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杜甫夔州诗
诸位同志：
成都杜甫研究学会理事会决定，于1984年4月举行一次学术讨论会，集中讨论杜甫的夔州诗，即是杜甫在夔州居住将近两年期间所作的四百多首诗，这样，讨论更可以集中而深入。今天，杜甫夔州诗学术讨论会开幕了。除去我会会员踊跃参加以外，又承蒙各地研究杜诗的专家学者以及有关各单位爱好杜诗的许多同志光临成都，宣读论文，参加讨论，发抒心得，交流经验。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与衷心的感谢。
杜甫在唐代永泰元年（765）五月离开成都，乘船沿岷江转长江东下，准备出峡。经过嘉州、戎州、渝州、忠州，九月中，抵达云安县（四川云阳）。在云安养病，住了大约半年。次年，即是代宗大历元年（766），暮春之时，杜甫从云安迁往夔州（唐夔州城故址在今四川奉节县东），至大历三年（768）正月离开，在夔州居住约一年零十个月。在这期间，杜甫数度迁居。初到时，暂住山腰的“客堂”，随后迁居城内的“西阁”。后来柏茂琳为夔州都督，给杜甫以照顾，在州东的东瀼溪两岸租得一些公田，大历二年（767）春，杜甫迁居赤甲山，靠近东屯，柏茂琳又把州西西瀼溪附近的四十亩柑林赠给杜甫，于是他又迁入瀼西草屋。秋天，杜甫又回到东屯，一直住到离开夔州之时。杜甫一生专心致志从事于诗歌的创作，他的忧时伤乱之情怀、治国安民之政见，都表现于诗篇之中，而他自己的逐年行踪、日常生活、游览山川、友朋赠答，也都在其诗篇中有所记录。所以一部杜甫诗集，既是深刻反映唐代安史之乱前后数十年历史现实的“诗史”，也是杜甫生平翔实的自传。杜甫留居夔州之时，已是他五十五六岁的晚年了。从生活实践上说，他饱经世变，对于社会现实及国计民生的利病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诗歌创作上说，他对于艺术风格与手法的掌握更臻成熟而更能有所创新。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我们也可以说，杜甫自己的诗篇也是“老更成”的。（黄庭坚曾说：“少陵夔州以后诗，不烦绳削而自合。”但朱熹提出不同的看法，盖各有所见也。）所以杜甫的夔州诗在他全部诗中应当有其特点。杜甫夔州诗的特点是什么呢？现在只就我个人粗浅的体会略陈如下：
杜甫少时“穷年忧黎元”，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有经邦济世之抱负的，但是多年来目睹安史之乱前后朝政腐败，内乱频繁，而自己仕途挫折，正义难伸，当年天真的幻想被严峻的现实所破灭。不过，杜甫怀着儒家积极救世的精神，仍然忧国忧民而并不消极绝望。他在夔州的诗中说：“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时危思报主，衰谢不能休。”（《江上》）又说：“欲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又说：“欲陈济世策，已老尚书郎。不息豺狼斗，空惭鸳鹭行。”（《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可见他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仍然想“报主”、“陈济世策”以建“勋业”而“正乾坤”的。
在这两三年中，国家形势仍然是内忧外患，动荡不安。关中京都经常受到异族的威胁。永泰元年，仆固怀恩招诱回讫、吐蕃、吐谷浑、党项羌等数十万众分三路入边，大扰关中各地。吐蕃、回纥兵至奉天，围泾阳，郭子仪说回纥同击吐蕃，大破之。大历二年（767），吐蕃又攻灵州，路嗣恭击败之。在河北方面，成德、魏博、相卫、卢龙诸藩镇互相勾结，不供贡赋，朝廷不能制。即便是蜀中，也是战乱频繁。严武卒后，郭英乂继任西川节度使，而西川都知兵马使崔旰起兵攻之，郭英乂逃亡败死，邛、泸、剑三州又起兵讨伐崔旰，蜀中大乱，商旅断绝。次年，朝廷任命杜鸿渐为山南西道、剑南东西川等道副元帅。杜鸿渐至蜀后，无力平乱，调停姑息，以崔旰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行军司马。各州军将不平，蜀中仍然潜伏祸机。
