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赋笺
一班固《两都赋》
前人论班固《两都赋》者，多注重其文学上之价值，而忽略其政治上之意义。东汉初年，对于建都问题，盖颇有争议。西汉都长安，历二百馀载，光武中兴，承继先业，似应仍都长安。惟光武用兵，本以河北为根据，且建武元年即帝位时，更始据长安，旋为赤眉所破，关中云扰，不能西迁，故建都洛阳。及统一宇内，时人意见，似多认为宜迁都长安。（《后汉书》卷六六《陈元传》载，建武初陈元上疏曰：“若先帝所行而后主必行者，则陛下不当都山东也。”虽陈元上疏意在争立《左传》博士，非论建都，然就此二语观之，可见当时人意见认为光武都洛阳为不遵祖制。）建武十八年二月，帝西巡狩；三月，至长安，祠高庙，有事十一陵；次年，诏复函谷关，作大驾宫，修理长安城门及各离宫。（《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卷一一○上《文苑·杜笃传》。）“是时山东（按，汉人言“山东”，有指太行山以东者，有指陕山以东者，说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五《山东山西》条。此处“山东”盖谓陕山以东）翕然狐疑，意圣朝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杜笃《论都赋》语，见《后汉书》本传。）可见建都一事在当时颇成问题，因光武之西巡及诏修长安宫观城门，山东人遂恐帝有移都之意。主张建都长安者可以杜笃为代表。杜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于光武西巡修复长安之后，乃上奏《论都赋》。（《后汉书·杜笃传》叙笃上奏《论都赋》于撰《吴汉诔》辞之后。按《吴汉传》，汉卒于建武二十年，则杜笃上赋论都，盖亦在其时，正当光武西巡之后也。）文中假客之言，谓洛邑渟瀯 ，不足以居万乘，而盛称长安之美，谓国家亦不忘乎西都，特未暇即迁也。讽谕之体，措辞委婉。当时希望都长安者，必不乏人。就国家大计论，亦极合理，故杜笃此赋既出，“耆老闻者皆动怀土之心，莫不眷然，伫立西望”。（《后汉书》卷一六○《循吏王景传》）惟光武乃南阳蔡阳人，其功臣亲贵亦多南阳一带之人，南阳在关东，距洛阳近，而距长安远，故光武及其左右均愿都洛阳。（《后汉书》卷六六《郑兴传》谓更始诸将皆山东人，咸劝都洛阳，兴说更始，始西迁长安。光武及其左右亲贵盖与更始诸将同一心理。）迁都之事，虽有主张者，终不见采用。至明帝时，建都问题之争议，似犹未已。《文选》班固《两都赋序》曰：“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耀，折以今之法度。”《后汉书》卷七○《班固传》言，固“自为郎后，遂见亲近，乃上《两都赋》”。班固为郎，在明帝时，则《两都赋》应为明帝时之作。（《文选·两都赋》题下李善注：“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阳，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阳，故上此词以谏，和帝大悦也。”何焯、陈景云并谓《两都赋》作于明帝时，注谓和帝误。胡克家《考异》则谓此一节非李善注。）明帝时，西土耆旧，犹望移都，盛称长安，而陋雒邑，而明帝及诸权贵则不愿移都，班固逢迎帝意，奏上此赋，拥护都雒之主张。班固作赋论都，虽意在扬东抑西，而后之读者，反觉《西都赋》更精彩，盖以建都条件论，长安实优于洛阳，虽以班氏之巧于文辞，亦难以尽掩事实也。
建都一事，因时制宜，固不必尽遵祖宗旧制，而就国防论，东汉之都洛阳，实为失策。盖汉代外患，在西北两方而不在东方。西汉建都长安，雄踞关中，故能北逐匈奴，西通西域，征服叛羌，拓地数千里。光武都洛，重心东移，关中陇右，变为边地，故羌人遂乘虚寇扰，自安帝至于汉末，叛变相仍，为患甚烈。其大举者凡三次。安帝永初中，西羌入寇，陆梁于三辅，恣睢于北地，东犯赵、魏，南入汉、蜀，朝廷移西河四郡之人杂寓关中，用兵十余年乃平之。“军旅之费用二百四十馀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后汉书》卷一一七《西羌传》）及顺帝永和中，羌人复寇陇西，掠关中，其势甚盛，用兵七年，费八十馀亿，始克平定。〔按，此次羌叛，始于顺帝永和三年（138），至冲帝永嘉元年（145）始平，历时七年，故《后汉书》卷九五《段颎传》载颎论平叛羌事，谓“永和之末，复经七年”，而《西羌传》谓“十馀年”，误。〕桓帝延熹中，羌复叛，段颎讨平之，用兵十年，费用四十四亿。