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与《玉台新咏》
梁昭明太子撰《文选》三十卷，简文帝居东宫时，命徐陵编《玉台新咏》十卷。两书虽仅诗文选本，而昭明与简文兄弟二人文学见解之不同，可于此征之。
吴歌西曲，自晋宋以来，盛行朝野。士大夫好其声辞，多效其体，孙绰作《碧玉歌》，王献之作《桃叶歌》，鲍照、惠休并扬其波，谢朓、沈约等亦喜作四句小诗。昭明盖以其为郑卫之音，故《文选》中摒弃不录，而《玉台新咏》则均以入选，此两书标准高下之殊也。《文选》不录生存人之作。昭明新撰序中，虽未明言此意，然可推究而知。按，昭明生于齐和帝中兴元年（501），卒于梁武帝大通三年（531），年三十一岁。《文选》中所录诸梁人，如范云卒于武帝天监二年（503），江淹、王巾卒于天监四年（505），任昉、丘迟卒于天监七年（508），沈约卒于天监十二年（513），刘峻卒于普通二年（521），徐悱卒于普通五年（524），陆倕卒于普通七年（526），（以上诸人卒年，皆见《梁书》本传，惟徐悱卒年见《徐勉传》，王巾卒年见《文选·头陁寺碑文》李注引《姓氏英贤录》。）均卒于昭明太子之前。陆倕与刘孝绰、王筠等皆为昭明所宾礼（《梁书·刘孝绰传》），刘王二人尤被赏接。昭明起乐贤堂，使画工先图孝绰，昭明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独使孝绰集而序之，昭明常与诸文士游宴玄圃，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曰：“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如此。（《梁书·刘孝绰传》及《王筠传》）然《文选》中不录刘王之作，而取陆倕《石阙铭》及《新刻漏铭》，盖撰集《文选》时，刘、王尚存，（刘孝绰卒于大同五年，在昭明卒后八年，王筠卒于简文帝大宝元年，则在昭明卒后十九年矣。）陆倕已卒。倕卒时，昭明二十六岁，由此且可知《文选》编定，在昭明二十六岁之后也。（即大通元年至中大通三年数载之中。）盖其人已往，其文克定，不录生存之作，正见其态度之郑重。《玉台新咏》则不然，当时文人如梁武帝、湘东王绎（即梁元帝）、庾肩吾、王筠、鲍泉、庾信等之作，均加采录。简文帝诗收三十七首，徐陵自作，亦收四首。不无恩怨之见，难免标榜之讥，此两书体例宽严之异也。
自宋齐以来，诗文风气，趋于靡丽。昭明谨严，崇尚雅正，多补偏救弊之心；简文通脱，爱好新艳，有推波助澜之意。观《文选》与《玉台新咏》两书标准体例之不同，盖已略可考见。更进而求之。昭明《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云：“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昭明论文，贵“文质彬彬”，欲以矫当时浮丽之弊。其撰《文选》，明树选择准的曰：“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事出于沉思者，有其实也。义归乎翰藻者，有其文也。陶渊明高情逸致，不以华靡见长，南朝文人，鲜有重之者，昭明独爱其文，搜校编录为《陶渊明集》，且为作序以评之曰：“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推尊渊明如此。南朝文人，重才轻德，已成风气，故多文采足矜，而器识无取。昭明之爱陶文，独能“尚想其德”。又曰：“尝谓有能观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仅重辞采之美，而更重文学之修养。此均昭明卓出之处。史称其仁孝宽和，不蓄声乐，尝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昭明不答，咏左思《招隐诗》曰：“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梁书·昭明太子传》）虽居东宫之尊，而无奢淫之习，盖天性近于德业者。简文为人，虽亦仁厚，然论文则喜轻浮，其诫当阳公大心书曰：“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艺文类聚》二十五）夫为人与作文，表里相应，昭明观渊明之文，而尚想其德，今简文以立身与文章殊为二端，谓“文章且须放荡”。故昭明重雅正，贵文质彬彬，而简文对于时人摹经典之作，则深致不满，《与湘东王书》曰：“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简文之意，盖重新变，徐摛为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简文独爱赏之，春坊尽学其体（《梁书·徐摛传》）。陶渊明《闲情赋》，好色不淫，昭明犹谓为“白璧微瑕”，而简文则喜仿吴歌，多作艳诗，缠绵婉媚，流连哀思，遂开“宫体”之目。兄弟二人文学见解及作风之不同如此。
（1942年6月25日《益世报·文史副刊》第9期。收入《诗词散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