时如孟郊之瘦劲，卢仝之险怪，李贺之瑰丽，贾岛之僻涩，皆与韩愈应和者也。元和长庆间，元白诗风行一时，然因此亦渐生流弊，故晚唐诗人多反元白。李义山年十六即能古文，颇汲韩愈之流，其诗亦有学韩者，《韩碑》一篇，即其明证。惟此体非义山所长，故其所得力者乃在李贺。李贺诗出于楚《骚》，想象丰富，喜用象征，造境瑰奇，摛彩艳发。义山才情盖与李贺相近，故慕其为人，曾为贺作小传，义山集中亦多仿李贺体之作，如《长长汉殿眉》一诗明题“效长吉”者，固无论矣，此外效李贺者尚多，如《宫中曲》、《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海上谣》、《射鱼曲》、《房中曲》、《烧香曲》、《燕台诗》、《河内诗》、《河阳诗》、《景阳宫井双桐》等皆是，可见其受李贺影响之大。如《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曰：“推烟唾月抛千里，十番红桐一行死。白杨别屋鬼迷人，空留暗记如蚕纸。日暮西风牵短丝，血凝血散今谁是。”又如《海上谣》曰：“桂水寒于江，玉兔秋冷咽。海底觅仙人，香桃如瘦骨。紫鸾不肯舞，满翅蓬山雪。借得龙堂宽；晓去揲云发。刘郎旧香炷，立见茂陵树。云孙贴贴卧秋烟，上元细字如蚕眠。”置之长吉集中，可乱楮叶。惟诗贵自立，不贵依傍，义山若徒摹李贺，纵能酷似，亦不足矜，故义山诗之成就，不在其能学李贺，而在其能取李贺作古诗之法移于作律诗，且变奇瑰为凄美，又参以杜甫之沉郁，诗境遂超出李贺之上。李贺集中多古诗，五律偶一为之，七律绝无，而李义山则特工律诗，尤长于七律，凡论义山诗者，无不首忆及其七律之名句。律诗为唐初新诗体，齐梁间人作诗，尚声律，重对偶，逐渐演变，至初唐而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诸人出，“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律诗体遂正式成立。此新诗体虽稍有规律之检束，然亦自有其技术上之价值。不幸初唐人作律诗者多用于应制应试，浅薄卑靡，不为识者所重。当时反齐梁、主复古之诗人，如陈子昂、李白等，皆轻视律诗，偶或为之，虽提高其意境，而往往不屑于谨守规律。长此以往，则严守律诗矩蠖者，仅能作应制应试之诗，而能加以深厚之情思，高远之意境者，又破坏律诗之格律，此新诗体之功能，几无从尽量发挥。及杜甫出，因其论诗不鄙薄齐梁，故承认律体诗之价值，而精心结撰，多方尝试，其高才健笔，深情博学，皆纳于此薄物小篇之中，严守格律，复能变化，至此，律体诗之价值始高，标准始定。中唐诗人，又多轻视律诗。白居易谓律诗“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元稹谓“律体卑庳，格力不扬”（《上令狐相公诗启》），韩愈驰骋笔力，多在古体，律诗亦非所经意。李义山出，复专力作律诗，用李贺古诗象征之法于律诗之中，遂于杜诗之外开一新境。象征之法，本诗中所常用，惟全集中十之七八皆用象征，则在李贺之前尚不多见。李贺诗造境虽新，而过于诡异，能悦好奇者之心，而不能餍常人之望，义山则去其奇诡而变为凄美芳悱，如：
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
（《重过圣女祠》）
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
（《碧城》）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锦瑟》）
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
（《无题》）
与李贺诗“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李凭箜篌引》），“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金铜仙人辞汉歌》），意境韵味，迥乎不同。李义山摹李贺体作五七言古诗，乃一种尝试，一种训练，其移用李贺古诗中象征之法作律诗，变奇诡为凄美，为律诗开辟一新境界，树立一新风格，乃义山自己之创造，自己之成就。故论唐代律诗者，于杜甫之后，以义山为大宗。此义山在中国诗史上之贡献也。
义山诗与词体之关系，亦有可附论者。词为中唐时发生之一种新文学体裁，至晚唐始渐盛。晚唐诗人，温庭筠与李义山齐名，温之诗不及李，而于词则颇努力，建树甚卓。义山虽未尝作词，然其诗实与词有意脉相通之处。盖词之所以异于诗者，非仅表面之体裁不同，而尤在内质及作法之殊异。词之特质，在乎取资于精美之事物，而造成要眇之意境。义山之诗，已有极近于词者，如《灯》诗：
皎洁终无倦，煎熬亦自求。花时随酒远，雨幕背窗休。
冷暗黄茅驿，暄明紫桂楼。锦囊名画掩，玉局败棋收。
何处无佳梦，谁人不隐忧。影随帘押转，光信簟文流。
客自胜潘岳，侬今定莫愁。固应留半焰，回照下帏羞。
据冯浩注，此诗乃郑亚贬官、桂府初罢时义山自慨身世之作。今姑不问冯说当否，要之此诗必有相当之托意，以“灯”为题，取资微物，诗中所用之意象辞采，皆极细美，篇末尤为婉约幽怨。此作虽为诗体，而论其意境及作法，则极近于词。义山集中类此之作颇多。盖中国诗发展之趋势，至晚唐之时，应产生一种细美幽约之作，故李义山以诗表现之，温庭筠则以词表现之。体裁虽异，意味相同，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长短句之词体，对于表达此种细美幽约之意境尤为适宜，历五代、北宋，日臻发达，此种意境遂几为词体所专有。义山诗与词体意脉相通之一点，研治中国文学史者亦不可不致意也。
（《思想与时代》第25期，1943年8月。收入《诗词散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