百年之内，羌祸屡兴，国家元气，因之大损，“寇敌略定，汉祚亦衰。”（《后汉书·西羌传论》）若建都长安，重心在西，国防巩固，羌人为患，当不至若斯之甚。班固亲撰《汉书》，熟于西汉史事，汉代国防，偏重西北，班氏不应不知，徒以迎合皇帝之意，论都遂推重洛阳，故《两都赋》文采虽优，实不免曲学阿世之讥。章帝时，王景亦附和朝廷意旨，作《金人论》，颂雒邑之美，天人之符，于是由徐州刺史擢升庐江太守。（《后汉书·循吏王景传》：“建初七年，迁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笃上论迁都，欲令车驾迁还长安，耆老闻者皆动怀土之心，莫不眷然，伫立西望，景以宫庙已立，恐人情疑惑，会时有神雀诸瑞，乃作《金人论》，颂雒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采。明年，迁庐江太守。”）班固《两都赋》盖亦王景《金人论》之类，所以为希世取宠之具也。张衡作《二京赋》，意在讽当时王侯之逾侈，以文学体制论，班创张因，稍逊一筹，若以作赋动机论，则张为胜矣。
梁元帝时，亦有建都问题之争议，其情形与东汉初同，可以比观。《南史》卷三四《周弘正传》载其事曰：
及侯景平……时朝议迁都。
但元帝再临荆陕，前后二十馀年，情所安恋，不欲归建邺，兼故府臣僚皆楚人，并欲即都江陵，云：“建康盖是旧都，凋荒已极，且王气已尽，兼与北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无所及，且臣等又闻荆南有天子气，今其应矣。”元帝无去意。
时尚书左仆射王褒及弘正咸侍，帝顾曰：“卿意何如？”褒等以帝猜忌，弗敢众中公言，唯唯而已。
褒后因清间，密谏还丹阳甚切，帝虽纳之，色不悦。
及明日，众中谓褒曰：“卿昨劝还建邺，不为无理，吾昨夜思之，犹怀疑惑。”褒知不引纳，乃止。
他日，弘正乃正色谏，至于再三，曰：“若如士大夫，唯圣王所都，本无定处，至如黔首，未见入建邺城，便谓未是天子，犹列国诸王。
今日赴百姓之心，不可不归建邺。”当时颇相酬许。
弘正退后，黄罗汉、宗懔乃言：“弘正、王褒并东人，仰劝东下，非为国计。”
弘正窃知其言，他日乃复上前面折二人曰：“若东人劝下东，谓之私计，西人劝住西，亦是私计不？”众人默然。
而人情并劝迁都，上又曾以后堂大集文武，其预会者四五百人，帝欲遍试人情，曰：“劝吾去者左袒。”于是左袒者过半。
武昌太守朱买臣，上旧左右而阉人也，颇有干用，故上擢之，及是，劝上迁，曰：“买臣家在荆州，岂不愿官长住，但恐是买臣富贵，非官富贵邪。”
上深感其言，卒不能用。（《陈书》卷二四《周弘正传》亦记此事，不及《南史》之详。）
以正理论，元帝平侯景之后，应还都建康，徒以元帝发祥于荆陕，而其左右亲贵亦多楚人，图其私便，不欲迁都。周弘正、王褒虽知帝隐衷，犹力主都建康之议，其持正不阿，亦杜笃之伦，与班固、王景异趣矣。
二王粲《登楼赋》
《登楼赋》为王粲名篇，魏文帝称之曰：“虽张、蔡不过。”（《典论·论文》）此赋传诵千载。人人知其为怀乡之作，然其中尚有不遇之慨。兹按其身世，粗加阐发。
《三国志》卷二一《王粲传》：“年十七，司徒辟，诏除黄门侍郎，以西京扰乱，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刘表。”王粲十七岁，当汉献帝初平四年（193）。是岁王粲自长安赴荆州依刘表，至建安十三年（208）曹操破荆州，凡十五年，皆在荆州。汉荆州刺史治汉寿（《续汉书·郡国志》），刘表为荆州，则居襄阳。（《三国志》卷六《刘表传》云：“代王睿为荆州刺史，是时山东兵起，表亦合军襄阳。”又云：“太祖军到襄阳，琮举州降。”可见刘表父子均居襄阳。《水经注》沔水注云：“水南有层台，号曰景升台，盖刘表治襄阳之所筑也。”亦刘表居襄阳之证。）王粲依刘时，即居襄阳，《太平御览》卷一八○引《襄沔记》曰：“王粲宅在襄阳，井犹存。”而《登楼赋》则在当阳所作。《文选·登楼赋》李善注引盛弘之《荆州记》曰：“当阳县城楼，王仲宣登之而作赋。”（胡氏重刻宋淳熙本《文选》作“当阳县”，《四部丛刊》影宋本六臣注《文选》作“富阳县”，按富阳乃当阳之误。）五臣注谓“楼谓江陵城楼”，非是。《登楼赋》云：“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又云：“北弥陶牧，西接昭丘。”又云：“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皆与当阳地望相合，当阳正在荆山之南，而为漳沮两水所经流也。王粲盖偶游当阳，登楼有感，遂作斯赋。
