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之推的文学批评与作品
一
颜之推是南北朝末年一位杰出的学者，他虽不专以文学著名，但是他在文学评论与创作方面也颇有独到之处，现在专就这方面谈一点粗浅的意见。
文章是说理、叙事、抒情、达意、反映现实生活的工具。魏晋以来，骈文盛行。齐、梁以后，骈文流弊日趋严重，使文章的应用发生阻碍与困难。当时有识见的文人，批评骈文弊病，主张改革文体，这是一种进步的要求。颜之推就是其中的一个。
骈文是我国古代文章中一种特殊的体裁，是由两汉散文发展而来的。骈文的特点，在形式方面，是字句整齐（通常多用四字句或六字句），互相对偶；而表达方法，则多用比兴，换句话说，就是用一些作诗的方法作文章。中国汉字，一字一音，在诗歌或文章中，很容易造成排偶的对句，东汉以来的文章，已渐向对偶发展；又自西汉以来，辞赋盛行，辞赋家往往以作赋的方法来作散文，遂多用比兴，富于辞采，使散文逐渐诗化（如邹阳、枚乘、司马相如、东方朔诸人之文多如是），这些都是骈文所以演变而成的原因。更重要的是，魏、晋、南北朝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发展、高门世族占势力的时代，他们把持政治、文化、教育，而这种贵族化的华美的骈文，恰好为他们所喜爱，为他们服务，因此就兴盛起来。当时高门世族的名士说话都经常用典，有所谓“才语”（《南史·宋彭城王义康传》），读书少的人都听不懂，何况作文？这种文体当然离开人民的语言很远，运用的范围窄狭，流弊自然很多。
当汉、魏之际，骈文产生的初期，虽然也用排偶之句，但是仍然杂以散行，并且不多用典故，不堆砌辞藻，抒情成分很重，如孔融、曹丕、曹植的作品多是如此。西晋时，潘岳、陆机的文章已经是“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宋书·谢灵运传论》），偏重辞采的富丽。宋、齐以后，作骈文者更注重典故、辞藻、对偶、声律，辞浮于意，弊病丛生。所以齐、梁时少数有识见的文人，批判这种文风，提出改革意见，这是应当的。
裴子野作《雕虫论》，说当时的文章是：“淫文破典，斐尔为功。……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文苑英华》卷七四二）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也批评了这种弊病。刘勰《文心雕龙》对于当时文章的弊病更是多所讥弹。《定势》篇说：“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情采》篇说：“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理 ，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这些话都深刻地指摘了当时文章穿凿诡巧、浮辞滥藻的种种弊病。
当时文章的诸种弊病既然如此显著，所以有志之士想改革文风，树立新标准。裴子野为文，“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梁书·裴子野传》）他是想以质朴矫正丽靡之弊，所谓“法古”者，大概是学习魏、晋以前的文风。萧子显主张，“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悱来，勿先构聚，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南齐书·文学传论》）这是想以天机自然救当时文章矫饰繁缛的弊病。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说：“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他认为思想感情是文章的本源，而辞采不过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所以不可只偏重辞藻的富丽，而应当是“文不灭质，博不溺心”。
二
颜之推也是不满意当时文风而主张改革者之一。《颜氏家训·文章》
篇说：
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时俗如此，安能独违，但务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誉改革体裁者，实吾所希。
又说：
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
