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五言诗之流变
五言诗为东汉时所产生之一种新体。建安、正始之间，经曹植、阮籍两大诗人之努力试作，发为伟制，证明此新诗体之于抒情言志，较四言诗及辞赋均便利。操觚之士，靡然从风，魏、晋、南北朝三百年中，五言诗遂为文学主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历叙四言、五言、七言诸体诗及赋、颂、章、表、碑、诔诸体文，而结之曰：“五言之制，独秀众品。”钟嵘《诗品序》亦谓：“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当时人之重五言诗，可以见矣。此时期中佳诗，多录于《文选》中，后人或名为选体，实则风气代变，情貌日新，固非可以一名概之也。其流变之迹，荦荦大者，约有三端。
魏晋以来，玄学大兴，渡江之后，佛理尤盛。如何融合此两种盛行之新思想于盛行之新五言诗体中，为时人之所理想。但在西晋时，向秀、郭象精于玄义，而不工吟咏；潘岳、陆机辞采绮艳，而名理无闻。东晋孙绰、许询皆致力此途，虽研精玄释，而苦乏诗才，所作“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不为真赏所重。简文帝谓许询五言诗妙绝时人（《世说·文学篇》），盖仅取其中之玄理。简文乃谈士，非知诗者也。惟郭璞文藻秀出，其《游仙》诗能合道家之言而韵之，故刘彦和称其“艳逸”，萧子显许其“灵变”。东晋僧人，如支遁、慧远，皆能以佛理入诗，不乏风韵，惜篇什不多，未能大畅宗风。谢灵运出，此理想始实现。灵运敬事远公，自许慧业，曾作《辩宗论》，申竺道生顿悟之旨，又注《金刚般若》，与慧严、慧观等修改《大本涅槃》，其深于佛学如此。灵运《山居赋》自注，谓《老》、《庄》“二书最有理，过此以往，皆是圣人之教，独往者所弃”，其崇尚玄义如此。《山居赋》自注复谓：“少好文章，自山栖以来，别缘既阑，寻虑文咏，以尽暇日之适，便可得通神会性，以永终朝。”钟嵘《诗品》引《谢氏家录》，谓灵运“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灵运天才本高，而用力诗篇又如此。故能兼此三者，以玄理佛义发为精美之诗。百馀年来，世人齐心同愿，向往未逮者，灵运独能为之，其所以能名重一时，为南朝之标准诗人，殆以此故。（《宋书·谢灵运传》谓：“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沈约撰《宋书》，无《文苑传》，于《谢灵运传》后总论历代文章流变，俨然尊谢为一代宗匠。齐武陵昭王萧晔、梁伏挺、王籍，作诗专学谢灵运。此皆可见谢氏诗为举世景从，百年推奉之盛况。）世徒以工于写山水称谢诗者，犹皮相之论。刘勰谓谢诗“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亦非知言。盖谢氏诗中，庄、老不但未告退，并可谓以庄、老入诗至此始成功。谢氏不空言玄理，而融化于模山范水之中，此其所以精深华妙，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而胜于孙、许之淡乎寡味。五言诗之情貌，自曹、阮、潘、陆以来，至此而一变矣。同时颜延之与谢齐名，然颜诗远宗陆机，止于典丽凝重，虽守诗派正统，而不能开创新境，颜不及谢，此亦一因也。
江南旧有吴歌，东晋以来，其声渐盛，缠绵婉媚，流连哀思，足以动摇人心，士大夫多好之，遂有效其体者，王献之作《桃叶歌》，孙绰作《碧玉歌》，皆其证也。宋鲍照天才遒艳，不受羁勒，独喜吴歌，时仿为之，有《吴歌》三首、《采菱歌》七首、《幽兰》五首，其《中兴歌》十首，亦仿《子夜》体，并喜作四句小诗，如《酒后》、《讲易》、《可爱》、《夜听声》、《咏老》、《春咏》等。当时与鲍氏同声相应者有惠休。惠休作《杨花曲》、《白纻歌》，均轻艳。但鲍照仿作吴歌，仍能融入自己之风格，如《采菱歌》：“弭榜搴蕙荑，停唱纫薰若。含伤拾泉花，萦念采云萼。”用字造句，遒紧警炼，皆鲍照之特色。而鲍照自作诗时，亦无形中受吴歌影响，有轻灵婉妙之韵味，如《秋日示休上人》及《答休上人》诸篇。鲍照、惠休此种新尝试，自不易为守矩蠖、尚典重之颜延之所满，故颜“忌照之文，立休鲍之论”。（《诗品》下）又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谣耳，方当误后事。”