刘表曾从王粲祖父畅受学（《后汉书》卷八六《王畅传》），与粲家有世谊，故粲往依之。刘表名在八俊之列，亦通经术，且宏奖儒学，招宋衷等改定《五经》章句，谓之“后定”，其于王粲，纵不能如中郎之倒屣，亦应有相当之赏遇，而实则王粲在荆州甚不得志。《三国志·王粲传》曰：“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脱，不甚重也。”《三国志》卷二八《钟会传》注引《博物记》曰：“初，王粲与族兄凯俱避地荆州，刘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凯有风貌，乃以妻凯。”可见刘表之遇王粲甚薄。《文选》曹植《王仲宣诔》谓粲“翕然凤举，远窜荆蛮。……潜处蓬室，不干势权”。亦可见粲在荆州不得意。王粲既不为刘表所知，而表坐谈西伯，又非能成大事者，粲盖有择木而栖之意。时曹操在中原挟天子以令诸侯，平灭群雄，建安九年，克袁氏，定河北，其势益盛，粲心中殆已向往曹操。《登楼赋》云：“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十二年为纪，粲于初平四年（193）南徙荆州，至建安十年（205）恰十二年，既云“逾纪”，则此赋之作当在建安十一二年间，正当曹操平定袁氏之后。赋云：“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盖有希望曹操南定荆州、统一宇内之意。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刘表卒，子琮嗣，粲劝琮迎降，操辟粲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操置酒汉滨，粲奉觞贺曰：“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明公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三国志·王粲传》）所言虽系事实，然亦足见王粲怨刘慕曹之意，此意在《登楼赋》中已有暗示矣。故“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不仅抒怀乡之感，言外似怨刘表之薄己，“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荆山亦喻刘表，（《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四集祝文白先生《文选六臣注订讹》王粲《登楼赋》“蔽荆山之高岑”条下曰：“孔子《龟山操》曰：‘余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以龟山喻季氏。此则以荆山喻刘表。）而篇末所写萧瑟荒寂之境，尤足见其胸怀之抑郁。以此旨求之，则《登楼赋》更为沉挚苍凉也。
三潘岳《闲居赋》
潘岳为人，轻躁趋世利，谄事贾谧，每候其出，望尘而拜，而其《闲居赋》则托意恬淡，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故元好问《论诗绝句》曰：“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讥其言行相违也。然余细绎《闲居赋》，觉其自伤仕宦不偶，以偏宕之笔，发愤慨之思，并非真恬淡，与陶潜《归去来辞》之心平气和、超然自远者迥乎不同，修辞立诚，终不可掩，因就此赋，兼考潘岳生平仕宦升沉之迹，而说明其心理，以供读《闲居赋》者知人论世之助焉。
《晋书》卷五五《潘岳传》曰：
征补博士，未召，以母疾辄去官免。
寻为著作郎，转散骑侍郎，迁给事黄门侍郎。
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
谧二十四友，岳为其首。其母数诮之曰：“尔当知足，而乾没不已乎。”而岳终不能改。
既仕宦不达，乃作《闲居赋》。
撰《晋书·潘岳传》者推测岳作《闲居赋》之动机，是由于“仕宦不达”，所见甚是，而叙岳作《闲居赋》在为散骑侍郎谄事贾谧之后，则误。岳作《闲居赋》应在征补博士未召以母疾辄去官免之时，其《闲居赋序》叙述甚明。序曰：
仆少窃乡曲之誉，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鲁武公其人也。
举秀才，为郎，逮事世祖武皇帝，为河阳、怀令，尚书郎，廷尉平。
（本传作“廷尉评”，误，兹从《文选》。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九《闲居赋校误》条谓：“《文选》评作平是。”）今天子谅闇之际，领太傅主簿，府主诛，（本传“府”下脱“主”字，从《文选》增。）除名为民。