杜甫对于这些事都是非常关心的，时常反映于诗篇之中，如《绝句三首》、《近闻》（以上是在云安所作）、《诸将》、《喜闻盗贼总退口号五首》等。战乱频繁，更加重了人民的灾难，杜甫耳闻目睹，深切同情，发出沉重的哀叹，如：“盗贼浮生困，诛求异俗贫。”（《东屯北崦》）“吁嗟公私病，税敛缺不补。故老仰面啼，疮痍向谁数。”（《雷》）“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八荒十年防盗贼，征戍诛求寡妻哭，远客中宵泪霑臆”（《虎牙行》）等均是。至于《驱竖子摘苍耳》诗中所说的“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饱食亦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则更是与他早年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同其沉痛。杜甫早年所作陈诉民生疾苦、弹劾时政腐败的诗篇都是集中叙写，如“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之类，而在夔州所作的则是在各种题目中随时流露，表达的方法不同，而其忧国忧民的深切情怀则是始终如一的。而在描写山水诗中，寄托了对国家统一的希望，如《长江》诗：“朝宗人共挹，盗贼尔谁尊？”又：“众流归海意，万国奉君心。”
杜甫居住在夔州时已是五十五六岁的晚年，而又生活平静，所以经常回忆往事。他在《上后园山脚》诗中说：“自我登陇首，十年经碧岑。剑门来巫峡，倚薄浩至今。故园暗戎马，骨肉失追寻。时危无消息，老去多归心。”在这种怀旧思乡的心情中，有时感伤国家的兴衰变乱，有时追忆自己的一生行迹，有时想到亲友的生存死亡、悲欢离合，因此写出不少情深意挚的诗篇。《壮游》诗即是杜甫的一篇自传，《昔游》与《遣怀》叙写他昔年与李白、高适的梁宋之游，《往在》叙写安史之乱以来的国家大事，《洞房》、《宿昔》等八首五律皆追忆开元、天宝间长安时事，而《秋兴八首》则是以“每依北斗望京华”的心情追怀长安的宫阙、曲江、昆明池、渼陂诸胜，至于《八哀诗》，则是思念八个人物而叙其生平，其中汝阳郡王李琎、严武、李邕、郑虔、苏源明诸人都是杜甫的好友，王思礼、李光弼则是保卫国家的名将，而张九龄则是开元中最后的一个贤相。这些追怀往事的诗篇都寄托着关心国家、伤乱思治之情。除去《秋兴八首》与《洞房》等八首之外，都是用五古写的，因为古诗在叙事方面容量较大。
杜甫平生不但善于在诗篇中陈诉当时的民生疾苦，并且也善于在诗篇中摹写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山水诗也是杜甫夔州诗中的一个重点。当杜甫壮年纵游吴、越、齐、赵之时，还很少作山水诗。肃宗乾元二年（759），杜甫弃官度陇，客居秦州、同谷，岁末入蜀。陇蜀间山水奥险清峻，激发了杜甫的诗兴，他作了二十四首纪行的五言古诗，刻画精诣，成为山水诗的杰作。但是夔州的山水，险峻雄奇，风云变幻，又与陇蜀间不同，于是杜甫运用其敏锐的观察与感受，在诗篇中描绘出了夔州山水的特殊景象，如：“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白帝》）又如：“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返照》）又如：“三峡传何处，双崖壮此门。入天犹石色，穿水忽云根。”（《瞿唐两崖》）又如：“西南万壑注，勍敌两崖开，地与山根裂，江从月窟来。”（《瞿唐怀古》）又如：“江发蛮夷涨，山添雨雪流。大声吹地转，高浪蹴天浮。”（《江涨》）又如：“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秋兴》第一首）等等。由于江山之助，使杜甫诗中出现了许多惊人的警句，也由于杜甫卓越的诗才，向世人展现了夔州山水的险峻雄奇，可谓相得而益彰。同时，夔州山高峡深，天气变化剧烈，也在杜甫诗中多所反映，出现了《雷》、《雨》、《雨二首》、《雨不绝》、《云》、《秋风》、《热三首》、《前苦寒行》、《后苦寒行》诸诗作。杜甫在夔州的日常生活，如引水、修水筒、树鸡栅、摘苍耳、种莴苣、课伐木、种秋菜、督耕牛、瀼西种柑、东屯刈稻等等，也都叙写于诗中，而且写得非常朴实细致，并且有时表现出对于劳动人民的同情，如《信行远修水筒》诗中所说的“日曛掠未餐，貌赤愧相对”之类。