颜之推认为：“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也就是说，思想内容是最重要的，如同人的心肾，是里面的东西，是本。至于典故（事义）、辞藻（华丽），如同人的皮肤与冠冕，是外面的东西，是末。作文章应当重本轻末，重思想内容而轻典故、辞藻。但是当时文人多是趋末弃本，专注重用典新巧，辞藻华丽，而忽略甚至于损伤了思想内容，产生了“辞胜而理伏”、“事繁而才损”的弊病。颜之推很不满意当时这种文风，而认为：“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所谓“古人之文”，大概是指魏晋以前先秦两汉的文章。颜之推认为古人之文远胜于当时之文，作者应当取法古人以矫正时文之弊，很希望有人出来改革文章的体裁。但是在当时文章风气流行已久、积重难返的情势之下，他对于改革文体的勇气是不足的，所以说，这种“改革体裁”的工作，必须是“有盛才重誉”的杰出文人才能够胜任，平常人是没有这个魄力的，只好暂时补偏救弊，“去泰去甚”。这当然是他对当时社会风气妥协的一面。
颜之推论文的见解也颇受家教门风的影响。《颜氏家训·文章》篇说：
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梁孝元在藩邸时，撰《西府新文纪》，无一篇见录者，亦以不偶于世，无郑、卫之音故也。
可见颜之推的父亲颜协作文章就是注重典正，不从流俗。萧绎在荆州时，选录他周围文人的作品为《西府新文纪》，而颜协的文章没有一篇入选者，就是因为他的文章不合当时的风气，亦即所谓“无郑、卫之音”。“郑、卫之音”，就是指齐、梁以来靡丽的文风。
颜之推认识到文章应以思想内容为本，辞藻典故为末，希望有人出来“改革体裁”，这些见解都是好的。而这种希望，到唐代中叶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出来，才终于实现。
颜之推虽非专门的文学作家，但是他的作品也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他曾撰著《文集》三十卷，可惜失传了，我们不能读到他全部的诗、赋、文章，现在只能根据他的作品流传到今日的，如《颜氏家训》、《观我生赋》等，加以评价。
《颜氏家训》在南北朝末年崇尚华靡典丽的文章风气中，能树立清畅朴素的风格，也可以说是他平生主张改革文体的实践。《颜氏家训》的文章，隽美流畅，虽多骈语，也有散行，在南北朝文章中，别具一格。我常认为，东晋以来的作家中，有几个人，特别值得称道，就是王羲之、陶渊明、范晔、郦道元、杨衒之等。他们的文章，有骈文中诗化的优点，而没有堆砌、雕琢、藻饰、繁缛的弊病，有些句子很隽美，是从口语中凝练出来的，通篇虽多排偶之句，但是又常有散行，气足以举其词。这些人的文章，在我看来，似乎有时还胜于南朝最负盛名的文章作家任昉、沈约。颜之推《家训》中的文章也应当归于这一类。下边试举两段为例。《勉学》篇：
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羞务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销日，以此终年。或因家世馀绪，得一阶半级，便谓为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有识旁观，代其入地。何惜数年勤学，长受一生愧辱哉！
《涉务》篇说：
古人欲知稼穑之艰难，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耘种之，茠鉏之，刈获之，载积之，打拂之，簸扬之，凡几涉手而入仓廪，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拨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馀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