俄而复官，除长安令、迁博士，未召拜，亲疾辄去官免。
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
虽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时，拙者可以绝意乎宠荣之事矣。
……乃作《闲居赋》，以歌事遂情焉。
潘岳自叙仕宦之迹，至迁博士，未召拜，亲疾辄去官免而止，其下即总述曰：“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李善注：“八徙官，谓举秀才为郎、河阳令、怀令、尚书郎、廷尉平、领太傅主簿、长安令、迁博士也。”可见其作《闲居赋》时尚未为著作郎及散骑侍郎。潘岳弱冠出仕，为司空掾，（《文选》潘岳《籍田赋》注引臧荣绪《晋书》：“泰始四年正月丁亥，世祖初籍于千亩，司空掾潘岳作《籍田颂》也。”按，泰始四年潘岳二十二岁。）至咸宁四年，三十二岁，尚为太尉掾（《文选》潘岳《秋兴赋》），十载之中，栖迟两府，已为不遇。后出为河阳令，时尚书仆射山涛领吏部，王济、裴楷等并为帝所亲遇，岳郁郁不得志，乃题阁道为谣曰：“阁道东，有大牛，王济鞅，裴楷鞧 ，和峤刺促不得休。”以讥涛等。（事见《晋书·潘岳传》。《世说·政事》篇亦载此事，谣辞小异，未言潘岳作，只言“有署阁柱曰”云云，又曰：“或云潘尼作之。”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则谓：“岳密为作谣。”唐修《晋书》，盖采王隐之说。以情理推之，岳作之说为是。《晋书》卷五五《潘尼传》谓尼：“性静退不竞，惟以勤学著述为事。”似不至多事作谣，以刺讥当路也。）其后入仕中朝，复宰外县，迄乎知命之年，官仍不过博士，而未召拜，又以亲疾辄去官免。以岳之热中，而蹭蹬如此，宜乎自叹拙宦，及谄事贾谧，擢居黄散清华之职，（百衲本《廿四史》影宋刊本《晋书·潘岳传》：“寻为著作郎，转散骑侍郎，迁给事黄门侍郎。”汲古阁本《晋书·潘岳传》同，惟于“迁给事黄门侍郎”句下注云：“诸本俱缺七字。”按，潘岳仕终黄门侍郎，《世说新语·文学》篇“乐令善于清言”条刘注引《晋阳秋》、《诗品》、《水经注》洛水注均言之，宋本汲古阁本《晋书》不误，诸本误脱“迁给事黄门侍郎”七字也。《初学记》一二引《斋职仪》曰：“晋置给事黄门侍郎，与侍中俱管门下众事，与散骑常侍并清华，代谓之黄散。”又称散骑侍郎：“晋初此官选望甚重，与侍中不异。”可见黄散在晋初均清要之职也。）则无须复怀仕宦不达之慨矣。故《闲居赋》绝非作于谄事贾谧为散骑侍郎之后也。
潘岳《闲居赋》序曰“知命之年”，可见其作此赋时年五十岁，当晋惠帝元康六年。《文选》卷二四有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诗》一首，同卷陆机《答贾长渊诗序》曰：“元康六年，入为尚书郎，鲁公赠诗一篇，作此诗答之。”（长渊乃贾谧之字，袭贾充爵为鲁公。）则岳代贾谧《赠陆机诗》亦元康六年作。岳是年虽“退而闲居，于洛之涘”，“筑室种树，逍遥自得”（《闲居赋》及序中语），而同时已与贾谧往还，贾谧为贾后之侄，在元康时权倾人主，潘岳自伤拙宦，欲谋速进，则贾谧之门，固求官之捷径也。
潘岳之附贾谧，尚别有渊源。盖谧之祖贾充为太尉时，岳为太尉掾，可谓贾氏之故吏。《晋书·潘岳传》谓：“谧二十四友，岳为其首。”（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二一谓二十四友姓名具《贾谧传》，以石崇为首，与《岳传》不同。按，《谧传》二十四友姓名，首石崇，次欧阳建，次潘岳，总之，潘岳在二十四友中必居重要地位。）岳所以独见重于贾谧者，固由于其才华之美，而其与贾充之旧谊，亦不无关系。潘岳于泰始四年已为司空掾，其被辟当在泰始四年之前，其时为司空者乃荀顗 ，贾充为司空在泰始九年郑袤卒之后，而其为太尉则在咸宁二年（均见《晋书》卷三《武帝纪》），潘岳自谓“再升上宰朝”（《文选》潘岳《河阳县作诗》），盖初为司空掾，后为太尉掾，其府主初为荀顗 ，后则贾充，而《闲居赋》谓：“所奉之主，即太宰鲁武公其人也。”（贾充封鲁郡公，谥曰武。）独举贾充，不言荀顗 ，盖岳闲居作赋之时，已怀趋附贾谧之意，故特著己与“太宰鲁武公”之旧谊，以为交欢之地，用心甚巧，孰谓其拙哉。岳母诮其乾没不已，（“乾没”二字乃徼幸之意，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三二及郝懿行《晋宋书故》。）诚能窥其深心，可谓知子莫若母者矣。