杜甫平生专精作诗，在艺术风格与手法上勤苦研求，精益求精。他曾自述创作经验说：“为人生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到夔州后，他的诗境更进了。他曾自述说：“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据我的体会，此处所谓“诗律”，并非仅指诗的格律形式，因为对于这些，杜甫早已纯熟掌握了，何必要等到“晚节”呢？此处所谓“诗律”，是指作诗艺术风格与手法的一切规律，在这方面，应当是不断地有所提高创新而永无止境的。杜甫又说：“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孰（按，同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之七）谢灵运、谢朓、何逊、阴铿诸人的诗篇，应是杜甫早已熟读的，而在晚年自改诗作、吟诵玩味之后，却又发现这诸家诗中仍有值得推崇的“能事”与值得学习的“苦心”。由此可见杜甫虚心汲取古人之长而不断地鞭策自己。杜甫在《寄峡州刘伯华使君四十韵》中又陈述了自己作诗的甘苦经验，他说：“雕刻初谁料，纤毫欲自矜。神融蹑飞动，战胜洗侵凌。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白头遗恨在，青竹几人登？”朱鹤龄注曰：“此数句当与《文赋》参看。……因刘使君以诗来寄，而言诗道之难如此，能传青筒者，实鲜其人也。”这个解释很对。杜甫晚岁，在多年学古创新的作诗实践中，更深切体会到诗艺的精进实无止境，而其中之高下得失、甘苦利病，难以为众人所解，因此发出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偶题》）的慨叹。
杜甫夔州诗艺精进，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下边略加论述。
杜甫夔州所作的古诗，在艺术风格上，大抵更为朴老苍劲、豪迈跌宕。五古如《壮游》、《昔游》、《遣怀》、《往在》、《八哀诗》以及叙写在瀼西、东屯的山居生活诸作，都是如此。而七古则尤其多以奇警见长，如《古柏行》之开阖排奡，气势雄劲；《荆南兵马使太常赵公大食宝马歌》、《王兵马使二角鹰》，精心琢炼，下开韩愈一派；《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因观剑器舞而致慨于开元、天宝数十年间之治乱兴衰，豪荡感激，浏漓顿挫。更有出奇制胜者，如《君不见简苏徯》一篇，“首尾横绝，来去无端，所谓‘入不言兮出不辞’者。”（吴汝纶评语，《唐宋诗举要》引。）关于所有这些，前人评论者已多，这里不再赘述。
下面，着重讨论杜甫夔州诗中在律诗艺术方面的精进与创新。律诗是初唐时的新兴诗体。盛唐诗人中，李白与王、孟、高、岑等虽皆创作律诗，亦均有成就，然都没有像杜甫那样专心致力。杜甫运用其非凡的诗才与素养，创作律诗，多方尝试，既严守格律而又神明变化。在入夔以前，已经做出显著的成绩；居夔以后，又有所开拓与突破。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律诗一首只有八句，可以做到精练蕴藉，然而不能容纳更广阔的内容，于是杜甫想出一种“组诗”的新办法，在一个题目之下，作数首律诗，其中意脉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等于将一首长篇古诗的内涵分别归纳于数首律诗之中，如《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皆是。（《洞房》以下八首五律，虽各自标题，然而都是围绕着追忆开元、天宝间时事的一个主题而写的，也应归属于此类。）这种做法，譬如由几个精丽的亭台楼阁组合而成一座闳美的园林苑囿，分观合观，各尽其妙。
二、杜甫本是善于以诗叙写现实的，但是在居住夔州之时，饱经丧乱，诗艺纯熟，于是将他对现实感受之情洗炼浓缩，化为意象，使意象超越现实。《秋兴八首》虽然也是写伤时念乱之情，但其所用手法既非平叙之写实，又非拘章之托喻，用语是以一些事物之意象表现一种感情之境界。譬如“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两句，“织女”、“石鲸”是现实之物，忧时念乱乃现实之情，但杜甫能不为现实所拘，而以意象渲染出一种境界，于是“织女”、“石鲸”乃不复为现实之物而化为一种感情之意象矣。这在中国诗的传统中乃是一种极可贵之开拓。后来李商隐能继承此种艺术境界而发展之。（参看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代序《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