以上两段不但文章作得好，而且思想性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因为这两段文章都是深刻地揭发了当时过剥削寄生生活的高门世族的无知和腐朽。颜之推指出，高门世族中人养尊处优，高高在上，奴役劳动人民，他们对于农业生产常识一点也没有，他们不但没有任何才学，甚至于身体的机能在娇生惯养中也日渐衰退，完全成为寄生的废物。颜之推虽然也是高门世族，他的祖先颜含在西晋末随司马睿南渡，是“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观我生赋》自注）之一，也是侨姓高门；但是琅邪颜氏在东晋南朝的地位，比起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是不如的，尤其是颜之推的祖父颜见远，因为反对梁武帝杀齐和帝夺取政权，不食而死，颜氏在梁朝更不得意，颜之推又经历侯景之乱与江陵沦陷，见到萧梁政权两次覆灭，许多高门世族中人失去依靠，颠沛流离以死，颜之推自己也是两次被俘虏，经历过许多艰难困苦，所以他才能看出他本阶层——高门世族的腐朽堕落，而加以揭发与谴责。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所表现的思想有许多进步性的东西，但是也有落后的方面。譬如在《归心》篇中，迷信佛教，侈谈因果，对当时人抨击佛教的正确意见作强词夺理的辩护，这些都是颜之推落后的思想。
《观我生赋》（载《北齐书·文苑·颜之推传》）等于是颜之推的一篇自序，其中表现了颜之推的民族思想，也对梁朝与北齐的腐朽政治与统治阶级的丑恶加以揭发。
东晋南北朝二百馀年中，民族矛盾始终存在。自从匈奴刘氏、羯族石氏覆灭西晋王朝，直至一百多年后，鲜卑拓跋部统一北方，建立魏朝，中原人民始终处于外族统治之下。在这一段时期中，东晋南朝只是偏安江南，但是梁末侯景攻陷建康与西魏攻陷江陵，鲜卑势力两度侵入南朝。（侯景是羯族，而其先世久居北镇，已经鲜卑化；西魏宇文氏执政，也是鲜卑政权。）这两次变乱都使南方人民遭受了惨痛的毒害。
在这两次变乱中，颜之推不但耳闻目击，而且身受其害。侯景乱时，颜之推随萧绎之子萧方诸镇守郢州，侯景兵攻陷郢州，颜之推被俘，例当见杀，为人救免，后囚送建康；江陵沦陷后，颜之推亦被西魏兵俘虏北去。（《观我生赋》自注）所以他对于民族矛盾有较深的认识，而对于外族统治者的残害与压迫，怀有强烈的愤慨。他的《观我生赋》一开头，就是从胡羯覆灭西晋叙起的。他叙述到侯景之乱，很沉痛地说：
自东晋之违难，寓礼乐于江湘。迄此几于三百，左衽浃于四方。咏苦胡而永叹，吟微管而增伤。
叙述江陵沦陷，又说：
惊北风之复起，惨南歌之不畅。……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炀。……怜婴孺之何辜，矜老疾之无状。夺诸怀而弃草，踣于途而受掠。
颜之推被西魏兵俘虏而去，到了北方，看到中原的情况，想到中原人民许多年沦于外族统治之下，又想到自己被俘虏之苦，他很沉重地说：
何黎氓之匪昔，徒山川之犹曩。每结思于江湖，将取弊于罗网。聆代竹之哀怨，听出塞之嘹朗。对皓月以增愁，临芳樽而无赏。
此外，《观我生赋》中对于梁武帝晚年昏庸、养虎贻患，萧绎与其侄萧誉、萧詧等骨肉相残，北齐武成帝与后主的荒淫奢侈、信任群小、政治腐败等等，也都作了揭发，这些都是好的。但是颜之推对于北齐尚书左仆射祖珽有私人知遇之感，因此在赋中对于祖珽有些溢美之词。
南北朝末年的辞赋，多是空疏浅薄、无聊之作，惟独庾信的《哀江南赋》可称佳作；而颜之推的《观我生赋》，却自来似乎还很少有人提到。实际说来，《观我生赋》内容充实，有相当的进步意义，揭发统治阶级的罪恶，反映民族矛盾，寄托对故国的怀念，与《哀江南赋》颇有相同之处，可以称为南北朝末期辞赋中的双璧。只不过是颜之推赋笔稍嫌平直，在艺术性方面，比《哀江南赋》稍逊一筹罢了。
颜之推的五言诗传于今者只有五首（见丁福保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都不很好，大概作诗非其所长，这里就不再论述了。
（1961年1月22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348期。收入《冰茧庵丛稿》）
〖注释〗
“理”字本作“经”。从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注》校改。
按庾信卒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哀江南赋》作于何年，不可考，不过总应当在公元581年之前。颜之推于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北齐灭亡后迁入关中，卒于隋文帝平陈（公元589年）之后，比庾信晚死十年多。颜之推《观我生赋》是齐亡入周后所作。当颜之推入关中时（公元577年），在庾信死（公元581年）之前四年，这时《哀江南赋》可能已作成而流传。颜之推《观我生赋》的作法与《哀江南赋》相同，是否曾受《哀江南赋》的启发？关于此问题，不敢臆断，姑且提出这一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