以上就《闲居赋》研究潘岳热中躁进之心理，尚有《悼亡诗》亦可以附论。潘岳《悼亡诗》三首，乃伤悼其妻杨氏之作。《文选》潘岳《杨仲武诔序》曰：“子之姑，余之伉俪焉，往岁卒于德宫里。丧服周次，绸缪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款诚之至也。不幸短命，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卒。”诔曰：“德宫之艰，同次外寝，惟我与尔，对筵接枕。自时迄今，曾未盈稔，姑侄继陨，何痛斯甚。”潘岳之妻，乃杨肇女（《文选》潘岳《怀旧赋序》），而杨仲武则肇之孙，故与岳妻为姑侄。据以上所引《杨仲武诔序》及《诔》，则岳妻之殁，在杨仲武卒前一年，距仲武之卒，犹未盈稔。杨仲武卒于元康九年五月，则岳妻之卒当在元康八年秋或冬，据《悼亡诗》考之，应在冬日，是年潘岳五十二岁。《悼亡诗》第一首云：“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又云：“春风缘隟来，晨霤承檐滴。”则作于元康九年春；第二首云：“清商应秋至，溽暑随节阑。”则作于是年秋；第三首云：“念此如昨日，谁知已卒岁。”则是年冬日作，此时距岳妻之卒已一年，故有“亹亹期月周，戚戚弥相愍”之句也。元康六年，潘岳闲居作赋，自伤不遇，不久即依附贾谧，渐致通显。元康八九年间，岳盖已为散骑侍郎或黄门侍郎，颇为得意，故《悼亡诗》中一则云：“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回心返初役。”再则云：“改服从朝政，哀心寄私制。”又云：“投心遵朝命，挥涕强就车。”屡言朝命朝政，以自解其私哀，则乐慕仕宦之心，情见乎辞矣。
四曹植《洛神赋》
曹植《洛神赋》，惊采绝艳，传诵百代，后人玩其华藻，辄思探其微旨，最通行者有感甄之说。清胡克家重刻宋淳熙尤延之本《文选·洛神赋》李善注引记曰：
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
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赍植。
植还度轘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岂常辞能具，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发，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尔。”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珮，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
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
所记情节艳异，颇为世人所喜称道，然细按之，实多可疑。兹先考其来源。胡克家《考异》曰：“此二百七字，袁本茶陵本无，按二本是也。此因世传小说有《感甄记》，或以载于简中，而尤延之误取之耳。何（按，“何”谓何焯）尝驳此说之妄，今据袁本茶陵本考之，盖实非善注。又按后注中：‘此言微感甄后之情。’当亦有误字也。”按胡说甚确，《四部丛刊》影宋刊本六臣注《文选》亦无此一段，可见此实后人附入，非李善原注。再以年岁考之。据《魏志》卷五《甄后传》裴松之注引《魏书》，甄后生于汉灵帝光和五年（182）至献帝建安九年（204）曹操取邺时，年二十三；曹植生于汉献帝初平三年（192），是年甫十三岁，无因欲求此十年以长之妇，若云甄后未嫁袁熙以前曹植尝欲得之，则熙于建安四年出牧幽州，甄年十八，或已嫁熙，前此一年，曹植甫七岁，七岁童子，即知求妇，尤不近情理。（以上朱绪曾说，见所著《曹集考异》卷三。）且文帝猜忌曹植，屡加罪谪，焉肯留宴从容，以甄后遗枕相赐。（以上何焯说，见《义门读书记》。）故《感甄》之说，实属无稽，六朝人未有道之者。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韵诗》云：“思王赋《感甄》。”李商隐《无题诗》云：“宓妃留枕魏王才。”始用感甄之事。姚宽《西溪丛话》谓，裴铏《传奇》载《感甄赋》之因，文字浅俗不可信。可见感甄之事出于唐人小说，乃好事者为之，姚宽不云李善注，则姚所见李注无此记也。（说本朱绪曾《曹集考异》卷三《洛神赋》注）
感甄之说，既不可信，《洛神赋》究竟有无寓意，如有寓意，当如何探索之。（何焯《义门读书记》谓：“植既不得于君，因济洛川作为此赋，托辞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亦纯系揣测，无有佐证。）