三、杜甫运用律诗的格律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他又想进一步有所突破，于是创为所谓“拗体”，也就是运用古诗的句法与气势于律诗之中，将句中平仄字的配合加以变化，使其音响拗折，兀奡有奇气。在夔州诗中，如《白帝城最高楼》、《愁》（原注：强戏为吴体）、《白帝》、《黄草》、《昼梦》、《暮春》、《滟滪》、《秋风二首》（其二）等，皆是拗体七律。兹举一例，如《秋风二首》其二云：
秋风淅淅吹我衣，东流之外西日微。
天清小城捣练急，石古细路行人稀。
不知明月为谁好，早晚孤舟他夜归。
会将白发倚庭树，故园池台今是非。
这种拗体诗，更适宜于发抒杜甫“胸中抑郁不平之气”。（王嗣奭语，见《杜臆》。）宋代黄庭坚学杜，很善于运用这种拗体。
四、五言长律是比较难作的，杜甫本来擅长此体，而居夔的两年中，在这方面又精心结撰，发展为长达四十韵或百韵的宏篇伟制，如《夔府书怀四十韵》、《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寄峡州刘伯华使君四十韵》、《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诸首均是。这些诗将身世之感与忧国之情结合在一起，而用五言长律表达出来，既能格律严整，属对精切，而又能浑灏流转，开阖顿宕，确实能表现出高度的诗才与诗艺。元稹作杜甫《墓系铭》并序，特别推重杜甫这种“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之作，认为李白所不能及。金元好问《论诗绝句》却说：“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提出了反对元稹的意见。对于这个问题，清姚鼐做了一个持平之论，他说：“杜公长律，有千门万户开阖阴阳之意，元微之论李杜优劣，专主此体，见虽少偏，然不为无识。自来学杜者，他体犹能近似，长律则愈邈矣。遗山云：‘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有长律如此而目为碔砆，此成何论耶？”（《惜抱轩今体诗钞》卷六）中唐时，元稹、白居易亦喜作五言长律，虽很有文采而气格平弱；清初顾亭林的五言长律，发抒其伤时感愤之情，用典精切，气骨坚苍，颇能嗣响杜甫。
晚近论者多认为，杜甫具有忧国忧民之心，又长期流落，游走四方，于是更接近人民，同情人民，所以他的诗歌能够描述民生疾苦，指责时政弊端，反映当时的历史现实，因此成为伟大的诗人。这个意见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这只能说明问题的一个方面。在我国两千多年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还是相当多的，他们或发为论著，或建树功业，而很少能成为大诗人者。这又当如何解释呢？原来要作好诗，必须具有另外一种本领与条件，只有进步的思想是不能成为大诗人的。诗是一种精美的文艺，能够深入人心而兴发感动之，有如醇酒之使人陶醉。诗人固然要具有真挚深厚的感情，同时，他对于外物（包括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要能感之而又能写之。其感物之心，锐敏灵警，观物之力，深邃透彻，及形诸笔端，则运用优美之形象造成浑融之意境，谋篇用笔、造句炼字、声律对偶诸端，均须一一讲求，使一首诗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品。其用力之方，则是博览熟读古人名篇，汲取营养，而又摆落一切，冥思独运，开拓创新，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地磨练改进，精益求精。所有这一切，都是有成就的诗人所必具的条件，杜甫是都能做到而且做得很好的，这是杜甫所以能成为伟大诗人的一个重要因素，绝不可忽略。在杜甫晚年的夔州诗中，也足以体会到这一点。
以上的发言，有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草堂》学刊1984年第2期。收入《冰茧庵剩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