（《南史·颜延之传》）而鲍照、惠休论诗，亦扬谢抑颜，讥其“雕绘满眼”（《南史·颜延之传》）、“错彩镂金”（《诗品》中），两派遂如水火。然鲍、休此种试作，能为五言诗增新风味，故时人颇多悦之者。“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诗品》下），遂俨然与颜、谢抗席。《南齐书·文学传论》谓“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又谓“今之文章，略有三体”，而其一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斯鲍照之遗烈。”可见其影响之巨。谢灵运以后，此又一新变矣。
齐永明末，盛为文章，沈约、谢朓、王融以气类相推毂，为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四声制韵，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世呼为永明体（《南史·陆厥传》），即所谓声律之说也。古人诗文，固亦未尝无声音之美，然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致”，至沈约等始出于自觉，加以人工，调剂配合，益为精密，故撰《四声谱》，矜为独得之秘。（《高僧传》载鸠摩罗什与慧叡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沈约等诗文特重宫商，或受佛经翻译之启示。）但沈约论韵虽精而诗才未卓，王融五言之作，亦“几乎尺有所短”（《诗品》），故能应用此种声律新说，而于五言诗有超异之建树者，当推谢朓。谢朓之天才，闳伟不足，清美有馀，生平论诗贵“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筠传》），可见其向慕所在，故能运用此种精细之声律，发为清新妍美之作，为声律说试验之成功，增一坚强之证据。沈约称之曰：“二百年来，无此诗也。”（《南史·谢朓传》）此非阿好之言，约盖矜其声律之发明，而又自愧才弱，不能卓然创为新体诗，有谢朓之作出，始足为己说张目，而杜反对者之口，故心悦诚服，情见乎辞。所谓“二百年来无此诗”者，非仅贵其高，实亦贵其新也。朓诗既出，“为后进士子之所嗟慕”（《诗品》中）。梁刘孝绰有重名，无所与让，惟服谢朓，常以谢诗置几案间，动静辄讽味。（《颜氏家训·文章篇》）其见重于世如此。自谢、鲍以降，至此又一变矣。
萧梁之时，鲍照、谢朓并为时人所尊，故梁陈之际，五言诗之发展，有两种趋势。一则承鲍照之风，仿效吴歌，受其影响，日臻于轻蒨婉媚；一则承谢朓之风，重声律，工对偶，篇幅简短（八句或四句），开唐代律诗绝句之先河。梁武帝父子为前者之代表，何逊、阴铿则后者之冠冕也。梁武帝及其子简文帝、元帝，皆喜仿吴歌，昭明太子独少此类作品，盖好尚微有不同。故昭明太子撰《文选》，不取《子夜》、《欢闻》等民歌及王献之《桃叶歌》、孙绰《碧玉歌》诸作；而简文帝命徐陵编《玉台新咏》，均以入选。鲍照、惠休以来重民歌之风气，至简文而大盛，由此遂产生所谓“宫体”之诗。何逊、阴铿所作八句之诗，已有极似唐律者。杜甫称李白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又自述云：“颇学阴何苦用心。”唐人深受阴、何之影响可见矣。
综观此三百年之诗，谢灵运融合玄释、模写山水，鲍照仿吴歌，谢朓用声律，均能吸收新成分，故免于陈腐，开创风气。萧子显谓：“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此诚文学演化不易之则。惟所谓新者，乃渐渐蜕化，非尽弃故常，且重在质，不重在形，质苟新矣，纵用同一体裁，其貌自异。故谢灵运、鲍照、谢朓之作，虽新质日增，而体制仍循五言之旧。然正因其各有新成分之故，是以诸人之诗，又风格互殊，如朱蓝各妍，甘咸别味。至于因重声律而渐流为唐代之律诗，此种变革，亦出于自然之演化，非有一二人矜心作意于其间。此均治中国文学史者所应致意者也。
（1942年6月4日《益世报·文史副刊》第8期。收入《诗词散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