以余之愚见，假定《洛神赋》有寓意，吾人欲加以探求，须先考定《洛神赋》撰作之年月，然后研讨此时曹植之境遇如何，有何人何事感触其心，使有难言之隐，而托于美人香草之篇。
曹植《洛神赋序》曰：“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明言此赋为黄初三年所作。然细按之，黄初三年曹植并无朝京师之事，李善已辨明之。《文选·洛神赋》“余从京域，言归东藩”句下李注曰：“《魏志》曰：‘黄初三年，立植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其年朝京师。’又《文帝纪》曰：‘黄初三年，行幸许。’又曰：‘四年三月，还洛阳宫。’然京城谓洛阳，东藩即鄄城，《魏志》及诸诗序并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误。”（此下有“一云：‘《魏志》三年不言值朝，盖《魏志》略也。’”胡氏《考异》谓：“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五字，盖亦尤延之误取，或驳善注之记于旁者。”按胡说是，《四部丛刊》影六臣注《文选》李注亦无此十五字。）兹再以曹植文证之。曹植《谢初封安乡侯表》云：“臣抱病即道，忧慌恐怖，即日于延津（《文选》曹植《责躬诗》注作“得至延津”）受安乡侯印绶。”（《艺文类聚》卷五一）是黄初二年植为灌均所劾之后，贬爵安乡侯，故云“抱病即道”也。（《文选》曹植《责躬诗》李注引《植集·求出猎表》云：“臣自招罪衅，徙居京师，戴罪南宫。”又引《求习业表》云：“虽免大诛，得归本国。”李注又曰：“《植集》曰，植抱罪徙居京师，后归本国，而《魏志》不载，盖《魏志》略也。”朱绪曾作《曹植年谱》谓：“据此，知子建得罪居京师，后免罪归临淄，至延津受安乡侯印绶也。”）黄初四年，植上《责躬应诏诗表》曰：“臣自抱衅归藩，刻肌刻骨。……前奉诏书，臣等绝朝，心离志绝，自分黄耇无复执珪之望。不图圣诏，猥垂齿召，至止之日，驰心辇毂。”（《三国志》卷一九《曹植传》、《文选》）“抱衅归藩”即指黄初二年徙封安乡之事，盖当时文帝曾有诏绝其朝请，故云：“前奉诏书，臣等绝朝。”至四年始召其来朝，故云：“不图圣诏，猥垂齿召。”若三年有来朝之事，则与此表所言不合矣。又按《三国志》卷二《文帝纪》，帝自黄初三年正月庚午行幸许昌，四年三月始自宛还洛阳。黄初三年正月丙寅朔，则庚午为初五日。文帝于黄初三年正月初五日即离洛阳幸许昌，则曹植如于三年朝京师，自必在正月初五日之前，而《洛神赋》有“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之语，应为秋日之作，以魏朝待藩王法令之严峻，曹子建如于正月初来朝，逗留京师，半载始归，尤不合情理。故黄初三年曹植绝无来朝京师之事，序文“三年”之“三”，必为误字也。（何焯《义门读书记》曰：“按《魏志》，丕以延康元年十月二十九日禅代，十一月遽改元黄初，陈思实以四年朝洛阳，而赋云三年者，不欲亟夺汉年，犹之发丧悲哭之志也。”按何说殊牵强，曹植安敢擅改正朔乎？朱绪曾《曹集考异》卷三《洛神赋》注谓“黄初三年”不误，其证曰：“《宋书·礼志》云：‘黄初三年，始奉玺朝会。’盖禅位以来，是年首行元会之礼，其礼自公侯以下执贽来庭，子建实以三年朝京师也。”按，黄初三年纵有元会，亦不能据此谓曹植即来朝贺。《宋书·礼志》谓：“魏制，藩王不得朝觐，有朝者皆由特恩。”曹植于黄初二年得罪贬爵，形同禁锢，苟非文帝特召，纵有元会，亦不能来朝。故朱氏之说，不能成立。）
黄初三年曹植无朝京师之事，既已证明矣，序文“三年”之“三”，必为误字，然则当为何字之误乎？考黄初七年之中，元年，曹植与诸侯并就国，二年，为灌均所弹劾，虽曾至京师待罪（参见上节），然不得谓之来朝，三年、五年、六年、七年，均无朝京师之事。黄初中曹植朝京师只有四年一次。《魏志·曹植传》明言之曰：“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师。”《文选》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李善注引集曰：“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毒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亦记四年朝京师之事。文帝于四年三月自宛还洛阳，故植等于五月来朝。（今本《曹植集·赠白马王彪诗序》作“黄初四年正月”，误，应从《文选》注引“五月”为是，盖是年正月文帝尚未归洛阳也。黄晦闻先生《曹子建诗注》亦谓“五月”为是。）据此，可知《洛神赋序》“黄初三年”之“三”字应为“四”字之误。此赋之作，盖与《赠白马王彪诗》同时，皆在黄初四年七月由洛京归藩时作。
