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杜甫诞生纪念
余读本年中国文人诞生纪念表，知今岁为曹植诞生一千八百四十年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二十年纪念。仰思古贤，俯慨今事，怅然有触，援翰写心。
夫汉之建安，唐之开、宝，皆吾国文学盛世。而曹、杜二公，生丁此时，奋其宏才，发为盛藻。后世之尊曹者譬之人伦周孔，尊杜者谓为诗圣、诗史，推许备至，评论已详，无容复赞一辞。余今所欲表彰者，以二公有一相同之功烈，足供百世纪念，而尤为今日诗人所应取法者，即成立新诗体是也。
文学体制，固可更易，然每一新体制之建立，非由三五人师其成见，掉以轻心，遂可劫持其柄而骤底于成也。其始也，必由多人之尝试，历相当之时日，然后有大匠出，运其高才，竭其苦虑，小大精粗，靡不究贯，此新体制始能确定准绳，臻于完美，后之作者，得以遵循，而此大匠之功遂亦尸祝不衰。譬之生息于沃土者，当无忘其先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劳。若曹、杜二公，皆其选矣。
《诗》三百篇率为四言，战国末季而骚赋兴，汉代辞赋大盛，乐府并作，至东汉而有五言诗。（按，近人考五言诗之起源者率定为东汉，传世之所谓西汉五言诗，皆后人依托之作。）然其时作者率为无名之人，且情思简质，艺术未精。至曹植出，始以五言诗名家。其诗起调之佳（如“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用字之巧（如“朱华冒绿池”之“冒”字，“凝霜依玉除”之“依”字）、音节之美（如《薤露行》、《赠白马王彪》等篇）、对偶之工（如“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皆异于汉人。然此犹论其末节也，若论其内质，有言情极沉挚者（如《赠白马王彪》），有说理极透彻者（如“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有含意极温厚者（如《种葛篇》、《蒲生行》、《浮萍篇》）。论其作法，有描写极细腻者（如《名都》、《白马》、《美女》诸篇），有气势极喷薄者（如《鰕䱇篇》），有比兴极蕴藉者（如《七哀》）。皆多方尝试，广辟途轨，以示五言诗之用无所不宜，于是此新诗体始得确立，而能“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焉。（钟嵘《诗品序》语）
隋以前之诗，率用五言，七言虽亦间有，而作者绝少。又此时之作，篇无定句，句无定声。至唐时，则七言之作，抗衡五言，律体之名，别于古体，体制大增矣。然体制初创，未能遽臻成熟，观初唐人所作五古，率仿六朝，七古亦平易少变化，五律、七律则音调时嫌不谐，词意每多浅稚。至杜甫出，于五七言律诗则以人巧夺天工，发神明于规矩，开阖变化，广启法门；于七古则纵横盘曲，惟意所之，长短奇偶，无不兼备；即于五古，亦不为六朝所囿，而叙论时事，长近千言，开前人未有之体。杜甫运用诗体之能力既大，故其诗之内容亦丰。盖唐以前之诗，多是歌诵功德，刻画景物，良朋赠答，客子伤离，至于感时伤事、寄兴深微者，则偶尔有之。杜甫则大之忧时伤乱、惓念民生，小之一己所经、亲友离合以及山水灵光、鸡虫得失，莫不形之吟咏，发为篇章，于质于形，又过于曹植矣。
然二公何以能有此丰功伟绩耶？固由其天才卓越，亦因其忠实于艺术也。曹植曰：“仆尝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与杨德祖书》）杜甫曰“新诗改罢自长吟”，又曰“老去渐于诗律细”，又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此可见其小心缜密，锲而不舍，不敢以轻心掉之也。又二公虽别启新轨，而亦能镕冶故美。钟嵘谓曹植诗源出于《国风》（《诗品》），杜甫自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元稹谓杜诗：“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严羽亦称杜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沧浪诗话》）盖文学之为物，最贵蕴蓄丰融，渊源深远，必善承前人遗产，始能膏沃而光晔。若一切毁弃，自我作祖，卤莽灭裂，妄矜创造，亦适成其为愚惑而已。
自曹植出而五言诗体成立，以迄于隋，数百年沿用之；自杜甫出而五七古律诸体俱成立，以迄于今，千馀年沿用之。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若曹、杜二公，殆真诗中之圣乎！今吾国之新诗，创立十馀年，作者百数，家享敝帚，人握灵珠，而真能广求讥弹，不惮删改，细研诗律（按，此所谓“诗律”，指一切规矩格调而言，非专谓平仄声律），出语惊人者有几？真能好学深思，读破万卷，博采众长，寓创于因者有几？呜呼，大雅不作，坛坫寂寥，千载茫茫，谁继伟业？世有如曹、杜二公者，余馨香祝之。
（1932年2月22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15期。收入《冰茧庵丛稿》）