《洛神赋》与《赠白马王彪诗》所记由洛京东归途径相同，亦可证两篇为同时之作。《洛神赋》曰：
余从京域，言归东藩，背伊阙，越轘辕，经通谷，陵景山。
《赠白马王彪诗》曰：
谒帝承明庐，逝将归旧疆。清晨发皇邑，日夕过首阳。
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泛舟越洪涛，怨彼东路长。
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太谷何寥廓，山树郁苍苍。
霖雨泥我途，流潦浩纵横。中逵绝无轨，改辙登高岗。
修坂造云日，我马玄以黄。
两篇记行途所经之山谷，有伊阙、轘辕、太谷（即通谷）、景山、首阳山。按，伊阙山在洛阳南约三十里，轘辕山在偃师东南，接巩、登封二县界，太谷在洛阳东南约五十里。（《文选》张衡《东京赋》：“太谷通其前。”薛综注：“太谷在辅氏北、洛阳西也。《洛阳记》曰：‘太谷，洛城南五十里，旧名通谷。’”又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李注：“薛综《东都赋注》曰：‘太谷在洛阳西南。’”《太平寰宇记》洛阳县：“太谷在县东五里。”钺按，“五里”疑“五十里”之误，盖五里距洛阳太近，与他书所记者不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八谓太谷在洛阳东南，初平二年，孙坚讨董卓，进军太谷，距洛阳九十里，坚盖军于洛阳县界。钺按，太谷盖在洛阳南部一带，绵延颇长，故古人有谓其在洛阳南者，有谓其在洛阳西或西南者，有谓其在洛阳东或东南者，《洛神赋》及《赠白马王彪诗》两篇所言之太谷，应指在洛阳东南者而言也。）景山在偃师南约二十里，首阳山在偃师西北约二十里，接孟津界。（以上诸山谷所在，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八及许鸿磐《许氏方舆考证》卷三○。）曹植盖自洛阳东行，经首阳山，渡伊洛，复经太谷、景山、轘辕诸地，伊阙因在洛阳正南，非行途所经，故曰“背伊阙”。《洛神赋》与《赠白马王彪诗》所记行途，虽详略不同，而正相符合，兹为图表明于下：（轘辕在通谷与景山之东，赋文所以先言轘辕而后言通谷、景山者，以叶韵之故。）
朱绪曾拘于太谷在洛阳西南之说，谓首阳山在洛阳东北，而太谷在西南，因此证《赠白马王彪诗》与《洛神赋》所述东归途径不同，非同时之作（《曹集考异》卷三），为说未免稍疏矣。
至于《洛神赋序》“四”字所以误为“三”字之故，亦可得而说。汉人书“四”字，仍有作“亖”者。《新中尚方钟》、《新有善铜竟》、《名铜竟》、《尚方竟》、《朱氏竟》、《王氏竟》诸器铭文，“四”字皆作“亖 ”。（容庚《金文续编》）曹植《洛神赋序》“黄初四年”，可能写作“亖 年”，后经传写，遂讹为“三年”矣。古人文辞传抄，数目字最易致误。《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六引曹植《慰情赋序》：“黄初八年正月。”按黄初七年五月文帝崩，次年为明帝太和元年，黄初无八年，然则《慰情赋序》“黄初八年”之“八”，亦误字也。
《洛神赋》撰作之年月既定，则可进而探索其寓意。魏文帝天性忌刻，待诸弟恩谊甚薄。曹植以才慧见宠于曹操，几为太子，尤深为文帝所忌。黄初二年，灌均希旨劾植，帝以太后之故，未加植重罪，仅贬为安乡侯。《世说新语·文学篇》谓魏文帝令曹植七步中成诗，不成者行大法，植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唐李氏《独异志》谓文帝欲害植，而顾忌太后，召植游华林园，饮酒酣醉，密遣左右缢杀植，使者以弓弦三缢，不死，弦绝，植觉，因而获免。所言虽未必尽为事实，要之文帝蓄憾于植可知也。文帝于诸弟之中最忌者，除曹植外，则为任城王彰。盖植之文才，彰之武略，均负声望也。曹操病危时，驿召彰，未至而操殁。彰至，谓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见袁氏兄弟乎。”彰乃止。（事见《魏志》卷一九《任城王彰》传及裴注所引《魏略》）此事殆尤为文帝所恨。黄初四年，彰来朝，卒于京师。《三国志·任城王彰传》仅言“疾薨于邸”，裴注引《魏氏春秋》曰：“初，彰问尔绶，将有异志，故来朝不即得见，彰忿怒暴薨。”亦言之不详。《世说新语·尤悔篇》曰：“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阁共围棋，并噉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彰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后欲害东阿，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按，此时曹植尚未封东阿王，此乃后人追记之辞，不必拘泥。）则曹彰乃为文帝毒毙，而曹植亦几乎不免。曹植是年本与任城、白马二王俱朝京师，任城竟为文帝毒毙，曹植既有忧生之嗟，复怀友于之痛，归藩之际，感怆万端，已为诗以赠白马王彪，则《洛神赋》者，殆哀任城王彰而发欤？
任城王之薨，曹植曾为作诔（见《艺文类聚》卷四五），此盖公开示众之作，故仅抒伤悼之情，未便深言隐曲。其《赠白马王彪诗》有哀任城之言曰：“太息将何为，天命与我违。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孤魂翔故域，（《文选》“域”作“城”，《三国志·曹植传》裴注引《魏氏春秋》作“域”，今从之。）灵柩寄京师。存者忽复过，亡没身自衰。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唶令心悲。”意极恸伤，而辞则蕴藉。盖白马生离之悲，可以明说，而任城死别之痛，难以显言，然中怀凄怆，弗能自已，故复作《洛神赋》，假《骚》、《辩》之体，迷离之辞，以发其沉悲。任城与曹植为同母兄弟，平日盖友爱甚笃，曹操殁时，任城欲拥立曹植，植虽以大义止之，亦必心感其意，任城卒以此事见忌于文帝以丧其生，则植尤为不安于心。赋中盛写洛神之美，以见任城之英姿卓荦、超凡逸群也；其曰：“抗琼珶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言任城抒诚于己，密谋拥戴也；其曰：“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言己以大义止之也；其曰：“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则伤任城暴卒，从此生死殊途也；其曰：“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则谓任城终始向己，不以生死易志也。此赋虽假宓妃之神话，效宋玉之微辞，其意境幽渺迷离，比兴寄托，在不即不离之间，而其感怆之旨，亦未尝不可寻绎焉。（曹植《情诗》：“微阴翳阳景，清风飘我衣。游鱼潜渌水，翔鸟薄天飞。眇眇客行士，遥役不得归。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游者叹《黍离》，处者歌《式微》。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黄晦闻先生《曹子建诗注》谓此诗之作与《赠白马王彪》同时，伤任城王之死也。引《黍离》盖从《韩诗》说，尹吉甫信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子建伤任城被杀，故用伯封作《黍离》之义以写其哀。如黄先生之说，此诗哀任城之死，措辞亦极微隐，可为吾说之旁证。）
以上所言，虽亦仅为一种推测，然就《洛神赋》撰作之年月研求之，此时曹植感触最深者厥为此事，如从他方面寻其微旨，则更漫无凭借矣。或曰：“与曹植同时诸文人如应玚、王粲、陈琳、杨修，均有《神女赋》（见严可均辑《全后汉文》），不过仿古之作，并无深旨，曹植之《洛神赋》，焉知非此类乎？”余谓曹氏兄弟，宏奖辞赋，往往同一题与诸文人并作，如《车渠椀赋》，曹丕、曹植、应玚、王粲、徐幹均作之；《迷迭赋》，曹丕、曹植、应玚、王粲、陈琳均作之。（见严辑《全后汉文》、《全三国文》）然此率皆同时所作，《洛神赋》则不然。应玚、王粲、陈琳、杨修皆卒于汉建安中，而《洛神赋》则作于魏黄初时，与应、王、陈、杨诸人之赋显非同类。且应、王、陈、杨之《神女赋》，辞意平浅，不及曹作之精彩，此固因曹植天才之高，亦由于别有感触，故寄慨深至，而在黄初四年秋作《洛神赋》之时，最触动曹植心情者，即任城王冤死之事，故余有此臆测也。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7卷，1947年9月。第一、二部分收入《冰茧庵丛稿》，第三部分收入《读史存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